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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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
　　 几个朋友和亲属在为父亲沐浴、更衣。我把父亲扶起来，他太软了，棱起的肋骨压着我的脸。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一个无从洞悉的所在，恒定的烛火似乎源源不绝。由于来自三秦大地的华贵寿衣尺寸略小，而且有7件之多，反复几次，终于为父亲穿戴整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穿上庄重的唐装，像个陌生而遥远的古人。看来，唐装对一些人来讲，毕生就只穿这么一次。而且，暗红色的绫罗绸缎并不适合父亲，一是质朴的性情，其二在于，父亲实在太瘦了，如今浑身浮肿，宛如被形容词武装起来的富豪，显得夸张。
　　 我试图合拢父亲的嘴巴，抚平他的眼帘。这个工作持续了大约20分钟，但他的眼睛仍然闭合不好，总有一丝光流泻而出。我拍摄了几十张照片，这是远在加拿大的姐姐的一再嘱咐，我必须让她看到眼前的每一个细节。
　　 没有医生来打扰了，他们收走了所有设备和装满各种液体的瓶子，只剩父亲和我，以及窗外逐渐平息的雨声。我想抽烟，母亲说你就不要抽了吧。我点上烟，突然觉得体内有一股大热，冲得我险些倒地，但我稳住了，一口口把烟抽完。发现父亲的头发乱糟糟的，又给他梳头。他的头发一直泡在冷汗里，仍没有干。
　　 殡仪馆来的是一人一车，带来一张铝皮钉制的小担架。目的很清楚，装运均由家属完成。大家张罗着，按本地民俗，我不能直接去抬担架。我把父亲抱起来，他最多只有60斤。在把父亲放进殡丧车的专用铁皮箱时，雨点落在父亲的颧骨，他眯缝着的眼帘仍然泻流着光，比雨点要亮。
　　 我发动汽车，打开远光灯，跟住殡丧车。路线是过解放桥，走汇东大道。这一带，是父亲经常散步的地方。他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骑了40年自行车，退休后每天散步的距离多在4公里左右。现在，他走在同一条路上。斜划的雨滴在路灯下显得异常安静，又被迅疾的车头切开，发出清脆的裂声。
　　 到达殡仪馆的登记处，四周只有雨声。汽车刚一停住，房檐下突然亮起了几盏昏暗的灯，将这座仿古模样的建筑勾勒出来。几个戴着巨大白手套的人，从不同的房子里朝我走来。
　　 眼睛逐渐适应了环境，我才发现这些建筑，类似老式会议室，房间高敞，尽管用了很多塑料花做装饰，但仍然掩饰不住那些泥灰涂抹的天花板上，出现的龟裂细纹。作为全市唯一的市级殡仪馆，体制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塑料花和墙壁的“操作指南”上，在那张足有一丈开阔的办公桌后面，一个睡眼惺忪的小姐打着呵欠。
　　 一个戴眼睛的中年人靠在我肩膀后，向我挥舞巨大的帆布手套：“啊，啊，我想告诉你，尸体可以停放到豪华厅、高档厅，当然了，低档的小厅也可以。”听上去类似卡拉OK的领班在为客人悉心安排。“至于普通的？有倒是有啊！但那是停放无名尸体的大冰柜，那些多半是放了几年的尸体！”他的目光从镜框漫溢出来，刚好与暗淡的路灯相接，使他的镜片上出现了罕见的彩虹。然后，他目无表情地看着我，信心十足，等待我顺着他铺就的台阶，一步步往下走。他的嘴里吐出的道道气浪，在潮湿的空气中划出了一条爬行的白汽。我闻道了一股梨子的味道。
　　 我直接走到了那张夸张的办公桌前，看到侧墙上，挂着一排工作人员的标准照，这个眼镜是停尸组的组长，难怪他那么负责。打呵欠的小姐递给我一块黑色的小木牌，让我写死者的名字。父亲的名字里，有一个“昶”字，眼镜和小姐都不认识，眼镜大声对小姐说，就是“一个永一个日”。小姐把头埋到一个账本里，不断问年龄出生日期死亡时间之类，我只好看着她。因为我已经把父亲的身份证给她了，不知道她是不识字呢，还是要核实我的记忆。她又问：“死者有几个子女？”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抬起头，笑了，充满了深情：“啊，是这样，几个子女就摆几个花圈，豪华的200元一个！”
　　 那几个戴巨大白手套的人散在我四周，没有一个抽烟，也没有一个说话。他们等待着下一步的事情。我点上了烟，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矮个子退下了手套，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个化妆盒，开始给父亲化妆。刮胡须的声音很轻微，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仍然显得刺激。他竟然拿出粉饼，给父亲涂脂抹粉了。我让他停下来，将所做的事情重做一遍，为了对得起300元化妆费，他很听话。
