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道路没有天堂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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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道路没有天堂的他
　　
　　
　　
　　70年前的今天，10月19日，早上5点25分，他死在他的寓所。
　　上海的早上，大雾。
　　70年过后的今天，岷山中，碧空如洗，阳光柔亮。
　　不知今天的上海的早上是否有雾。
　　他死了，70年，被人哀悼，被人怀想，被人歪曲御用，被人遗忘。14亿沉睡的人，14亿被物欲充满成气球的人，有几个还记得他？
　　70年前的今天的日历，他们家的日历：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大XXXX，丙子年九月大，九月初五，初九霜降，甲戊火心建，星期一。额上广告为：请吸美丽牌香烟。下两侧有广告词：有美皆备，无美不臻。
　　70年前的今天，明天，发生过的细节都是可以想见的：报丧，奔丧，送葬，抬棺，扶棺，守灵……遗孀许广平38岁，儿子周海婴7岁，原配朱安、二弟周作人与老母在北京，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当然，不是普通人的丧事，便不是普通人参与办理的丧事，气氛、规模、速度、密度也不同。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第一个到，鹿地亘第二个到。冯雪峰、宋庆龄到了。胡风头一天刚看望过卧床的他，等赶到，已是物是人非。冯雪峰当众吻了他的遗容。巴金、靳以、曹禺也到了。
　　
　　他在和不在的时候，身边便有这样的人们。他们是他的跟随者，也是他精神的继承与模仿者（至少当年当时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文化的代表，有的一直保持了他的精神与骨气，比如胡风。惟其他，才有巴金，虽然巴金要逊色若干。他是核，是太阳，他们只是阳光，只是的核辐射。像一次形成宇宙的裂变，他的生与死的爆裂，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文化的重要宇宙，碎片被抛得老远，一直刺砸进了共产中国，虽然力量被完全消解，但碎片本身的存在已经是一种证明，对他的证明，对他精神的证明。直到21世纪巴金的最后离去，他时代的影子才完全消失。
　　7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彻底没有了他的时代。每一个坚持用灵魂写作的人，想起来悲哀得凛冽。他是恒星般孤独的人，但却可以聚拢孤独的行星。我们生活的今天，可是连孤独的恒星也没有，作为行星的我们的孤独、迷惘、眩晕更是难以想象了。说活在他的时代是痛苦，那痛苦里一定包含了幸运。幸运不只是因为有他，还有历史板块剧烈变迁时出现的活动的空间，可能肮脏，却也有自由的肥沃，便也有生长的可能——作为大树的他的出现，便是对那个时代的肯定，不管那个时代在他眼里是多么漆黑，多么血腥。
　　我们的时代有什么？极端专制时代没有，开明的专制时代也没有。我们的笔在涂抹什么、描述什么？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鼻子在嗅什么、手在摸什么、心在想什么？
　　
　　70年过去了，阳光的质量没变，变了的是阳光照着的东西，大气，水分，陆地，陆地上的面貌，陆地上的人事。就阳光的获得，阳光是局部的、表面的，黑暗是广大而深沉的。黑暗愈加内部。我们目睹的阴灰或鲜亮，不过是阳光被遮蔽的效果。
　　这个世界是他预料中的世界，这个现状的民族与国度，也是他预料中的现状的民族与国度。吃的草，挤出的是奶和血。他的话一直都在被误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吃的是人，也在被人吃，而挤出的是眼泪、沉默、匕首和绝望。这个世界是他目睹的绝望的世界的延续，而我们的绝望是他的绝望的延续。他是狼，因为他吃过人，他是在暧昧中吃过人的，等明白过来，漱口刷牙已毫无用处。他吃野草，自己也变成了野草，在旷野，在野风中，孤独彷徨。他与依旧吃人的人战斗，他明知斗不过依旧要斗，他知道把铁屋子里沉睡的人叫醒也是闷死，且死得更惨，他还是要叫，死个明白是他唯一能做的。他深知铁屋子的牢靠。几千年的铁锈，几千年的儒、道、皇权、奴隶意识的合金锈焊接的铁屋子，你怎么去打破？国门虽已被打开，西人的氧化切割技术已传过来，但还在实验试验阶段，关键是那些把持技术的人不像是为了切割，倒像是为了加固。70年的历史证明了他的预感。
