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走向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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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走向未知


??【对于成长的停滞，我有一种先天的惶恐。但令人悲伤的是，我似乎是在走向狭隘而不是走向宽广，我的生命曾经逐渐走向丰富，但现在正处于萎缩期，因此我需要不断地反叛我自己。】
　　
　　我越来越发现我是一个产品，被制造出来以符合他人的观念，我越来越发现我是一面镜子，用来投映外界的各种景物和光线，而当黑夜来临，我则几乎不再存在，我时常找不到自己。我有时想，我如果能被称为一个“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个教师，我通过我自己的行为在每个学生的心里建立起了一个形象，但这些形象却又千差万别，免不了打上他们自己生命的色彩，那么，我的存在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的呢？
　　众位啊，我所思考的这个问题正在成为我生命里最大的问题。而就在此时，“我”慢慢地浮现了出来，并为我自己所逐渐看见。
　　当我们出发寻找过去的自己，借由回忆，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事件。事件构成人生。但这些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生，这其实并不能很确然知道的。在事件与事件之间，被遗忘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之所以叙述那些被记起的事件，目的正在于此。除了叙述事件，我们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接近人生本身了，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回忆是一种神圣的静穆，或许我的回忆可以唤起你的回忆，我的人生可以印证你的人生，那么，也许这就够了。
　　一、童年——无可逃遁
　　我的孩子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她聪明，成绩好，爱吹牛。读小学一个星期后，我的同事问她：“读小学的感觉怎么样？”她说：“就是当班长的感觉嘛！”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她好强之极，读幼儿园的第三天，老师提问还没有问到她，她大哭起来，说：“这是什么幼儿园啊，我懂的都不让我说。我不读了，我要退货。”她善于协调人际关系，放学的路上，同学热情地喊着她的名字，她热情地喊着同学的名字，相互告别，颇是让人心慰。我和老婆吵架，三四岁的时候起，她就只是静静地看电视，等我们吵完架自生闷气的时候，她会悄悄地进去躺在她妈妈身边。如果我们吵得太大声，她就会走过来坐在我的腿上，说起学校里的老师交代什么时候要买什么的。我三十五岁，人们都说像个老头子，脸上皱纹纵横，身影佝偻，内心常多暮秋之气，我的女儿八岁，人们都说她像个大人。
　　孩子的像极了我，使我有一种惊慌。不，从来都不是一种骄傲。
　　记得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说：“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说话的语气、神情、性格，甚至说话时的手势、坐姿……”我仔细想一想，还真是这样，我就害怕起来。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讲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对父亲有意识的背叛。人的生命从来都不该是一个复制品，我也不该成为父亲生命的影子。
　　我父亲退休的时候，我已经任教五年了，学校有几个老师避着别人几乎凑到我的脸上跟我说：“你其实是学校是教得最好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当教务副主任。虽然我是学校“教得最好的语文老师”，父亲却对我“诲之不倦”，每星期回去，都要对我讲一通教学，退休后“授课”的时间就更长了。我对父亲产生“摆脱”的意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受不了父亲的自恋。我努力地矫正我的手势、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几乎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想一想父亲会怎样做，然后我将自己和他区别开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激动，我甚至觉得父亲只是一个影子，被我抛在身后，而不是相反。
