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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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憎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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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达时为儒，穷即遁于佛道，说是独善其身，其实是不问世事，或诗酒自娱，或佛道养性，如李白，如王维，如白居易，鲜有历遍官场黑暗，受尽巅沛之苦，依然积极入世，关注社会，忧国忧民，矢志不渝。杜甫似乎是一个例外。
　　
　　杜甫绝对是一个儒者，积极入世，以匡时救世为已任为终生目标。但终其一生只做过一二年的小官，绝大部时间都是一介布衣，半生流离失所，贫穷困顿，别说达，就是想独善其身（养活家人）也困难，总是怀抱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志向。在天宝末年，杜甫十年长安困就写下《兵车行》控诉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日趋严峻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杜甫被俘，身陷长安，仍然关注战事和ZF军的动态，写下了《悲陈陶》《悲青板》等诗，在四处逃亡时期，朝不保夕，惶惶如家之犬，却写下了《三吏》《三别》等杰作，刻下一幅历史的长卷。就算是在成都时期，相对安定，在自己的茅屋被秋风所破，饥寒交迫之际，杜甫想到的还是天下受苦大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一生是真正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论在个人的苦难，还是社会和国家的苦难前，从没有独善其身，总是放眼天下，忧国忧民。先不论诗的价值，光是这种执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品格，就比许多大诗人大文豪要高，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标高。
　　
　　胸襟境界，精神面貌，往往决定作品的格局和格调，人即作品，人决定作品。若论艺术成就，或有数位诗人词人还可和杜甫比肩，如李白。但看内容，论深广度，反映社会人生，历史风云，杜甫的诗是社会和历史的长幅，而其他诗人反映的多是社会和历史的片断，甚至连片断也没有。杜诗如巍巍山脉，如涛涛大江，其他诗人只是山脉中一座座山峰，大江中无数的支流。假若选一个最能代表我国文化的诗人，不论人品还是艺术成就，都是非杜甫莫属。
　　
　　相对杜甫，李白显得太过潇洒，虽然有上青天揽日月之志，但李太白这位谪仙人，高傲得不食人间烟火，其志是为显其才能多过为民为社会，反映现实只是谪仙人求仙问道中，偶尔俯瞰人间的一点小意绪，而且李白的感慨多是从个人方面出发，较狭窄，而杜甫多是从具体事件反映，就算是个人也往往有着深厚的社会内涵，涵盖面广，甚至是全景式的，两者的社会容量不可同日而语。而白居易紧跟杜甫之后，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现实，要为现实斗争服务，但除了《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为数不多的作品外，其他的诗篇有写实意义但艺术价值不算很高，杜甫在写实之下，总能和个人感情紧紧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真实感人，艺术感染力非常大，而白居易的写实诗篇多是较简单的叙述，而且许多论议是作者直接站出来说话，止于现象，未深内核，少了进一步的提炼，是优秀的诗篇，还难称杰作，和同类的杜诗一比艺术上还是低一个层次，若论数量或深广度，更是大江和小溪的区别。所以尽管这些作品现实意义很强，但真正让白居易挤身大诗人之列，还是《长恨歌》和《琵琶行》。还有一点，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自此就变得明哲保身，过着赏花参禅，歌酒吟诗的生活，再不写令“权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的针对时弊的讽喻诗，不同杜甫的此志不改，至死不悔。白居易在这方面的成就远不如杜甫，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原因。形式和内容，艺术和主题的完美结合，是杜甫超越许多诗人的原因，也是让后人难以企及的原因。
　　
　　杜甫真成了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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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祖先是晋代名将杜预，多才善战，人称“杜武库”，子孙皆以之为荣。自杜预之后，杜氏世代为官，杜甫父亲杜闲，就一直当县令。杜甫在三十四岁前，不愁衣食，过着游闲的生活，在吴越和齐赵间漫游了十年之久，“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自其父杜闲死，杜甫失去经济依靠，不得不自食其力，才生计日促。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杜甫的出身，并不是平常百姓，而是官之家，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历代“奉儒守官”成了杜家的传统，杜甫一直以先祖为榜样，希望立功立业。结束漫游生活之后，杜甫来到长安，梦想求得一官半职，试过科举，不断干谒，但困居长安十年，终是一无所获，生活好不艰苦：“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开始尝到人间的辛酸。