　　他一生都没有看见光明，大事物的光明，小事物上的光明，他都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才是对的，因为光明本无所有。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看见的光明，不过是个错觉、幻觉。他弃医丛文的初衷，可不是为了在黑暗里沉没？他是要救国人的灵魂，也就是要让阳光照进国人的精神。这是幻灯事件给予他的爱，拯救国人灵魂的爱。然而黑暗太深重，且是液态的漩涡状的，不让自己被吞噬已经万难。何况他自己的内心也有无限的黑暗：童年记忆的黑暗，老母强加予他的婚姻的黑暗，青年的无爱的黑暗，手足弟兄决裂的黑暗。
　　越是反抗黑暗，越是看见黑暗的深度、密度、浓度，越是发现自我在黑暗面前的弱小。很多年轻时候像他一样反抗黑暗的人因为“明智”而回到了传统，而他是死了心要鸡蛋碰石头。他无家可回，他不认传统为家。儒是吃人，道是吃人，同时也是被人吃；中国没有人，只有奴才与奴隶，连皇帝也不是人，回一个吃人的非人的家，不如在旷野做孤魂野鬼，不如径直奔坟。做旷野的鬼，径直奔坟，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要有人格，奴才格奴隶格隐士格是万难做到的。他偏爱普罗米修斯，偏爱后羿和堂吉苛德。在“冻灭”和“烧灭”之间，他选择“烧灭”——而那些回归者，不就属于他说的“冻灭”一类？
　　
　　我想知道，70年过后的今天，哪个可以真心地说，他离他很近。其实，我们真应该离他很近，他脚踩过的大地并没有本质的变迁，他看见的传统、政治、空气、奴隶依旧在，甚至我们后来呼吸的空气要更为让人窒息。我们跟他的接近该是可以通过土地与空气、人群与传统传感的。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与他的近呢？我们遗忘了他，我们失去了对土地与空气、人群与传统的敏感，我们心不在焉，我们心在争做奴隶、做稳奴隶、做上等奴隶上。一个民族的人，一个国度的人，全体地失去对大地、对传统、对空气、对自我的敏感，要么沉沦于生存的苦难，要么沉醉于肉体的处置，它的愚昧与悲哀是不可估量的，它的明天也是不用预测与幻想的。没有真爱，没有真善，只有附庸于虚伪政治道德的做爱与做善。阶层与阶层、人与人的隔绝让沉沦有了足够的理由。我们的现实的严峻一点不比他的时代少。我们的现实是急剧的贫富分化新生了阶层，而不管是贫是富的阶层都失去了成为人的可能，都成为了物欲的等级社会与物欲的双重奴隶。
　　过去，我也是离他很远的，或者说我也是与他无关的。我也说过他的偏激、他的不宽容、他的干筋火旺、他的文学的异化。那是因为我不够了解他，更不够独立思考他。在今天他的忌日，我感觉我离他近了，很近了，我感觉到他踩过的大地在微颤，且留着他的脚板的余温，穿透过他的身体与灵魂的黑暗在穿过70年过后，依旧穿透了我的身心；我感觉我呼吸的空气是他呼吸过的空气，只是更为凝固，他的气息也凝固在里面；还有他蔑视的那些中药，在搀杂了西药之后显得更加凶猛。70年算不得什么，太阳照看的孩子的国度里，游戏还是一个种类，虽然我们晓得的游戏类别比他的时代要多。
　　
　　他的死让很多人震颤，包括他的日本好友内山夫妇和鹿地亘夫妇。据版画家曹白讲述，鹿地亘夫人赤田幸子是这样给他报丧的：“她把我的手紧紧抓住，不停地抖动，两眼充满泪水，她颤着声音和我说……啊！咳……抖，赤田先生把它传给了我，我仿佛置身在冰窖里，像一段枯了的木头！”70年前的今天上午，很多青年艺术家忙乱在大陆新村9号，曹白和力群在为他画像，日本牙医奥田杏花为他做石膏遗容时，遗容上粘了他的胡须20根，由于没有戴假牙，嘴瘪得厉害，与他生前不太像。萧红这样描写了他卧室的陈设：
