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近代羌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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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北川姜炳章与其他县令，以及编撰地方志的本土知识分子，特别喜好在地方志中强调本地为“大禹故里”。至少由南宋绍兴年间起，地方官府便在本地治城附近建大禹庙。此庙在明代万历、清康熙年间，一再地重建或重修。到了乾隆年间之姜炳章任内，以及道光年间，又两度重修治城的禹王庙。除了修庙，这些县令更积极以“大禹故里”作为北川的标志。姜炳章主持编修首部《石泉县志》，在其中留下一些他所作的诗文，这些诗文又一再被收录在后世编修之县志中，如《重修大禹王庙记》、《禹穴考》、《石纽歌》等等，其内容都在强调大禹出生于此，以及歌颂大禹之功。
　　
　　 在中国边裔地区，地方志的编纂是本地成为“华夏边缘”的重要指针与象征符记。透过地方志的编纂与再编纂，一代代本地知识分子强调本地为华夏之域，本地核心文化为华夏文化，本地主流人群为华夏之人。姜炳章有关大禹的诗文，一再出现在后来所编的本地县志中，说明“大禹故里”为本地知识分子建立“北川人认同”的重要社会记忆。大禹庙之祀，也逐渐成为愈来愈多的北川人的集体回忆活动。这样的北川人认同，自然也是一种“汉人认同”。一个明确的证据便是，民国《北川县志》中记载，一个“湖广馆”中祭的是“大禹”；另一个在片口的“禹王宫”也是“湖北人会馆”。我们知道，至少从清末民国以来，“湖广填四川”之说便普遍流传在四川人之间。对于川边的非汉土著来说，宣称祖先来自“湖广”，是展现及获得汉裔身份认同的快捷方式。因此，“禹庙”与“湖广会馆”的结合，也显示它们是同一种认同（汉人认同）的表征。
　　
　　 明清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只有治城附近的禹庙。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民国北川县志》中，便出现了更多的禹庙。除了治城的之外，其他禹庙还分布在片口、擂谷、通口等北川边缘地区，分别建于乾隆、道光年间与民国十年。大禹之祀逐渐向北川民间、深山村寨间延伸，也代表了汉文化向这些地方的扩张。
　　
　　 在清末民国时期，可能绝大多数的北川乡民皆宣称自身为汉裔。至今日，大多数的北川人仍认为至少其父系先祖为来自外地的汉移民，特别是来自“湖广”或“湖北麻城孝感”。
　　
　　 羌族客观范畴的确立，主要赖语言学之助。经由闻宥等语言学者的调查与研究，分布在理县、汶川、茂县与黑水东部、松潘南部的许多土语由于其“相似性”而被归类为一种“语言”——因中国历史记忆中的“羌”而被命名为“羌语”闻宥：《川西羌语的初步分析》，《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2集，第58~90页……然而，北川的非汉土著语言几乎已完全消失，且人们普遍宣称本家族祖先为外来的汉人。这也说明了为何在早期的民族识别中，北川土著都被视为汉人。惟一例外的是青片河上五寨地区。在这儿，据1953年人口调查，有藏族1698人，羌族5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刻意提拔、培养一些出身农村的青年为地方干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北川地方ZF干部、老师都出身于青片、白草、白坭、都坝等河流中上游农村。虽然过去他们自称“汉人”，并以北川为“大禹故里”为荣，但他们及其父祖辈常被下游的人骂作“蛮子”，对此人们都记忆犹新。此时近邻的岷江上游威、理、茂三县，部分村寨民众早已改成为羌族，且在民族自治政策下得到各项优惠。因此，当这些出身山村的知识分子获知“羌族是一个古老且过去很强大的民族”时，此一光荣的民族历史，以及文献中本地白草、青片羌的历史记忆，使得他们觉醒所谓“蛮子”原来便是“羌族”。在现实优惠利益下，这些知识分子不仅自身成为羌族，也努力恢复本地乡民的非汉历史记忆与认同。
　　
　　 北川羌族乡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青片河上游上五寨地区许多的“藏族”与“汉族”村寨人群最先成为“羌族”。的确，此地民众在村寨形式、妇女服饰、葬俗、语言等方面与岷江上游之羌族有关联，他们也保存祖先来自茂县、松潘之记忆。而后，北川各羌族自治乡陆续成立。其成立先后顺序由青片、白草等河上游及于下游，由西部的青片、白草及于东部的白坭河、都坝河流域。这是因为，本地每一相邻区域人群都有些亲属血缘关系，在文化习俗上也多少有些相似因素。加上过去本地常有“蛮娘汉老子”之俗谚，人们只说父系祖上是汉地来的，却未提及母系祖源。因此，在少数民族成为值得自傲及争取的身份认同时，人们开始愿意承认或宣称自己的母系为“羌族”，并强调本地与已成为羌族乡之地区的密切关系。如此愈来愈多的乡成为“羌族乡”。以人口而言，1982年北川羌族共有2001人，1985年成为39722人，1987年则有52783人。85年及其以后的民族成分更正只是为成立羌族自治县所作的进一步努力，所被更正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不带一点羌血统的汉人。在这次更正中，凡县、乡、局、所等单位的大小领导乃至办事员，只要是生于北川、长于北川（擂鼓、通口等传统汉区除外），就轻易二举的拿到了羌族证，紧接着，这批人的儿女、兄弟姐妹以及其兄弟姐妹的儿女也都摇身一变成了羌族；同时，众多与羌族毫无瓜果的汉族人通过找关系、走后门也都拿到了羌族证。到后来，只要你是北川人，想拿羌族证就能拿到。就象“禹里”说的那样，要想加入羌族只是拿出十几块钱的小事。（事后仅对部分并非生长于北川的外地人的羌族成分给予取缔）。就这样，北川羌族人口迅速的膨胀了起来。
　　
　　 改族为少数民族后要重新寻求历史记忆，哪怕是从想像中构建，历史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配合追求较好社会优惠待遇存在的目的，在这个构建过程中，真相成了第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