　　朋友的话使我有一种宿命感，当我觉得我摆脱了父亲，却原来是更靠近了父亲。我曾经以“摆脱”为生命的全部使命，我不读父亲读过的书，但当我发现我也和爱吃面的父亲一样爱上了面食，我也跟父亲一样胃出血了两次，我现在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鲁迅，也正是父亲最喜欢的，突然我就觉得有一种“铁栅已落”的宿命悲伤。我难道比父亲更不自恋吗？萨特自问：“那么我是不是那耳喀索斯呢？”当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2006年厦门举行“立普乐杯首届语文教师作文大赛”，我没有参加，但知道题目后也写了一篇，题目叫《有一个人，叫那喀索斯》，写的就是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养水仙花了，今年春节一个朋友又送了一个，现在正摆在餐桌上，长势很好，可能过几天就要开了。看着那欲开的水仙，我似乎看见了因迷恋自己的倒影，最后相思而死化为水仙的那喀索斯。
　　如果我的孩子如我最终就像我成了自己的父亲，我对学生的影响越大，到最后学生越像我，那么，这样教育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
　　二、少年（一）——线索遍布
　　被打断的扫帚柄躺卧在门后，床上斜靠着我双眼无神的父亲，整个房间安静得像没有呼吸，客厅好像一下就变大了，变空了。在我夺门逃离之后，那片寂静像一块凝固的冰，而父亲是被冻结在那块冰里的一颗铁钉，带着斩钉截铁的决心，却同时已经生锈。
　　那片小树林无限怜惜地包容了我的过错。月光下，每一棵树都不作声，它们看着我，眼光温和。一条小路像某种隐秘的渴望，从林子里穿出，越过一片高梁地，在村落里四处散开。道路通往村庄，其中的一条通往我的家，但我不敢回去。仅仅因为躲在古屋的小巷里看武侠小说，我就只能在林子里藏身到天亮。黑夜是不安全的，孤独亦熬人，我渴望回家。
　　有两个人曾经非常非常近地靠近我的需要拯救的心灵，她们已经抬起了亲爱的手指，在我的心门上扣了无数次。她们那么靠近我的藏身之所，她们的呼唤几乎就在我的耳边，她们急促的呼吸我几乎都能听见，但是我的倔强最终使她们的呼唤变得遥远。像一阵山风，最终越吹越远。很多年后，当我的祖母已经不在了，我回忆起她颤微微的呼唤，我就会想起她沿着山路上行的颤微微的身影，而今她的身影在青草覆盖之下，她的焦急的神情变得更加鲜明。很多年后，当我在这个城市里为稻梁谋忘记了打电话回家，我的母亲却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她说：“吃了公家饭，就是公家的人了。”这个城市像一片黑暗的林子，我从来都没有再听见过任何的呼唤。
　　置身于黑暗的林子里时，我知道我内心隐隐地渴望某种呼唤，我也需要温暖，需要爱的安抚，就像一个教徒热切希望得到一个神谕。但当呼唤到达林子边缘，甚至有一次，那走远了又返身回来的呼唤还走入了林子，在林子的中央停了很久，距离我藏身的地方那么近，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走出来。我被一种隐秘的力量暗示。走出来，响应某种呼唤，也就意味着我将走入某种温暖，但也意味着我的生活将在一条循规蹈矩的道路一路走下去，我也就再也没有犯错的权利了。
　　我的反叛其实在少年的时候就已开始，但反叛不仅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力量。我能在林子里呆一辈子吗？
　　当黎明来到的时候，母亲找到了我，将我带回到父亲面前，而我终于也认了错。整个小学阶段，我再也没有看武侠小说，我将对武侠小说的热爱藏起来，直到高三补习那一年才重新开始。但武侠所创造的正义世界却成为我以后人生热切渴望的理想世界，武侠里变幻莫测的武功招式成为对想象力追求的最高境界，我时常将生活里的人和武侠中的人物对应起来，然后我就明白了生活其实也不过是一部武侠，世界只是一个江湖。
　　生活的悖谬无所不在，被禁绝的后来成为生活的精神基础，这可能是我的父亲始料未及的。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从政，但最后我却对政治充满了厌恶，这可能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吧。在后来的教育生涯里，我一直在想我们希望学生能成为怎样怎样的，我们甚至强制学生按照我们的意愿来生长，可是真的能够如愿吗？我们禁止他们做这做那，这其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被扼杀了，而又有多少人却因为我们的禁止而成长得更为茁壮？在结果不可知的情况下，我们的行为结果不可预测，我们该怎样去行动？
　　小学毕业那年，因为专心学习，72万人口的一个大县，我考得第一名。（听听这句话，里面的自夸语气多么强烈）父亲非常高兴，我似乎也很高兴，我完全忘记了这是我放弃反叛而结的果。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孩子，喜欢穿破衣服，既听父母的话又听老师的话，做作业的时候打开窗户，紧锁着眉头，邻家的女孩笑起来很漂亮，但我跟她说话总是非常简短，回答完就走，然后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她出现的地方周围。