　　“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广平亲手做的白布刺花围子，顺着床的以便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脚，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XX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脚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梳妆台——原注），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面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张圆的表，其余那上面装满着书，铁床架靠窗子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面也都是书。”
　　萧红认识他后，与他交往甚密，有时一天之内拜访他两次。她和他在婚姻上有着相似的遭遇。一天萧红上午去了，下午又去，他拉过藤椅站起来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是突然离开上海去日本的，19日那天她就在日本。等到她回到上海，能去的便只是他的坟头。
　　下午1点，许广平、周建人商定租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丧，将他的遗体送往。冯雪峰代表中共介入他的丧事，发动群众悼念。他死了，身后事自然无法自主。作为文学家、精神领袖、旗帜被接管——当然是为了利用，便是从他的丧葬开始的。冯雪峰的地下交通员郑育之因为悼念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受到冯雪峰的严厉批评。MZD的名字被列入他的治丧委员会9人名单，但仅在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发布。其它媒体发表的8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莱特，沈钧儒，茅盾，萧参。今天的上海也正是深秋，但70年前上海的深秋想必要荒凉和萧瑟得多，或许有一点他所说的旷野的味道。他死去的面容，亲人的眼泪，友人的沉默，以及沉默里的忙碌。街旁的梧桐树也很老了，叶子也开始枯黄和飘落。雾散之后，风给予了枯叶飘零的路线。空气凝滞，里面传达着难言的爱恨。灰是背景，也是主调。当然，别人的日常生活照旧，他的死与他的丧葬只是城市里的一件大事，就像偌大的寂寞的天空流星划过一道弧线。
　　　　下午3点，黑色柩车载着他去了万国殡仪馆。柩车走过怎样的路，路上落着怎样的黄叶，空气有着怎样的气氛，看客的眼睛里有着怎样的惊异，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完成了，或者他被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战士，一个叛逆者，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创造者。
　　　　他死了，那些抬棺扶棺的人还活着，那些街旁的梧桐还活着，那些旷野的野草还活着。然而，时代就要变了，多样的地火就要流窜，这是他没有预想到的，或者是他预想到没有说出的。时代要变，活着的人也要变，这是除了他之外人们很难抗拒的事实。在漩涡里都是难友，漩涡被打开，洪流澎湃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依然保持身在漩涡的姿势。
　　　　时间是裹尸布，70年里一层层裹他，以至于让他变形，让人看不出、看不见他的原形。但时间也是解剖刀，裹尸布也要腐烂，有不怕死的人一层层揭开他，他还是原来的他。他不会腐烂，因为他超脱了时间，抵达了今天甚至更远的将来。他的面颊不过落了些历史的尘埃，粘了些白的红的现代的粉尘，但风一吹，他的骨头还是骨头，他的精神还是精神。黑暗在，他便不会被光明氧化。
　　
　　　　比他小两岁的卡夫卡说：“周围的人都睡了……他们都在寂静中集合在一起，一个露天的营地，无数的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在寒冷的天空下，在坚实的大地上……而你，你整夜不睡，你是一个守夜人。在你挥动的火把下，你瞥见燃烧的火更近了……你为什么通夜不眠？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大家都这么说！必须要有一个。”
　　　　卡夫卡说的是他。
