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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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网之鱼
　　李天斌
　　
　　现在，我仿佛站在小城之上，我对这个高度和视觉很满意――这是我房屋的二楼走廊，我站在上面，脚下是万家灯火。音乐、喇叭、人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我凝视着这一切，满足而又庆幸。34年之后，我依然能够站在这里，静静看这一份生活的演绎，我突然就有一种恍惚的隔世之感。34年来，疾病、挫折、悲与喜、寂寞与失落，风来云去，花开花落，许多往事、名字和背影枯萎再枯萎，唯有我，在时间之外，像一尾漏网的鱼，侥幸地存活。
　　1973年1月27日，对我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无法想象，当我以一个男孩的身份降临，父母是怎样的喜形于色。我作为这个家族的长子，让他们看到了血脉延续的希望。许多年后，我听母亲说，当证实了我的性别之后，一向懒于料理家务的父亲突然变得勤快起来，挑水，劈材，煮饭，无所不做，与姐姐出生时的四处玩乐判若两人。而许多年后，我却在想，如果当初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充满了劫数，他们会不会因此而沉重？
　　一个事实是，我身体从小孱弱，而且一直频临死亡的边缘。
　　我总是感冒、发烧，然后死去（但心脏没有停止跳动），母亲说，在她忙着干活或者吃饭的时候，我的疾病都会发作。我总是不分时候的突然死去――全身抽搐，然后气息全无。母亲说我患有晕病，每一次都让她心惊肉跳，痛苦不堪。母亲特别跟我提起了那个夜晚――就在她刚刚把饭菜端上桌面，我却从板凳上摔倒了下去。把我抱起来的时候，我鼻子的气息已经细若游丝。顾不得吃饭，在身体撞翻饭菜的同时，父亲抱起我便朝县城飞跑。那时交通不便，县城离家有30里，父亲就这样一路飞跑着。还不到一半路程，我已停止了呼吸。父亲认定我这次是真正的死了，说把我扔掉算了。但母亲却坚持说不到医院确认死亡，她决不会放弃。母亲告诉我，当她气喘吁吁的跑到医院，却遭到医生的呵斥，医生说人都死了你还抱来干啥？无论母亲怎样求情，医生就是不理睬。后来母亲突然想起了当区委副书记的外祖父。但不巧的是，外祖父已经去看电影了。在一番辗转寻找到外祖父后，医生才从母亲手中接过我，作最后的抢救……母亲讲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还明显的感觉得到她内心的恐惧和后怕。母亲对我说，你真是死中得活，要是我同意你父亲把你扔了，要是那晚找不不到外祖父，要是……
　　此后，我依然不断的晕倒。母亲说，一个偶然的机会，跟我一起在医院输液的一个老妇在查看我的症状后告诉她，一个叫魏金秀的草医能根治我的病。后来，母亲背着医生悄悄给我拔掉针头找到那个草医，后来草药确实治好了我的病。而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老人的名字，是因为许多年后，在一家小饭馆，我意外的遇到了她――她所回忆的细节，跟母亲说的丝毫不差，她不无沉重的说，遇上我，你总算躲过了死亡。
　　但她不知道，后来，我还是不断的与死亡相遇。
　　小学四年级时，我全身浮肿，不能行动，终日躺在床上。
　　医生让我不断的吃药、打针，但却总是不见好转。特别是后来，当父亲再也支撑不住医药费后，便不再送我去医院。除了四处寻找偏方之外，还弄来一本中医书，发誓一定要自己找草药清除我的浮肿。我至今仍记得他一边取出采回的草药，一边对照医书查看的场景。他的欣喜是当他从山上找回一种叫做鹅耳长的淡绿色植物后――当我吃下用这种植物煎的鸡蛋，浮肿开始逐渐消退。看着我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父亲在欣喜的同时，也充满了忧虑――父亲一直为我多病的身体忧心如焚。
　　就这样到了1991年的春天。这个春天，我的肾脏出了问题，一病就是16年。
　　我有整整2年的时间请病假。乡教育辅导站和中心学校疑心我请假去赚钱，直到亲自到家里来看见我的药罐后才相信。2年后，在不可能无限期拖延病假的原则下，我带病走进了教室。我孤独，除了学生之外，学校的老师基本不跟我往来――印象中他们的红白喜事总是很多，除自家有事之外，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有事，他们都要约客送礼。我那时工资仅有400多元，一方面要不断的买药，一方面还要供两个妹妹读书，经济高度拮据，送不起礼的次数多了，就成了他们眼中的另类。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寝室，开始读书，甚至写下一些文字。我并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疾病的折磨，已让我失去了改写命运最基本的条件。
　　但就在我在市报上发了几篇通讯后，乡党委书记上门找到我，希望我去给他当秘书。我说我思考一段时间再答复他。就在这段时间，学校的两个教师主动来到我的寝室，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说，他们都已经送了礼，想改行去乡ZF工作，但前提是我必须拒绝党委书记，有我则无他们。我不置可否。当然我也没去，只不知他们为何也没有去成。再后来，我却开始了正如一个老同学说的“天翻地覆”之旅，县教育局、宣传部、组织部，而且还混了个在他们看来可望不可及的副科级领导。而更让他们想不通的是， “公务员凡进必考”的体制，一直在阻挡着他们离开学校的脚步（他们一直很想改行）――我却是个例外，在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背景下，却能成为这个体制的漏网之鱼。
