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沿海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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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初年，清政府为封锁海外反清势力与内地的联系，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 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对于沿海迁界，现今很多历史书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沿海迁界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了：其残暴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沿海迁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沿海迁界，具体点，满清政权分别于1661年（顺治年）、1662年（康熙一年）、1664年（康熙三年）三次下达迁界令。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沿海迁界的过程，按照地方志等资料的记载：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 “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沿海迁界牵连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顾诚摘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1661年（顺治年）3月，清廷在多次颁布“禁海令”后，又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康熙元年）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24州县居民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当时迁界时限只有三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清廷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原来不在界外的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划界从中通过很多居民的房子，百姓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包括农工商业发达地区）共531万多亩。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迁界的同时，就是焚烧。迁界使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剩下不到五成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他们不仅烧房子，杀人民，烧自己水军的战船（在基本消灭抗清力量之后），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日军侵华时的三光政策的残暴彻底程度也比不上他们。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消失了。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在短短廿八（1656～1683）年中，清廷先后重申海禁五次、下达迁界令三次，使“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仅广东八郡，死者以数十万计，福建废民田达20，000余顷，减徵正供200，000两，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反映清初禁海迁界不但严重破坏东南沿海一带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影响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长达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几乎使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据《东山县志》载，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派员调查闽、粤沿海“展立界限”回报后；遂在十月间作出“展界”的决定”， 《清圣主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后来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说：“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清廷安排被迫迁离的百姓复归故土，恢复生产、生活。但沿海各地的生产生活已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明末的状况。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断，其中有些人逃奔国外。康熙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队逃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权允许他们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一带开垦，后来这里成为越南农业中心。次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又率一批华人迁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带开垦。他们和当地人民惨淡经营，不久使河仙变成了经贸发达的地区。

　　清初几十年中，沿海不断有华人结伙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达、缅甸和菲律宾等地。清人颜斯综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沿海迁界令是极其反动的措施，自宋明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相当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而清朝野蛮的迁海令却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航海贸易一落千丈，迟迟都不能恢复。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航海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