　　
　　政治上的失意，最容易让人消沉，祖父杜审言是杜甫另一个榜样。如果说杜甫在杜预承继的是立功，那么在祖父杜审言继承是立言。杜审言是初唐诗人，诗名颇著，杜甫就说过“吾祖诗冠古”，更视“诗是吾家业”，立功（入世）立言（作诗）在杜甫看来就是家传祖业一样，作为子孙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祖业的，这种意识早深入杜甫的骨髓里。无论杜甫如何穷困潦倒，如何朝不保夕，始终积极入世，关注社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写诗，并将诗作为积极参与社会，影响社会，反映社会的工具。家族地位在前期给了杜甫一定的束缚，注定杜甫走向人民不得不经历艰苦的过程，后来，由其是杜甫在政治上一再失意之后，却成了杜甫精神支持，成了杜甫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不管在不在其位，都要谋其政的动力。杜甫一旦摆脱这种束缚，越超了阶级立场，把这种立功立业家族传统传化成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使杜甫自觉地成了时代的歌手，社会的镜子，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言律诗都可以作为“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
　　
　　长安十年，是杜甫一生的转折点。十年漫游，除了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增加见闻之处，对杜甫帮助并不多，不论是诗艺还是内容，都非常狭隘，多是表达个人志向和抱负罢了。那时的杜甫看不到民间的疾苦，捕捉不到社会的脉搏，只关心个人前途，安心享受裘马清狂的好日子，如果一直是这样，杜甫肯定写不出后面光芒万丈的诗篇，顶多是一个优透的诗人，肯定成不了伟大诗人。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诗不足五十首，也足以说明问题。生活折磨杜甫，也玉成了杜甫，长安十年，个人生活日渐困迫，促使杜甫渐走向人民，深入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更看清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杜甫由希望而失望，而失望而批判，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标志着杜甫从一个官世家子弟开始走向人民，由关心个人而关心社会。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人，其即事名篇的写实创作手法，也为诗歌的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更确定了杜甫此后的创作道路。
　　
　　不少诗人对社会不公平现实也作揭露和批判，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多是本自一个文人的良知或基于人道主义，用意是规劝和提醒统治者注意及改善，他们从没有脱离统治阶层，真正走向人们，他们只是开明或进步的统治阶级一份子，惟有杜甫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统治阶级作极有力的控诉和批判，超越了阶级性。这是杜甫能高出其他诗人的地方，所以杜诗不但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因素，而且充满着爱国，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是继国风，汉乐府之后，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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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王国里，作者要有绝对自信，才能挥洒自如，神采飞扬，充分发挥个人才华；对社会更要有一份自信心和责任心，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清，看得透，超越个人。有许多文艺家往往只对自身才华自信，却因社会地位或身份存有自卑感，所以作品格局不大，气势不够浑厚。自信，是一个人的底气，也往往是一个人的骨气；责任，是一种动力，更是一种精神。杜甫就是一个对自身对社会都极自信心责任心的人，且深入骨髓。
　　
　　自魏晋到隋朝，三百多年间，以九品中正制选官，形成了门阀制度。能不能当官，不是本身的才华能力决定，是由他的出位门第决定。当官成了世袭和被垄断，不是世家子弟，哪怕才华出众，也没出头的机会。左思十年赋三都，令洛阳纸贵，也曾因出身不高，浩叹有才无用，其《郁郁涧底松》就是抨击门阀制度，“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正是这种制度下的真实写照。隋朝设立科举，有唐一代更是有意打压门第，门阀政治已日薄西山，但数百年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世家子弟自是以家世夸耀自傲，高官大员也以和望族结亲为荣。杜家也算大族，杜甫的母亲是清河崔氏，更是赫赫有名，是四大世家之一。“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有唐一代，二百多名承相，崔氏便占二十人，可见其盛。直至五代门阀才退出历史舞台。
　　