　　初中三年，我和周围的同学关系都不错，平时有说有笑，我也乐于帮助别人。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有两个，小林读书很好，字也写得好，毕业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细东在班级里属于不招眼的那种，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成绩如何，大概是非常普通的吧。有一次早读，细东掉了钱，我在后面捡起来追上去还给他，有一百多块。他觉得我这个人很义气，就常跟我玩，那时候他花钱凶得让我害怕，我怕自己请不起他，就少来往了。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是偷他爸爸的，三千多块。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听说在社会上混，经常做些骗人的事，经常打人。初三临毕业前碰到，邀我到他家坐，后来来了一群人，就在那边打麻将，玩得很大，说话都是成人话题，我觉得自己很幼稚，就告辞离开了。我读高中的时候听说他被抓了，再后来又听说出来了，有一次在市场远远见到他带着个女的，我就躲开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跟他再成为朋友，但现在想起他，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很野性也很随意，不是知识淘养出来的，但也自有一种从容。前几年还碰到过小林，在一个医院当医生，说话谦和客气，聊了一会，留了电话，但我知道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再给他打的，就删掉了。
　　初三年的时候，转到二班，认识了一个姓温的，很帅。我读高二的时候他得了肝病，去看过他，不久他就走了。现在很常想起他。他非常讲义气，替朋友打过好多架，被学校逼得转学，摄影很好。还有一个女同学交往也很好，对温同学很有意思，但似乎一直没有确认关系。前两年突然跟我联系，当了妇女主任，见了一面，她说话眼角婉转，我则流里流气，告别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学校从来都只是人的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线索分明，我的这些朋友现在在我的笔下像是一个个的谜，我试图将他们的命运传达给大家，但我所说出的只能是一个轮廓，关于生命的细部、生命的丰富性以及生命的走向，我只能承认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我在回顾我的朋友的时候，我想及我的学生，我能够规定他们的生命吗？我可以成为他们的教育宗师吗，我可规定他们一定要从哪里走吗？如果能，我是不是偷取了上帝的权力？如果不能，而我硬是要这样做，那么我到底是老师还是暴君？
　　这些问题，我一想就头痛。还是让我来讲我自己的故事吧。
　　我觉得我少年时所经历的事件，为我现在的（甚至可能是以后的）人生埋下种种线索。比如说我父亲对我的绝望，有没有可能造成我现在对自己的小孩和学生的过度严格，而我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也激励着我去寻找更大的进步，以回应他的期望，但有一点是明显的，我的性格里有父亲对我的这次“严打”事件所埋下的线索。比如说，我现在的对错误的事物的反抗不够彻底，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最终走向了妥协，这一点，在现在想来其实也早在当时就埋下了线索，而且有可能正是这一点使我追求思想的自由与进步不够彻底。我对细东和温同学的喜欢，我想也为我现在会对一些被认为是“差生”的学生特别有爱心埋下线索。也许是吧。
　　往下说吧，少年说长也长，说短的话再几个事件也就可以概括得差不多了。
　　勉强考上县一中，第一学期期末试是班级第九名，看做六十名内，本科大学应该是没问题了。第二学期期末班级第三名，年段刚好十八名，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父亲到处跟人家谦虚地吹牛，我就骄傲了。学习轻松，交往的朋友里面喜欢玩的就多了起来。这一段时间倒是学到了很多玩的方法，所以现在我也算是一个兴趣比较多的人，工作之余有很多娱乐的方式。我学会了打乒乓球，学了点羽毛球，更重要的是参加了文学社，学会呆图书馆，逛音像店，也看了一些电影。现在上网去看一些老片的时候经常有熟悉之感，细细想来倒也有一些片是当时看的。成绩就不必提了，县一中的老师对我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有时跟我说话都懒。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对于我的生命来说简直就是“雪崩”，造成了我的背井离乡。
　　那时候住宿舍，家里又穷，用米去换饭票。饭票在宿舍被偷，回家被父亲骂不小心，我的委屈在父亲的严厉语气下就不敢说出来了。祸不单行，过了一段时间又被偷。结果我就偷了别人的，但我是一个不“幸运”的小偷。父亲来学校求情，我从来没有见过教学上很受尊重的自尊的父亲那么羞辱，这是我一辈子最对不起父亲的一次。求告无用，只能转学到泉州。父亲的原来的同事将我和他的小孩放在同一个小房间里，给我一个床位，他的刚从师范毕业的女儿搬去跟同学住。我开始发奋。
　　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不是很遵守纪律，第一次学校就给了处分，第二次又因为帮别的同学打了个小架，学校硬是要送工读学校。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不用这种方法呢，初一的学生犯错就送工读学校，我真不知道工读学校能容纳那么多的学生吗？都说工读学校教育成果显著，我真想问问到工读学校一段时间后表现比原来好的与比原来不好的比例到底哪个多？很多学校都是遇到表现不好的学生，动不动就让他们寄读或者转学，难道这样就能让他们一下子“洗心革面”，为什么就不能问题就地解决呢？说白了，我想就是这样更见效率。眼不见为净。可是如果遇到觉得差的就让它消失，这跟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在思想基础上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
