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该学习四川丘陵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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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作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增长极之一，丘陵地区发展方式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全川经济发展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四川灾后重建和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能力以及区域富民兴区战略的实现。本文从四川丘陵地区面临的多重危机着手，分析丘陵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大机遇，进而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下的化危为机策略。
　　丘陵地区是四川经济、人口所占比重最大的区域，该区域发展的优劣、快慢决定着四川整个经济社会的进程。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多重因素，四川丘陵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仍然存在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突出矛盾。再加之2008年特大地震灾害和金融海啸的冲击，使丘陵地区经济发展遭受了巨大破坏，导致该区域与省内外发达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危机重重。如何突破丘陵经济的发展困境，是实现四川跨越发展的破题之举。
　　一、丘陵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四大危机
　　（一）产业的结构性危机
　　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将1997-2008年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的部分重要系列数值与同时期丘陵地区实际GDP进行回归分析，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关性，以便分析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而发现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引致因素，包括：一（F）、二（S）、三（T）产业的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出口额和外资利用总和（E），建立如下模型：
　　GDP＝ao＋a1F＋a2S＋a3T＋a4I＋a5C＋a6E＋eo
　　检验结果无论是在拟合优度还是P值和T值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效果，能清晰地看出丘陵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尽管近几年丘陵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比重不断缩小，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是依然没有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以工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格局（图1）。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大多下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处在30%左右，而第三产业高达60-70%。而丘陵地区农业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现有优势并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量和速度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作用不强；其次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消费和对外经济对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强，特别是对外联系方面力量微弱。
　　第二，产业体系受地震破坏严重。大地震对四川造成了近万亿的损失，对全省整个产业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丘陵地区分布在成都、绵阳、德阳、雅安等重灾区和全省其他范围的次灾区中，集中了四川的高新技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这些产业体系的供需机制和区域互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产业整合流于形式。由于丘陵地区分布分散，产业布局零散。这使得丘陵地区各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方案各不相同，临近县区产业政策甚至相互冲突；产业整合规划在地方难以实施，产业体系的跨区发展也流于形式；三产互动和三化联动大多停留在口号上，互动和联动机制及方案大部分无法实施。值得借鉴的是，重庆市将分散的ZF资源整合为八大投资集团，将投资拉动系数从1998年的0.18%提高到目前的0.35%，整合投资资源的效果越来越显著。
　　（二）发展差距拉大的危机
　　丘陵地区在全川经济发展中仍然较为落后：2007年，丘陵地区人均GDP8527元，仅为全省人均GDP的71.55%，比全省人均低3390元；人均耕地0.622亩，比全省人均耕地低0.049亩；同时，丘陵地区财政收入仅为119.50亿元，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14.04%，与丘陵地区的GDP总量不成比例，并且人均消费支出等反应居民生活的指标增长明显慢于全省平均水平；丘陵地区城市化水平仅为19.14%，远低于四川省24.28%和44.94%的平均水平，其中广安和资阳的城市化率仅为15.39%和13.97%，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较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6.61%，低于四川37.26%和全国42.69%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效益较低。金融危机下，沿海企业经营不景气，大量倒闭，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力度不断增强，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但是，这种转移往往倾向于区域的中心城市或者省会城市，周边地区往往受惠较少。丘陵地区地处成渝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受成渝两大西部经济引擎的辐射，往往仅仅承担了资源供给地的角色，区域之间的协作分工没有充分展开。特别是随着灾后重建和应对危机拉动内需的启动，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不分类别的向两大主体过度集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明显。
　　（三）交通物流的阻隔危机
　　四川自古有“蜀道难”的说法，丘陵地区南北纵向、东西跨越距离大，除川东秦巴地区丘陵地区较为集中外，其他丘陵地区都分散在平原和山区的周围，交通覆盖率极低，属于全国路网格局的边缘和末端。物资流通所需的高速大通道除与重庆有连接外，与周边其他省份均无相连；铁路建设也以单向连接其他省市的铁路为主，缺乏通道连接的纵深性。特殊的地形决定了丘陵地区交通单位造价高，相当于平原地区的1.5倍。这一方面制约了丘陵地区交通建设的资金投入，降低了物资流通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丘陵地区的物资价格运抵目的地后相对较高，影响了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效。大地震对全川的基础设施更是毁灭性的破坏，公路受损里程达到53295公里，宝成铁路、达成铁路等连接区域内外的关键性铁路干线一度中断。而在丘陵地区广大的农村，还存在一定的交通“盲区”，影响了改善民生和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向城市进行有效聚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阻碍。