　　论才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自视甚高；论家世，杜甫更是自豪，一生怀才不遇却不从气妥，保持着高贵的精神。流落成都，当了严武的幕僚，一次酒醉竟登上严武的胡床，指着严武大声说：想不到呀，严挺之竟然还会有这样出息的儿子！家世传统是杜甫的精神内核，促使杜甫自觉地负担起参与社会，反映社会的使命，更因自身的门第优越感，生活穷困但精神富足，令杜甫有开宽的眼光，阔大的胸襟，过人的自信心和责任心，所以杜诗反映的内容不是对个人失意的愤恨或发泄，而是有着广宽的社会内容和现实基础。加上杜甫出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FB黑暗，看得更清更透，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对社会现实的分析，非常深刻，常常是一针见血，直达核心；因而超越了个人，超越了阶级，诗格奇高，气势特大，容量特大。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杜甫有幸生在一处非常特殊的年代。唐玄宗早年图精励志，大唐国力达到了顶峰，史称开元盛世，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后期唐玄宗好大喜功，内信奸臣外宠边将，穷兵黩武，导致生产日渐破坏，国力衰退，天宝末年终于暴发安史之乱，自此大唐盛世一去不返，形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短短数十年，大唐由极盛到衰，变化之大，一日千里。杜甫经历了开元的盛况，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惨况，看着他（大唐）起高楼，看着他燕宾客，看着他楼塌了。这个异常激变的时期，个人、社会、国家都相继陷入苦难，为敏感敏锐，关注社世，忧国忧民的诗人提供了非常广宽的题材，也十分适合杜甫写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加入杜甫超越了个人和阶级，自然催生出伟大的作品。如果杜甫没亲眼看过经历过盛世，没有目睹安史之乱，经历不多，感触不多，变化不巨，感慨不深，他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就无所依傍，正如中唐的白居易，顶多写些讽喻诗，不论是批判力量还是社会深广度都将大大锐减。人是离不开环境而独立存在的，时势造英雄，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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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一言，不仅认识到文学的重大价值，并将文学提到一个极高的地位。但随后的南朝却流于形式，讲究文字，魏晋风骨尽失，寄意全无，内容单薄，文学成了文字游戏，进入唐代，经初唐四杰的努力，陈子的呼吁，虽有李白的天才，王孟的田园山水诗，高岑的边塞诗，可谓一时无两，但真正上承诗风、汉乐的传统，下启中唐新乐府，以诗反映人民生活，社会现实，却是杜甫。杜诗的影响，有如文中的韩愈，不论是文学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是一个集大成者，且创一派风气。
　　
　　李白是盛唐精神的代表。但这种天才式的抒写，天马行空，无迹可寻，是没有规范的天才美，自然美，非人力可为，不可学。杜甫却是融会百家，纳入一种规范，创造出人工美，世间美，字斟句酌。严沧浪说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孙吴有兵法，李广无兵法，后人全涌进草堂学习，鲜有人会到采石捞月。当然这种规范和字斟句酌并不是四朝那种四声八八韵外在形式是追求，而是将内容与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零规范。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唐以前以晋为标准，书以王之，诗以陶明，文以骈体，休现的大多是一种飘逸，潇洒的风采、风神和风颜，唐以后颜字杜诗韩文成了新的代表，其特点就是规范美，楷书四平八稳，端端正正，韩文字通意顺，朗朗上口，杜诗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如果说李白们是为后世突破传统，杜甫们却为后世立下了美的规范。
　　
　　究其原因，六朝门阀制近似世袭制度，统治阶级成了贵旅，不愁生活，较脱离人民，唐确立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的世袭制，世俗地主和大批寒士进入统治阶级，他们比门阀更具社会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占有众多数，所以更喜欢这种更通俗的规范美。于是那种高华雅逸，潇洒脱俗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在政治上看，六朝是一个乱世，思想束缚相对较弱，儒佛道并行，崇尚越脱，潇洒，在乱世无为也较容易避；唐是大统一的国家，为了适合大统一的统治，思想要求一致，儒家思想独尊又将抬头，成于唐代的律诗可谓是这种要求的集中反映，特点就是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也是思想，政治在艺术上的要求和反映。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既能学习汉魏所长，又能吸收六朝优点，律诗在杜甫手中发挥了更大的功效和达到了最完美的美学高度。
　　
　　杜甫诗在内容上发扬了汉乐府的缘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局面。诗风沉郁顿挫，深沉蕴藉，凝重悲抑。在运用技巧方面，手法多样，既注意到表达的迂回曲折，避免平板直，又注意到音律声调的跌宕起伏，与雄阔悲壮的内涵相表里，浑然一体，作品境界浑厚，韵味无穷。
　　