　　我原来表现也不好，可是奇怪的是我现在还算是对社会有点贡献的人。我想建议一些在这方面思想简单的老师去看看2007年获得金马奖的电影、陈冲主演的《意》。这是一个很有思考的电影。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好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坏人，关键是使他（她）变好的因素多，还是变坏的因素多，他（她）想变好的愿望更强烈，还是想变坏的欲望更强烈。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好人也都是坏人，每个人都善的一些地方，也有恶的一些地方，他（她）看到的善多一些，则成为好人的机会也就会多一些。我对给我机会的这些人们永怀感恩之心。
　　还有一件事必须一提。我在泉州的时候，我父亲的朋友的读师范的女儿小侯介绍我看了很多书，其中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卢梭的《一个漫步的遐想》和尼采的《黄昏的偶像》。当时是看得似懂非懂，感觉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情绪，读完后只觉好像有一种什么样的气息氤氲在心怀里，现在想来，这种直接击中感觉的阅读正是能深淀到生命底子里的阅读。当我们用理性对一个作品分析其优劣，这种阅读至多也只是为人生修养添砖加瓦，而地基却是在半明半昧的状态下形成的。艺术上有“隔与不隔”的说法，艺术家认为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思维处于半明半昧状态时，对人的促进也是最大的。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叫林海涛，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遇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他有一种“遭雷击的感觉”，他说他的思想之门就是那个时候打开的。在我们的教育里，老师往往怕把课上得太深了，所以课总是上得肤浅，提问也是问些学生能回答出来的问题，造成了教学结果的无效，我有时觉得这对学生的发展来说是一种犯罪。其实课并不怕上得难，怕的是学生没有兴趣听。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小侯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教育对我的犯罪。我当时遇到的是一个很糟糕的老师，我那时每天都写一篇文章请他指教，他非常认真地给我批改，但所提的意见实在幼稚到极点，思想也老化到极点，最后我就根本没有兴趣写作文了。这个老师对我的教师生涯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从他身上我明白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什么都不讲比全然讲错所犯下的罪要轻得太多太多。我说过我是幸运的，我的身上存在着浓烈的女性气息，我想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卢梭，而我的疯癫、爱喝酒、富于激情、对世界始终有怀疑主义的倾向，则很大部分来自于接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了尼采。但我也是不幸运的，我如果当时就能接触更多不同风格、不同思想体系的著作，或许我会变得更宽广些。学生思想趣味和倾向的形成，一方面由其内在的性格倾向决定，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塑造，我通过对我自身的回顾和反省，发现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外部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必须将为学生提供宽阔的视野当成教育中最重要的任务，某种程度上说，教学的广度比深度要来得重要得多。个人思想与专业所能达到深度更大程度依赖于个人的人钻研。
　　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吧。小侯也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歌手（童安格、赵传、谭咏麟、蔡琴、齐秦、齐豫……），这些流行歌坛的精英给我的人生带来的好处有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歌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无数的快乐；二是从他们的歌曲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我了解到世界里原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他们的悲欢喜乐和我的具有同等的品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正是通过这些旋律去感受别人的情感样式，更深入地开始去理解他人；第三，我后来接触其他的音乐形式，通过对照，我开始明白不管是高雅还是世俗的音乐，都具有其美感和深入心灵的力量，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开始逐渐明白“平等”，并使之在个人的思想世界里不只是一个“泊来”的概念，而是一种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小侯还送给我一张贝多芬的卡带，里面附有一张介绍各个乐曲所描绘的情景的很优美的文字（可惜后来这个卡带丢了），文字和音乐第一次被嫁接了起来。