　　只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作为一尾漏网之鱼，在挣破此鱼网的同时，我又钻进了彼鱼网。正如钱钟书墙内墙外的故事一样，他们不可能知道，那堵墙，那张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我是小心而又谨慎的。但这并没有有效防止我的委屈和失意。直到现在，那些细节，一直还在见证我触网的不幸。那是一个春节，县教育局局长、副局长分别带队下乡慰问老教师，临上车时，我说我就跟副局长同乘一辆车吧。我至今不能忘记那个眼神――当我说完这话，局长开始朝我望了过来，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束目光里的意味深长。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恐惧――局长说，我不够成熟，不能到局机关工作。而后来在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则让我撞得头破血流。那天，一个外单位的打电话询问部长的电话，我不小心说成了一个女同事的号码。女同事开始暴跳如雷，她到楼上把部长请下来，当着我的面，责问我为什么连领导的电话都记不住？此后，部长从不跟我说话，所有工作都是委托女同事（她跟我平级，所在科室互不相干）对我进行安排。及至后来，我终于忍无可忍，当着女同事的面，狠狠教训了部长一顿――我当然为我瞬间的快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典型，一度作为反面教材。而我终究再一次漏网而去――就在宣传部长将我搁自一旁时，组织部长却把我调到手下，并从此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这尾漏网之鱼，总是与不幸擦肩而过――
　　
　　我生病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生病。
　　我病愈的时候，他们却已经死去。
　　
　　这个夜晚，N多年之后，当想着一尾漏网之鱼，想着工作，还有生与死，重与轻时，我企图用这种形式，再次提起他们早已枯萎的名字：小美、红霞、二林。
　　小美大我3岁。最后一次遇到他时，他正扛着约200斤重的稻谷在田野里健步如飞。我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疾病。看见我，他放下稻谷，说，你脸色很苍白，没有半点血色，要抓紧吃药，毕竟还很年轻。那时是秋天，云淡天高，秋阳高照，而我却还裹着一件外衣，冷气不断的在体内回旋。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后来望着他健步如飞的背影心生羡慕，再后来却听到他患了直肠癌的消息，再后来，他死了。我愕然。我总是想，在他关心我的那一刻，他是否想过，在死神的笼罩下，他竟然逃无所逃，而我，一个几近垂危的老病号，却能漏网而去？
　　红霞是我远房的舅舅，仅大我5岁。他从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退伍不久，我便再次病了。他到学校看望我，赠了我一张照片：他手握刚枪，背靠老山上的一块石碑，双目远望，炯炯有神，生命的活力在英气中焕发和彰显。我知道他的用意――他想让我走出悲观和消极的泥潭，焕发向上的生命活力。但让我们彼此都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突然患了脑膜炎，由于乡卫生院医生误诊为平常的感冒，延误了治疗，及至死去。他死的时候，是我亲自把他从床上移到堂屋的门板上，并按照风俗，用一棵麻线捆住双脚。他没有结婚，身后无子，在帮他料理后事时，我作为孝子，不断跪在他的灵堂前，望着他的遗像（就是他赠我的那张照片），我无限悲怆――我甚至想，他其实是不该死的，他一直很健壮，但却死了；而我应该死的，我一直疾病不断，但却活着。生与死的邂逅，幸与不幸的边缘，矛盾而又客观的存在着。
　　二林大我4岁。不知是凭那一层关系，我也称呼他为舅舅。二林总爱外出，我很少跟他见面。只是有一天黄昏，我在村外的岩头上晒太阳时，恰巧遇上他。他一脸灿烂，没有问起我的病情，但却不断的跟我说起一个个近乎“死而复生”的病例，比如某某又是医院下判决说活不过2月，但最后却被草药治好了，某某又是患了几十年的慢性病，后来无意间遇到某某，几济汤药后就收到了药到病除的功效……我同样知道他的用意，他不想让我失去治疗的信心和勇气。但此后不久，他的臀部，却开始生疮，并逐渐腐烂。他终日躺着，开始厌世，甚至想到了自杀。但他却是幸运的，在他父亲的努力下，后来一个乡村的草医，确实治好了他的病。他不但结了婚，还到浙江某厂当了一个小老板。我无比的羡慕，同时也无比的悲观――这些草药，为何在我的身上，就是出现不了奇迹？二林好了，对我也就更加的关心，我就一直记得，那个春节，他坐在车里，在村口遇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我的病情，并鼓励我一定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治疗的勇气。我虽然答应着，但我是失落的，在看着他远去的瞬间，甚至对他的幸运产生了嫉妒。而让我再次意料不到的是，就在此后的第3天，他在回浙江的路上遭遇车祸，当场死亡……
　　幸运的终究是我。我想。这个夜晚，时间之外，小美、红霞、二林，你们是否知道，我这尾漏网之鱼，还在看着世间的热闹――我想，我该是满足而又庆幸的，尽管我也会有几分失落和悲怆。
　　
　　200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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