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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这个人的原型是王近山，不过，也不尽是。也包括钟伟等人的战功。 钟伟其人在《雪白血红》作者的笔下是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的，他有战功、有个性，特别是打过一些很有特点的仗。而他本人则是个老粗型的人物，对政治和官场一窍不通，却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习惯，一生之中惹是生非的举动很多。 对他的印象出发，实在没想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为彭德怀闹事的人就是他，因为钟伟对政治上的是非并不明确，“党性”也不强，更没有什么“理论”或修养，很难想象他会象黄大将那样对事物有深刻的分析和坚定的立场。 再想一下，也就明白了。他的行为与李..等人对彭德怀的报复，同样都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因素。李是为了私怨，不是为政治观念而报复彭；钟则是从朴素的感情出发，不相信彭会“反党”。同时，钟伟的个性又是不管天高地厚的，从而就有了那一段历史。他与李的行为正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 在《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的观点，个人的性格因素在特定的人身上异化成了政治和历史的行为。从钟伟以后的一些事来看，他对政治和官场还是喜怒随心好恶率性的。文革中他竟然去参加两派的武斗，与他老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见，他对政治毕生都是很幼稚的。
《三军过后》中写了钟伟在青树坪战役中用枪逼迫政委， 虽然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此事与钟伟的个性倒是相吻合的。青树坪战役在军史上是个败仗的形象，和金门登陆历史地位一样，但此战损失不大，可说是平局，故而很少提起。而从钟伟的角度而言，对手是国军名将白崇禧，与他打个平手也没什么不光彩。
《雪白血红》中讲到了钟伟的两件事，一是他嫌自己的少将军衔太低，不愿佩戴。二是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主张要学中国自己的战例。尤其是第二件事，书中是作为正面事例来写的。
军衔的事，钟伟岂止是不愿佩戴，而是上蹿下跳到处闹，不但自己闹，还要去联合别人一起闹。由于军衔受到人数的限制，相当多的资深将领屈居在少将级别里，钟伟与他们比较还不算太委屈，而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专找资历深的去鼓动。遗憾的是钟伟自己的号召力实在有限，没人响应他，一些闹军衔的人也不和他搭伙儿。 在《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提到过一位反驳过黄大将的少将，此人在军史上担任过较高级的职务，抗战时就是钟伟的上级，与钟伟关系很好，这时是钟伟的“重点争取对象”。他多次去找这位少将，反复讲“你是应该授上将的，自己不闹，人家就欺负你！”可这位老大哥，总是拿钟伟当个“淘气孩子”看待，老和他打哈哈儿，气得钟伟一和他见面就吵吵。钟伟的这番闹腾，从五五年授衔一直到庐山会议后出事才告一段落。
《雪白血红》里说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就是我讲的“南京轮训”，正式名称是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钟伟在这个系里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他在南京有过十分戏剧性的表演，而从中也可看出还有制得住他的人。
钟伟主张要讲自己的战例，全是因为他实在不是个肯念书的人，学正规的军事理论令他头大如斗。实际上，讲苏军的正规理论还是必要的。如同今天，王朔的作品再有影响，也不可能是中文写作的教科书。在建国之初，对于中国军队应当如何走上正规化道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以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而论，向苏军靠拢是最直接的方式。我认为用今天的眼光去指责当年以刘帅为代表的正规化方案是“盲目学习苏联”的观点值得商榷。而在南京轮训中，钟伟自恃战功，对出身国军的教官态度极劣。类似的举动不止钟伟一人，刘伯承当时对这种现象反复进行过不点名的批评，在刘的传记文章中对这一点时有涉及。而当年的老人都知道，钟伟就是刘批评的典型。
事情是这样的：五三年夏季的一天，钟伟衣衫不整，袒胸露腹，手拿一把蒲扇，在教室门口一只脚踏在椅子上，享受“过堂风”的凉爽，而教员因此进不了教室。不知哪位去告知了刘伯承。当刘帅到来时，钟伟还是老样子。刘帅在他背后站了有一会儿，他还是浑然不觉。最后刘帅只是低声说了一句：“你看你这象个什么样子！”钟伟回头一看是刘帅，吓得他扔了蒲扇赶紧立正。而刘帅转身就走了，钟伟狼狈不堪的样子，引得其他将军学员哄堂大笑。此事后来在军界上层一直成为笑料，我曾亲眼见到有人拿此事当面开钟伟的玩笑，而钟伟当时也面现尴尬，顾左右而言他。好了，故事讲完了。
这时钟伟说话了，他是以北京部队参谋长的身份于会的。
“胡说”，钟伟一声斥喝站了起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当时在场吗？我在场，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有这件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敌人反攻，他临阵逃脱，还拉了几个战士反水，被我们后续部队捉住，执行战场纪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不杀他，他会反过手来杀我们，如果是你林总，你也会下令枪毙他。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彭总。”
说到这里钟伟热血涌了上来，胀红了脸，手指着台上，几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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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25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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