　　在表达情思时，文字是后于音乐的，音乐也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因为音乐能够更直接地表达情思，而文字首先是对世界的命名，在“名”的使用时，我们赋予“名”以意义和情感，写作要借由文字这种媒介来进行，也就是说它表达情思时是一种二度创作。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行为，词语是无法说出事物的全部属性的，命名可以说总是运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当我们命名时，一个词语只能说出一个事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属性，而不可能是全部。当你说“苹果”这个词时，苹果的形体就会浮现出来，但可能苹果的生长过程、苹果的内部结构并不会在你的头脑里出现，而苹果的其他并未被我们的科学所认识到的知识更不可能出现。也就是说你说“苹果”这个词的时候，你只是说了苹果的某些属性，而更多的属性被遗弃了。而且词语更多的情况下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放在某种语境中，当词语被放置在语境中，它的意义又会再一次损耗。比如在“我喜欢吃青苹果”中，苹果的能指就更狭隘了。用文字来表达心灵对世界的观照，必然要有一种损耗，而音乐则不同，你悲伤时随口哼出的旋律，总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你的情感。接触了音乐，这使我后来用音乐去理解文字有了一种可能，这一点直接导致了我的文学主张。我将自己的散文写作的最高目标确定为：文字要对音乐如影随形。文字表达情思要达到音乐的高度，要有音乐的效果，那才是好的文字。这样的追求可能未必正确，但对于我来说是我的真理，我的写作正应该追随这样的一条道路，如果我能够做到，即使这是一条歧途，那么我的写作生命也可以说是完美的。
　　我的发奋努力颇见成果，每次考试都是年段最好的那个人。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我从来都是一个擅长于读书的人，我的记忆力非常好，50页的内容读个三四小时就能像复印在脑袋里一样，考试其实就是在头脑里翻书。只要我勤奋，我就能做得很好。我们班里有一个姓李的同学，和我却不一样，她的勤奋远甚于我，但却总是中不溜秋，她和我还谈得来，她偶尔会向我说：“我也非常努力啊！”这里面的辛酸，我当时并不能明白。后来我当了老师，遇到无数这样的学生，我开始思考教育的本质。不管是百分制还是等级制，总只有一部分学生的成绩能排在前面，而第一名只能有一个，最多还有一个“并列第一”，那么其他人，特别是排在后面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失败的吗？如果是，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成功者，其他人就都是失败者。我看过太多学生在平时活泼可爱，总在某些方面有他们很突出的表现，即使没有什么才能的，至少也很善良，可是一说到成绩，他们就一个个像被扔垃圾堆里的狗一样表情沮丧，全无尊严。如果教育仅仅是要成就某些人的的优越感、精英意识，而让更多的人形成一种持续一生的失败感，那么这样的教育有屁用？我曾遇到很多以前的同学，他们有很多人的事业与文化无关，但都很成功，但说起学校的生活时，我最常听到的是：“那时候你很会读书，我是属于不会读的。”人与人之间森严的壁垒是这样划下的。然后，我就几无例外地看到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种金钱上的优越感，对他们的这种“金钱暴力”，我只能一笑置之，然后感到一种悲哀。我不是悲哀他们的粗俗，也不是悲哀我的贫穷，而是对教育扭曲了人性的悲哀。为什么教育不能建立起每个人对人生的信心？为什么教育不能不把一部分人的成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牺牲上？学校教育作为人的成长的最重要的过程，它其实并不需要、也无能力规定一个人成为怎样的人，将每一个个体都看成是平等的，都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发掘其内在的潜力，为其发展创造可能，向其展示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展示人性的优美，这才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我要消除我的耻辱，也只能借助于成绩，如果我考上了重点大学，我的耻辱就会变成荣耀。名人往往喜欢将自己的过去形容得非常不堪，往往却能为现在增添光辉，也是这个道理。从我的成绩看来，重点大学似乎已向我打开了大门，父亲对我重新怀有希望，但如果我当时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来到泉州的，那么我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离开，这本也是题中之义，不需要讶异。