　　　　他和卡夫卡都用天才的文学体验、触摸和艺术剖析着各自的东西方世界。剖开之后，席卷而来的是咄咄逼人的黑暗，还有在黑暗里翻转的蛆虫和黑血。他是后羿式的，充满爱与同情的，甚至是镇定而勇猛——虽然他的爱、同情、镇定和勇敢又是绝望的。卡夫卡是更为个人的，直觉的，惊恐与怯弱的，以个体模拟整个人类。他的耸立是有传承的，只是他的传承太复杂，太矛盾，化解到他的灵与肉便是水火不容。他是感性也不容，理性也不容，而更偏重理性。他的文字呈现着他的绝望与虚无，一半感性的呈现，一半理性的呈现；感性给予了创造的力度，理性给予了深刻——他是一口深井里的月亮。对于世界，他和卡夫卡都深感无能，但他绝望了仍然要发反抗，他把反抗当成他的存在。而卡夫卡倒像更像他的老祖宗老庄，也更为睿智，他明白了反抗是没有意思和用处的，便不反抗。
　　　　在对世界对人类的绝望、对自己也绝望这一点上，他和卡夫卡是共同的。他的绝望更多的来源于理性和理性对现实的介入，而卡夫卡则来源于直觉和想象以及直觉与想象对世界的介入。他崇尚复仇，卡夫卡则崇尚逃避。绝对意义上的自卑是他们的绝望的密码。
　　　　我个人印象中唯一吃透他的评论家林贤治说，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他只有道路，没天堂。
　　
　　　　晚上看央视“面对面”，访谈他的长孙周令飞，主题是“还原鲁迅”。还原已经是一个很时尚的主题了，回归也是一个意思。周令飞希望还原的是他的亲和的部分，常人的部分，为了证明他的亲和，他的长孙举了几件小事：在厦门与吃他相思树叶的猪搏斗，用弹弓打在他楼下撒尿的人的屁股，围着美餐跳华尔兹。据我所知，他还有更常人的事：与山本初枝频繁通信，且相梦；与许广平冷战，长久地沉默，一个人在傍晚躺在阳台的一角；与萧红大半天大半天地谈论鞋子、裙子，直至萧红不可思议地远走东京；偏爱裸女木刻，把一幅女人木刻放在枕边把玩……还原他，首先要知晓他的原，他要是本身就少亲和，本身就幽深，我们硬要去东拉西扯些亲和放在他身上，那就是歪曲与篡改，也便是侮辱污辱；他要是本身就是个半人，是个半神，我们硬要牵强附会把他拉到全人，砍了他身上的神性，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了。还原的难度永远不在还原本身，而在对“原”的发现与把握。
　　　　他死了，与他生活过的人也死了，对他的原的发现与把握便只能通过他的文本（包括日记和书信）。他的文本是从他的身心生长出的，有庄稼有野草，有植物有动物，我们可以顺着这些动植物，顺着这些庄稼野草的茎叶摸索到他的身体、他的骨头、他的肉，摸索到他的“原”的泥土。真的还原他便是对他的真爱。还原一个死去的人，也是拯救这个人，拯救他没入历史阴影的那一部分。还原是对异化的反抗。
　　　　看着电视里有点他的影子但却一点不是他的周令飞我在想，他的原有两块，一块在人，一块在文；一块在现实与身体，一块在梦想与精神；一块在平淡的日常，一块在黑暗与高蹈的创造；一块是树与枝，一块是花与实。
　　　　看过节目，我发了好久的呆，也许是他这棵大树过于高大茂密了，果实累累了，他的儿孙在树下总是显得慌张、渺小与卑微。我想，一个人过于巨大，对于他的血脉未必不是一种悲凉。
　　
　　　　他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供人们吊念了三天，22日下午举行了启灵祭，他和灵柩一起被扶出礼堂，放置在了柩车上。接着就是送葬。为他抬棺的人是：萧军，黎烈文，吴朗西，周文，靳以，姚克，黄源，张天翼，胡风，曹白，巴金，鹿地亘。老照片再现了抬棺的情形与抬棺的人。蔡元培在奔忙，宋庆龄和史沫莱特在奔忙。凝固了三天的空气有了些微的松动，奔忙的人伸腰的姿势有了即将完成的表述。一个艺术家死了，很多的艺术家去葬他，这葬本身也是艺术。人们意识到了，正在按艺术方式做。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要让葬礼的全部细节都配得上他；目的只有一条，就是要把他留下。
　　　　2点半开始出殡。沿街的树叶大都还是绿的，残留着夏天的葱茏，但秋意已深深地渗透到了叶里，树叶与树枝的粘连已经失效，一夜枯黄一夜凋落都是可能的。他的死没有他设想的平静，就如他死后的世界。由于有种种对不朽与超越的预计，他的死的艺术被做得很大——当然他是配得上的，且是传统与人的文化的延续。大了，便自然会空，自然会有异物介入。死前他已经嗅到政治的味道，且不觉反胃，他是将不是希望的希望当成了希望。他的视觉得到的黑暗太多太深，他无法不急迫地钓得几丝光明。死已经将他修成正果，打正果算盘的人隐约出现在他的灵柩背后。六七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萧军在指挥。情形可以从我们的记忆与想象里移置。树上的鸟雀一定也觉察到了空气里异样的氛围，生出一种异类的悲伤。
