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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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汉和帝时匈奴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匈奴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减少，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汉统治者的剥削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则是难以忍受的，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八王之乱，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趁机发动了反晋战争。刘渊打着“兴汉”的旗号，借尸还魂，起兵之初确实很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段。其将刘景攻克黎阳后，曾残暴地把三万多汉族百姓赶入黄河内淹死，刘渊闻讯后大怒，马上下旨把刘景降职。但是，由于他长期坐镇平阳，根本约束不了匈奴本部狼性勃勃的诸子和五部诸将，致使汉军攻掠之地百姓“流称四散，十不存二…………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在他统治末期，已经看到匈奴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难以泯灭，“称汉以怀人望”根本行不通，就只得放弃他自小学来的那套“汉家儒法”，恢复匈奴旧制，实行“胡汉分治”，此举虽属刘渊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成为日后十六国诸多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统治的“法宝”，纷纷仿效。这样，战争的性质变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极其野蛮的，并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比较良好，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严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徙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徙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蕃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安史叛乱就此发生，屠刀砍向无辜的汉民族人民。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其后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国。
　  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未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

    故此汉族士大夫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春秋左传正义》齐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论语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一种痛入心髓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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