　　当我站在三十四岁的岁末，三十五岁的年头已近近在望，我回想起关于时间的故事，我想我是有勇气的，我将我耻辱公之于众。我终于有能力承担我的耻辱。我的耻辱不为我的生命增加荣耀，因为我不是名人，我也会将这个耻辱背负一生，作为鞭策我的一条带刺的鞭子。你可以将此作为羞辱我的资料，但我会与你决斗，像普希金一样，因为这是我一生的痛。
　　很多年前我写在日记里写：“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勇敢地说出我在学校里偷窃了什么，也许那是我走的一天。”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地就反叛了我自己。每个人都是偷窃者，很多作家离开故乡后，他才成为家乡的偷窃犯，他再也不想回故乡了，也因此他偷得更回理直气壮。对于我来说，当我用一些善心将自己从罪来抢救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才获得了自己的正义的生存。从哲学上说，是罪挽救了我，并开拓了我的生命里所有的意义。
　　回望过去的时光，线索密布，我的可能性早已写在其中，而我今后的人生方向——当一个教师——只是对我全部的人生的一个命名，它是狭隘的。如果循着少年的线索，我可以有更宽广的活法，可以活得现实主义，更丰富多彩一些，但现在已没有可能。“教师”就是对我这个人的命名，为了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更好，我还必须再次反叛自己。我必须将我的不可能实现的命运，尝试着嫁接到学生的身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三、少年（二）——规定方向
　　高考的失败，是因为最后一个月压力太大，谈恋爱使我得到放松。于是本科大学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将学问当成生命的根本的人，当学习成绩很好的时候，我又开始重复在县立中学的错误了。一群朋友整天抽烟。我的抽烟在同学里是权威，在暗暗的小竹林里，我可以将燃着长“健”牌和短“健”牌的烟分辨出来，至于其他不同种别的烟，那更是不在话下。今年我看汤姆•泰克维尔《香水》这部电影，主人公可以像狗一样辨别细微而细微的气味，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你将眼睛闭上，将耳朵闭上，只打开嗅觉，那种敏感性可以达到常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的地步。味觉也是这样。抽烟的经历使我后来在味觉与嗅觉的灵敏发展了很多。当我细加反思，将这一点理解嫁接到阅读上，我就有一个独特的体验——我基本上可以从一篇文章里感觉到作者的人生气息。前一段写个随笔叫《剑法》，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体验，很多人可能觉得有点玄，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摘录如下：
　　剑法是从时间里化出来的空间形式。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道理，可是，直到我的师你无衫告诉我的时候，我才回忆起来。我的家乡是一个武术盛行的地方，大树下，连风的飘舞，人们都说是言语的内功引发了空无的气的激荡。我记住我的父亲跟我说：“一切都是鬼气。武功来自于上古的巫。”我听不懂。
　　??我的师父无衫使我明白了父亲的这句话。后来，我流浪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人们整天整天地无所事事，整天整天地言语闪烁，他们围坐在夜晚的火堆旁，白天的时候或倚或卧地找块石头，然后集中讨论一种叫“哲学”的东西。那一刻，我想我父亲是对的。那种叫“哲学”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树下或者晒谷场说的东西，叫做“武功”的东西。
　　??我的师父无衫说，时间是一种鬼气得不得了的东西，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有多少种表现形式。他说，这个意思可以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解释，在不同境况之下，时间有着千差万别的样式，每个人对时间的体验是不同，而其时间所包含的实质也是不同的。就是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刚好有一阵风从我破烂的衣服穿过，然后，不远处的一条狗打一下哆嗦，就是这一刻，我回忆起父亲的话。我就跟师父说了。
　　??师父沉思了一会儿，问我父亲的长相。我说他的眉毛像雪一样，像眼睛上的另两只眼睛。师父好久都没说话。我不敢打断他的安静。一个湖太过平静的时候，你不敢扔一块石子进去。师父无衫说：“你的父亲说的没错。武功是一种气息，但它不同于气。气是显形的，气息则是无形的，你可以感觉但捕捉。气却可以捕捉。”他的手从空中的一抓，然后握住。
　　??像一个杯子，师父的手放在我的鼻子下。“你闻一下！”有一种像风一样的东西从手的杯口轻轻冒出，有点暖，但接着就淡下去，时间很短。我吸了一下鼻翼，突然我感觉到一种很悠长的东西。师父说：“起初和中段的东西是气。现在你感觉到的是气息。这种气息你会记得一辈子，然后你将把它带入你的死亡的坟墓。”我抬起头看着师父，他的眼睛里像幽蓝的磷火一样轻轻一闪。