　　（四）人才流失的危机
　　人才流失分为显性流失和隐形流失。长期以来，西部培养的大量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向东部地区转移，“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一直存在。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对灾区经济基础的破坏，更是使得丘陵地区原本就稀缺的人才资源大量减少。东方电气集团、中国华能集团、中国化工集团、国家电网等企业生产第一线的产业人才流失严重，损失高级技工上百人，成都、德阳、绵阳等地的干部、师资、医生等高级人才也损失惨重；部分人才出于对地震的恐慌离开了四川。这是人才流失的显性表现。隐形流失表现在地震对留守人才意志的打击和削弱，以及金融危机下企业的举步维艰使经营管理人才丧失了进取的动力，订单的减少促使了部分技能人才的隐形下岗。在显性和隐形双重作用下，丘陵地区人才流失问题十分突出。
　　二、金融危机和特大地震下的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机遇
　　（一）构建保障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机遇
　　环境要素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在国家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资金占比25%，这些资金将大量投入和辐射到丘陵地区大部分县市，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廉租房棚户房改造等硬环境和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卫生教育文化等软环境。这对于四川丘陵地区的发展是一个环境机遇。包含重、轻灾区在内的四川丘陵地区不仅要加快灾后重建的步伐，恢复原有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更要借拉动内需应对危机之机，结合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在基建、交通、环保、水利、民生等各个方面申报更多项目，争取中央的更多支持；借各省对口援建之机，借鉴他们发展环境要素的宝贵经验，吸收他们构建环境要素的优秀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劳务和产品等，解决丘陵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环境障碍，从而构建保障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体系，缩小丘陵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二）调整产业结构的历史机遇
　　金融危机是对原有产业体系的破坏，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产业体系。例如通过对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的彻底洗牌，传统的“三高一低”产业发展在经济大萧条下已难以为继。站在新的起点，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丘陵地区应该抓住新能源技术在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作用，借金融危机下国际产业转移和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之机，抓住对口援建和灾后重建下的四川区域内部产业重构之势，引入新技术、新的工艺流程和先进产业，发展节能减排产品，将落后产能和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淘汰出局，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按照区域特色进行重新布局，完善区域优势产业链，扩大规模效应，实现丘陵地区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三）发展丘陵地区特色经济的现实机遇
　　金融危机和灾后重建也为改善丘陵地区特色经济“特”而不“优”的状况提供了现实基础。灾后重建对大量资源的需求，特别是新型建材以及能源的需求给资源和能源相对丰富的丘陵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市场环境和容量的变化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整合和做大，扩大产能，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是，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特色经济的发展不能长久依靠自然禀赋，而需要通过创新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日本两次7.0级以上大地震分别只造成了3人和7人死亡，并且灾后重建能迅速地实施，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使用了包括新型建材和钢梁结构等现代化建筑设计。四川灾区原有的砖混建筑结构已不适应灾后重建的需要，急需发展石膏板、纤维板等新型建材，打造新型建材高地。以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在丘陵地区具备较好的基础，而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关系到一百多个产业，拉动效果十分明显。
　　（四）丘陵地区城镇化进程加速的机遇
　　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为丘陵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高效和熟练的劳动力，这些具有先进经验、技术和一定资金的劳动力，将充实到丘陵地区的产业发展中，与灾后重建中的以工代赈等共同作用，将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使他们逐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并且有利于丘陵地区消费的提高。
　　（五）人才的回归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下，海外人员大量归国，寻找在国内发展的契机。这些海归人员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级技术。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重，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或往内陆地区迁移，这必然伴随着许多技术人才的下岗和再就业。这些优秀人才特别是生产第一线的专业人员是丘陵地区产业发展中所急需的。
　　三、丘陵地区经济化危为机，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思路
　　（一）以“三化联动”和“三产互动”推动丘陵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丘陵地区产业关联不强，三产内部的协动性较差，产业优势无法发挥。这里采用灰色理论，选取2003-2008年丘陵地区主要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的生产总值作为代表，考察三次产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以及三次产业分别与整个丘陵地区经济的关联程度。
　　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整个丘陵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主要依靠农业作为支撑。此外，三次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不够紧密，关联度都没有达到0.6的标准，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与一、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产业关联度均在0.5以下，没有形成通过三次产业的衔接互动带动经济增长的有利局面。三产脱节、城乡脱节，造成了丘陵地区的发展滞后。