　　杜甫最善于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从普通现象中概括出本质，造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并寄寓了个人的爱憎。在他笔下，人物无论是达官贵人，州官县史，还是村夫村妇，老人稚童，无不栩栩如生；祖国的壮丽河山，关陇巴蜀的独特风貌，赵齐各地的自然风光，就算是山村野店的清幽，田园人家的优美，无不逼真如画。又特别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对话自白，气氛渲染等表现方法，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得出神出化。语言几乎达到了炉火纯表的地步，典雅的文学语言，质朴的民间口语，运用自如，语言的个性化，性格化，特色化非常高。
　　
　　杜甫甫是我国唯一一个有两个称号的大诗人：诗圣是对其艺术成就的肯定；诗史，是对其诗充分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充实的肯定。杜甫的出现，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种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缺其一，杜甫极可能就不成为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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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一生奉献给社会，奉献给诗歌，其人品诗品都构成了我国最伟大的品格，但谁会相信，在杜甫生前，甚至在有唐一代，杜甫诗名并不高，别说和李白比，就是和王维比也是远远不如。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白居易更是推崇杜甫，那只是少数几位有眼光的人，清楚杜甫的价值，在当时的社会，在一般人的眼里，杜甫并不引人注目，杜诗并不出名。杜甫死后二十多年的唐人大部分诗选中，基本上不录杜诗，由此可见一斑。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为初唐四杰等辩护，更可能是一种同病相怜，在《南征》一诗中杜甫更是直言：“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杜甫一生不但是求官不遂，做诗也不出名（生前），真可谓一生寂寞。他赠李白的诗有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不也是自己的写照？李白生前名满天下，让人羡慕，但我更佩服杜甫在默默无闻之下，依然坚持写诗。这种超越功利，超越名利的心态，难道不更让人佩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说得好却有点唐突前贤，也许不达（官）不闻（诗）在杜甫确实是一个遗憾，但是杜甫并没有因此气妥，杜甫是自觉地承担一种使命感，把写诗作为一项事业，一个人生目标，而不论好坏了。杜甫其实已不在乎好坏了，白居易的安慰和开解反而有点多此一举了。千首诗轻万户侯，还是杜牧潇洒，说出这样豁达的话，虽然他说的不是杜甫。杜甫是真实的儒者，达到了一种大境界，不囿于成败得失，若以成败得失论杜甫，无论是以斗量海，甚至是缘木求鱼。用世俗的眼光看，杜甫无疑是个失败者，但是杜甫的名字将超越世俗永远发光。
　　
　　想一想杜诗在当时所以不受重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觉得这是因为杜甫在当时是超前了。诗分初，盛，中，晚唐，虽然有学者持异议，但是得到绝多数人的肯定，四个时期因为社会环境不同，诗各有特点特色。盛唐是开元盛世，是唐代以至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期，社会稳定，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整个国家弥漫着积极，自信，向上，进取的精神，诗人们感染到时代的精神，渴望建功立业，如边塞诗，虽然多写战争，但精神豪迈，甚少悲苦之情。盛唐的强盛令人胸襟开宽，目光向上，充满憧憬，也容易忽略广大的人民，注意社会的实际。杜甫因为自身的际遇，首先把眼光投向了人民，投向现实的社会，慢慢觉察到盛世背后的危机，于是满纸忧患，这与充满浪漫气息的盛唐气象殊不相称。比如在长安十年期间，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义，薛据游慈恩塔，唯杜甫对着这样的美景自称是“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杜甫想到的是唐玄宗不断开边，穷兵黩武，令社会和国家已濒临深渊的边沿，发出警告，并批判统治者依沉醉享受“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我不知当时其他人看了杜诗会是怎么感觉，我也不知其他诗人是不敢言，还是真的没感到社会潜在的危险，有一点却可以看出，杜甫的“不合时宜”，杜甫是“超前”了，有点世人皆醉我独醒。即使是安史之乱后，社会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唐诗脱去色彩斑的浪漫主义锦袍，披上了现实主义的灰外衣，但是后继的诗人，又往往没有杜甫宽大的胸襟，高瞻远瞩的眼光，多是作个人不幸的哀叹，一叶障目，又怎见巍巍昆仑？杜甫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就很自然了，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清楚杜甫的价值。
　　
　　杰出的诗人，能表达时代的特色，伟大的诗人却是可以超越所处的时代。随着时间流逝，杜甫肯定会来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高大。
　　
　　2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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