　　我后来跟学生说：“要珍惜一切的生活经验，在越来越粗糙的时代里，在人们急急行走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快乐和创造可能的东西。”我的散文写作的基本品质就在于我还比较善于将琐细的生活体验锻造为一种精致。
　　
　　我在泉州的铩羽而归，使父亲很久抬不起头。我的小学时代的荣耀被人们重新记得，这一点加剧了父亲的羞辱感。
　　对于我来说，亦是如此。我的老师吴爱华当时对我爱恩有加，但我看完成绩后，吴爱华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真的是很差。”我笑一笑走开了。泉州七中的芒果树子叶子长得正茂盛，已经有小芒果在上面密密地结胎。校园很空旷，我的兄弟——小侯的弟弟，陪着静默地将校园走了两圈。
　　有什么要紧呢，我如果不能成就我的人生，那么我就将人生毁坏给你们看，让你们惊讶于一种决绝。你听见玻璃瓶被掼下时的那脆响吗？也许你听过那听声音，但你也许不知道那种清脆空旷得可以直达天地玄黄。我仔细地听过。因为我就是那玻璃瓶。
　　回到父亲的学校补习。校长是我家乡的人，他知道我是个坏蛋，以百般的理由推脱，但最好也只接受。因为补习费照交。
　　回忆从是经由人与事件展开的，我对高四那年的生活也依赖于此。插在应届班，认识了连景东，他很喜欢写文字，写得奇怪，但不算好，能有个人谈文字是很让人高兴的事。这刚好接续起了在县立一中参加文字社的经验。这一年可以说坏事干尽，逃课看电影、泡录相厅，和一个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回家乡来补习的女孩谈恋爱，跟校外的拳社学散打，深夜偷拔农家的地瓜来烤，学打麻将，喝完酒洒一泡尿在里面扔进讨厌的老师的窗内，跳电影院的墙去看《霹雳情》然后疯了般地学霹雳舞，更可怕的是还学会打架，不一而足。如果说做好事，倒也有一件，那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去泡图书馆，记得当时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现在我在看《群魔》。现在想来，我的精神气脉似乎是一以贯之的。泰戈尔说，“每个人都将重新回到童年”，如果你童年喜欢了某种气味，一般来说你成年后会加倍喜欢。在学生还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学生逐渐开始形成他们的趣味，要将优质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内在禀赋去亲近符合他的气质的那些东西。
　　我们那个地方学武风气甚浓，有很多同学都去练武。很多家长也不反对，但我的父亲是教师，绝对不允许我去的，我就偷偷地去。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拳还不错，内心也涌动着一股躁动之气，经常一群人在街上晃膀子，如果哪里有朋友叫，就一窝子地去。也交了些社会上的朋友，他们如果有事，也愿意叫我们。打了几次胜架，毫发无损，颇是得意。临高考前一个月，一个以前被我打的人的弟弟读初三，我单独一人从初三教室门口经过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在里面，他抄起一把板凳向我的后脑勺砸来。缝了四针。终于明白后生可畏。
　　平时我一般是不落单的，打人的时候勇气很足，但说实话也怕人家报复，打的次数越多，其实心里就怕得越得越厉害，所以就要结交更多这方面的朋友，才能抵拒那恐惧。人一旦陷入某种漩涡，就只能更被动也更自觉地去随着漩涡打转，这正是人的悲哀之处。我后来看哲学书，终于知道人被抛置在世界之内是上帝对人惩罚，世事如网，只会将人越缠得越来紧。人不要落在关系之中，而应该去呈现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像一根针一样从布面上摆脱出来，而不是像一根钱，永远被纠缠于布面里。我感觉到那种无力挣脱的恐惧，第一次无比渴望获得自由。学生生活的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小社会，有些学生并不是不想成为好学生，叔本华说“人都有向善的本能”，但他们有时也是深陷其中，可惜很多老师并不能明白这一点。如果是这样，要做好“差生”的思想工作可谓难矣。
　　我爸爸知道我以前打过人，自觉理亏，觉得没有脸向学校要求要处分打我的人。我绑着绷带，父亲来跟我做思想工作，他几乎要哭出来了。而我也正想借着这个机会摆脱那个圈子，于是决定读书。高一年打下的基础终于发挥了作用，一个月多一点，我勉强考上了泉州师专。对于我来说，这已经算不错了。
　　这一年的生活确定了我的方向，父亲说别的学校你可能也考不上，考师范专业可以加15分，你就考师范吧。他是希望我考英语专业，我个人比较喜欢中文，父亲尊重了我的选择。
　　我有了小孩后，发现小孩本来是没有方向感的，他们经常会将数字写反，读了小学看广告牌还是经常反方向读上面的文字。方向只是文化教育的结果，是文化规定的产物。而我的人生也是被规定的，我的主动选择并未从根本改变我后来的一生的大方向。人生被确定了方向之后，非逼到无奈或者有非凡勇气，人们一般都不会再去改变，而最初的方向的确定往往却出于偶然。人们说偶然是必然的产物，生活阅历越多，对生活的思考越多，我就越不相信。其实当时我也还是有很多学校可以考的，只是父亲更愿意我当个老师，因为这个职业比较稳定。我个人并不在乎，当时谈的女朋友被她母亲带回家去，断了联系，我心如死灰，只觉以后的生命只是苟活而已，至于做什么职业，能否赚钱，事业是否成功，这些又有什么要紧呢？