　　应通过“三化联动”和“三产互动”，对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进行调整：一是大力改善生态环境，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增长，改善民生。以农村污水处理厂建设为例，四川丘陵地区共有1984个乡镇，若每个乡镇建设一座小型污水处理厂，按照日处理能力1万吨计算，需要投资170亿元左右。这不仅实现丘陵地区大小河流的清澈明亮；按照国际惯例，还将拉动500亿元左右的引致投资，达到扩内需、提福利、改生态的三重效果，保障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提高以县城为中心的城市化水平，在保持丘陵地区资源产业、餐饮业和旅游业的特色和优势基础上，积极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一方面有利于农业市场的开拓和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规模效应吸引人口的聚集，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三是保持丘陵地区的传统优势，发展更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工带农、以工促农，积极利用农村资源，一方面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农民的收入问题以及农业的保障问题，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带动农村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大量原材料、广阔的后方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
　　（二）完善交通基础建设，实现与现代物流体系构建的有效结合
　　优化区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各种运输方式的通道空间布局，变“蜀道难”为“蜀道通”。形成以成都为主枢纽的省内两小时交通圈，以及到周边地区省会的四小时交通圈。通过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由ZF出政策、搭平台，企业构主体，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模式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在确立成都为物流主枢纽的同时，充分利用四川丘陵地区位于成渝经济圈中的区位优势，重点开发区域物流节点，形成四川盆地运输半径最短的物流配送中心，打造包括新能源、农产品加工和机械设备配套等的区域物流园区，引导物流骨干企业向丘陵地区聚集。
　　（三）强化产业发展的要素完善和补充
　　一是要大力发展新型产业。首先，抓住国际汽车产业进行调整的有利时机，发展新型汽车产业集群，占据新一轮国际汽车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积极研发新能源汽车，实现以汽车产业带动下的机械制造业跨越式发展。设立以成都、资阳为中心的汽车总装基地，以成都、德阳、绵阳为中心的新能源专用发动机和动力模块研发基地，其他地区规模化发展汽车配件等相关产业，实现全川资源的有效整合。其次，打造新型建材产业高地，加快生产和使用石膏板、纤维板等节能防噪的新型建材，降低建筑成本，增加建筑物应对灾害的抗击能力。这一方面要与家电下乡同步，逐步开展送房下乡活动，采用ZF采购转赠、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重灾区农民采用新型建材；另一方面城市建设要制定一定的奖惩措施，鼓励新型建材的使用。第三，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丘陵地区的房地产业与大中城市相比发展相对滞后，而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高度相关。应当鼓励丘陵地区城市中心高密度房地产业的开发和城郊市场开发，改善城市容貌、扩大城市规模，通过市容市貌的改善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吸引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
　　二是以产业园区为基础，发挥特色龙头企业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产业园区是推动产业整合的有效方式，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发展和集约发展。通过构建中小型的特色产业园区，把丘陵地区同类特色资源整合起来，扩大了特色产业的规模效应。同时，通过“吸铁石”效应有效引导该类特色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在园区周边的设立，形成新型农业、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格局。在此基础上，集聚资源培育特色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和区域带动作用。广安市的北新建材公司、遂宁市的高金食品有限公司等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就是在产业园区的集约集聚发展中壮大起来的。
　　三是科学合理的承接产业转移。吸收区外产业转移时，在淘汰落后产能和高污染产业的基础上，一方面要面向国内外主动联系接洽，向意向性企业充分展示诚意；另一方面要通过ZF扶持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利用金融危机下国际产业资产低价的特点，通过兼并重组引导产业和技术向区内聚集；同时，充分利用全国对口援建的特殊地位，引进对口援建省份的相关产业。在丘陵地区内部产业要避免向中心的过度转移，根据资源禀赋实现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布局。在区域内部，按照合理的主体功能区布局，中心城市成都应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丘陵地区转移，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化工、热电等产业，整合内部大量的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积极打造西部硅谷，构建研发、总装和总部经济。其他地区在保持优势的同时，要通过创新发展新的特色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将资源化无为有。如岳池县利用特产的高岭土资源生产集成电路纳米封装材料，带动产值上亿元；大英县利用特产的盐卤资源，开发中国死海，在全川旅游业中异军突起，带动了全县基础设施、农业、盐化工业、餐饮业和城市化的全面发展。遂宁、宜宾、泸州的食品加工业，达州、广安、南充的化工业，绵阳的电子和德阳的重工业等，都应做大做强，实现由资源配置向资源创造的转变，因地制宜，让西部的资源留在西部、造福西部。
　　（四）制定符合区域特色的人才政策
　　丘陵地区经济发展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不仅要有宜居的城市环境和充分的就业岗位，还要有一定的奖励政策和优惠政策。让人才来得了，留得住，而不是金融危机下的短暂过渡。在提高人才待遇和福利的基础上，做到科学合理的细分。一是建立丘陵地区重要人才库，掌握丘陵地区重要人才的工作及流动情况，对其流动原因进行分析；二是对于创新型科技人才，一方面采取与大中院校联合培养的方式，从应届生中选取，适当报销其就读费用，另一方面采取“柔性政策”，从户籍准入、子女就读等一系列方面，采取优惠措施吸引海外人才及东部较发达地区人才；三是对于丘陵地区产业发展急需的生产型人才，要探索特殊的人才保障机制，保证其在丘陵地区工作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险的持久性，并适当解决其配偶的工作问题。区内人才的培养，一方面要根据灾后重建的要求和区域的产业特色，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打造高级蓝领；另一方面要强化领导干部的知识修为和人才意识，通过学习引进、访问交流、出国深造等多种方式，构建完整的现代化领导干部队伍。

唐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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