　　 接下来，父亲被安放到塑料蜡烛、塑料植被、纸花环绕的玻璃匣子中，他的眼帘仍是那个样子，让我心惊。我拒绝了那些永恒的花圈，它们已经褪色，仅仅换个名字就可以贴上去的花圈，已经被无数的死者领受过了。
　　 走了出来，坚硬的雨点打在额头，啪啪乱响。耳朵一直在耳鸣，我8天没有休息了。突然，我又闻到了梨子的味道。
　　
　　 三天后出殡，仍是大雨。我来到这个叫“尘梦”的停尸间，打开玻璃匣子，父亲早被冻硬，发现他的几缕头发仍然粘在脸颊，我仔细清理干净后，把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到父亲手心。
　　 根据父亲的愿望，不开追悼会，只举行告别仪式。父亲的遗像，用的是1969年他39岁时拍摄的一张三寸头像放大而成。在原相片的背面，竟然留有我几岁时写的两行字：“我的好爸爸，我错了，请你不要这样！”我已经理不出头绪了，估计是做错了什么事，怕父亲责备，在他上班后，就对着他的照片承认错误。隔一层纸，父亲站立在另一面，不知道他是否原谅了我。他能够辨认我蚯蚓一般的字迹吗？我的两行字，就能让他在纸面微笑吗？他的那双手，曾把我高举起来，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教我游泳，我就站在他肩头练习跳水。我踩住他的胯骨，踩住他的肋骨，才能站上去，但我滑到了，我在大口呛水，父亲一把将我从水底捞起来……
　　 亲友们在焚烧花圈、挽联，少数人在嘤嘤哭泣。由于湿度很大，粗大的香烛在细雨里释放出的浓烟密集而精怪，像亮墨一样在宣纸间漫漶。火化炉有两种，我选的是燃烧温度更高的欧式炉。把父亲放到传送带上，我看到了他手里的那个纸条，被通风道里的强风越吹越长，险些被带走，那些绫罗绸缎翅膀一般打开。铁门切下来，里面传出轰隆隆的声音。
　　 那根烟囱开始冒黑烟，逐渐转淡，白烟在水汽中造型，难以散尽。父亲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他差不多读了10年，他的梦一直在天上。记得父亲在一个回忆片断里写过，空军幼年学校是1939年国民ZF在都江堰蒲阳镇成立的，主要为抗战培养空军预备人才。学校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招收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学生，1939－1945年在四川蒲阳镇招收的学生共6期，约2000人。但好像父亲从没有与同学联系过，也许，时过景迁，就淡了。今年初，父亲来成都治病时，希望他身体好转一些，让我开车送他去蒲阳镇、簇桥（另一校址）看看。揪心的是，这个愿望，在眼皮下竟没有为他实现！
　　 现在，父亲可以动身了。
　　 40分钟后，传送带启动，那个耐火材料铸成的床回来了，在我的跟前停稳，所有声音消失了。我看到了父亲，他已经沉到几十个耐火砖头下的沟槽，只有手骨大体完整，其余部分，均已经散乱了。一个戴口罩的人出现了，他沉闷的声音就像是来自通风道：“骨灰你们就自己拣，因为你们没有买我们的骨灰盒。”我突然觉得很高兴。
　　 我没有用夹子，我和几个叔叔一起，把骨头从沟槽里找回来。骨头仍有相当热度。火焰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与其说是身体燃烧殆尽，不如说是火淘空了自己。骨头白中带黄，父亲的头，父亲的肩胛，父亲的腰，父亲的大腿和脚掌，我依次放到不同的地方。如何粉碎？我用手掰碎骨头，我的手指熏满了卷烟的味道，父亲多半不喜欢，碎裂的骨头在我的指缝里冒起了细微的白烟。骨头总是扎手的，那就耐心一点，一点一点把父亲变小，让他正立着站在汉白玉的骨灰盒里。父亲的死因是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我特别留意那个位置。耐火材料上，除看到一些沙一般的黑色炭化颗粒，再没别的东西。凡人看不透身体，如同凡人看不透生死。所谓“从一个花园到另一个花园”的齐物观，父亲多半是不相信的。他太看重生，而死则是唯一不移的收获。看看嵌在骨灰盒上父亲的肖像，我想把幼时写在他照片后的那句话，再写上去。
　　 记得父亲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一个暴热而安静的深夜，他突然发问：“蓝蓝，你还有什么话给我说？”我说了很多，他听得认真，但没有回答，从此，他没有再说一个字。想到这里，我觉得很累，像雨水泡烂泥土。
　　
　　
　　
　　 2006年9月26日追记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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