　　　　16点45分，他像漂浮的花瓣被人群簇拥到万国公墓。他终于等到了他用文字时常念叨的坟。一段葬仪。哀歌，演说，安息歌，裹尸的民族魂。蔡元培，沈儒钧，宋庆龄，内山完造。棺木在安息歌里徐徐降落，他便那样而去。那么多人看见，那么多人看着。时间无法停留。
　　　　萧红在1937年春天回来了，坐在他的坟前，表情是轻松的。照片上年轻的她在笑。她也许是解脱了，也许是见过了太多的死，她也许是觉察到了她自己的死。
　　
　　　　1976年，或者1975年冬，我们全家老小都在往后院背石头砌一堵高墙。后院是一个废弃的猪圈，圈里满是灌木、竹子和落叶，圈墙边是少壮的樱桃树。圈外的台地上铺着道光时候的墓碑，我们天天踩着，都意想着旧鬼。
　　　　我便是在这样的脚踩墓碑心怀鬼胎的背景里第一次与他相遇的。一本1973年版的《呐喊》。“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人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我读着，读完，懵懂地感觉，懵懂地想，懵懂地惊异，记下了这些话。我感觉他的文字里有很多重的布帘，每撩开一重看见的都不一样。但黑是底色，吃人是梗概，恐惧是读后感。他要说什么，可是不好明说，只好拐弯抹角。他说的吃人，自己人吃自己人，瘦的吃，养肥了吃，也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且后来也发生过。但他不是在纪实，他是在说史，说传统，说人。真是疯话，醉话，颠三倒四的，但又是大实话、大白话。
　　　　我没有再背石头。我坐在墓碑上想他的话，想说出这些话的那个他。我一次次念叨他的名字。
　　　　我与他，我于他，就定了这样的调。废弃的猪圈，光秃秃的灌木和樱桃树，层层的落叶，露出断碑的竹林，墓碑，粉粉的太阳。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就是按照这样的调子接近他的作品、接近他的人的。
　　
　　又是夜。黑被斑斓的光戳得洞洞眼眼，像被火药枪打过的兽皮。他已经沉寂，在时间的灌木丛，不管是人是文。记起的只属于沉钓。他是黑暗滋生的灵异，好比守夜人；他在漆黑静默的夜晚看见了真实的世界，他对白昼自始自终是怀疑。他这黑夜的伟人，在光明的白昼理应是被忽略的，可是白昼迟迟不来，长夜漫漫，我们对他的怀念与日俱增。
　　　　假如他不死，他也早已死了。他是任何一种专制的反抗者，也是任何一个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想要一个人的社会，但在政权不可能给予。假如他不死，他要么在监牢继续写作，要么识大体闭嘴。我以为他在监牢继续写作的可能性更大。巴金是融入了，沈从文是闭嘴了。他要是在，在监牢里写作，那么，我们国家与民族就可能有一个索尔仁尼琴，一个布洛茨基。
　　　　恰恰是他死了，他成了我们后来的时代唯一一名畅通无阻的作家，且获得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的神话般的荣誉。一个反抗专制的作家，却获得了专制政治的完全肯定。这是一个反讽，一个可悲的反讽。他自己为文为人是从不愿意往政治、往ZF靠的，但他死的当天，就有人把他与高尔基比，说是什么列宁亲自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他也应该获得国葬，言外之意他的葬礼上应该有蒋介石的身影。后来他得到了一个国葬，但他的尸骨已经冰寒，国葬的意义完全是他一贯厌恶的政治行为。对于死，他是有遗嘱的。
　　　　好几天，我沉迷在他的丧事，沉迷在与他的丧事有关的文字与图片里，我翻来覆去地读他，读他的遗像遗言，感觉离他近了。读他，就是对时间的剥蚀，在时间蜕去的皮下，看见人间的他。
　　
　　06年10月19-22日于四川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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