　　四、大学——了无生趣
　　师专两年，“师专人”三个字从来没有给我过骄傲，我周围的同学也大多如此，有的是好的志愿上不了只能到师专，有的是因为师范专业经济负担较轻，有的平时成绩不好，也没想能上师专，随便填志愿，结果上了，但那种高兴似乎和对教师这个行业的热爱关系也不大。至于说是从小就怀着当一个“灵魂的工程师”的梦想来到师专的，我身边似乎没有。“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可以改一下，“每个人到师专的动机各有各的不同的，但厌倦却是相似的。”读师专的那两年，89动乱刚过，又逢经济大潮袭卷而来，整个校园里的气氛一直有点烦躁，经常出现打架的事。班里的同学对以后要当老师都觉得很奇怪。看来，要从从业的初衷去寻找热爱教育的激情似乎有点勉强。
　　我的本性里对庸俗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或许是高中时的际遇为我打下的底色。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犯错误，但一定要去亲近高尚，这是我后来的省悟。只要能够引导学生在年轻时培养一种高雅的趣味，让他（她）接触到一种良好的兴趣，即使一开始他们未必会意识到它的好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高雅就会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一遇到恰当的时机就会生长起来。美好的东西有一种自我生长的能力，即使没有恰当的时机，它也会自己悄悄孕育，无性繁殖，它也会在心田里长出一片净土。虽然在人们看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但文字里所涵蕴的那种美好与高尚还是使我师专两年的岁月与周围的一些同学的有了一种本质上的不同。我周围有很多同学上课睡觉，下午打牌，吃完晚饭等着到舞厅跳舞，跳完舞回来讲女孩子，生活过得热闹而无聊；我的生活跟他们略有不同，早上睡到同学快下课，食堂还没人的时候去吃饭，同学下课的时候我就跑到教室一个人占着一个教室看书，有一段时间五点多会去打球，吃完饭坐在操场边看别人踢球散步，等女朋友来叫去图书馆，回来在蚊帐里点蜡烛看书，生活过得单调而趣味。
　　我的女朋友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她的心灵像一个迷宫，探索的过程对我人生所具有的实质性的意义胜过学校的心理学课程。人的心理奥妙无比，人与人的交往有种种形态，犹如两个云团的相遇，相互渗透相互征服，有时又相互睽违相互怨憎，时而令人如沐春风，时而令人如陷地狱，这其间的迂回反复扑朔迷离实在无法尽于人诉。我当了老师后，对学生的心理瞭如指掌，也能比较有效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很大程度得益于师专时的这场“战争”。我总觉得一个老师首先必须先成为好的心理学老师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
　　说实话，师专两年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可能是因为我基本都没有去听课，但在师专培养起来的看书的习惯却使我的一生充满了快乐。我当时并不觉得看书的乐趣，只是因为孤寂无聊无所寄托，又不喜欢跟人交往，坐下来开些玩笑，但继而就会觉得无趣，只好看书去了，毕竟书里所说的那些事要比生活来得更精彩一些，而那些句子的用法和生活里的也完全不一样，有一种特别的韵味。那时候特别喜欢张爱玲和米兰•昆德拉的。张爱玲的比喻新奇而妥贴，有一种玲珑剔透的美感，但又特别冷冽，透着洞察世事的无望。米兰•昆德拉的文字特别有思想，很粗俗，但很有力量感。父亲每个月给我两百块，我记得师专第二学年买了一千多块书，有一段时间一天吃一顿饭。按照我的勤奋程度，我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学问家的，可惜当时我看的书大多都是一些较次的书，周围也缺少高层次的交流对象，结果到现在我最终一事无成，也非常浅薄。我是教育的一个失败的作品，我的学生不应该重蹈我的失误，在后来的教学里，我总试图介绍学生将人生里学习能力最强的这一阶段的宝贵的时间用在那些最经典的作品上（但像《子夜》这样的作品是不在其中的），要求学生多关注好的讲座，要和比自己更强的人交朋友。
　　我在师专的孤僻造成了我一生的缺陷，这一点是无可弥补的。因为缺少交流对象，我的阅读趣味过于单调，我的女朋友非常喜欢张爱玲、简（女贞）、苏友贞的文字，她的文字趣味偏于阴性，而她又是我唯一的交流对象，结果就造成了我的文字的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后来喜欢米兰•昆德拉的，但这种阴柔之气已经沉淀在骨子里了，一个米兰•昆德拉怎么能挽救得了整个世界。再说，米兰•昆德拉的邪僻一路的，终非文学的正途，对于初学文艺者来说，坏的影响可能多于好的影响，不利于养成正气宏大的文学品味。
　　师专结束的时候，我的爱情枝繁叶茂，但我的女朋友却可以分配到厦门，我再一次经历霜冻，这一次受伤比上一次更严重。人生百无聊赖，打好铺盖我就回家了。
　　我的同学也不比我好，毕业前一天，校园设施被砸的东西特别多，很多人把委屈留在了师专，带着年轻人身体里固有的热情出发了。
　　五、从教——重建楼台
　　在生活中，我们是容易被掌声激动的。刚出来教书的时候，很喜欢叫人去听自己的课，不断地叫人批评，不断地矫正自己，我希望自己像一台精良的机器一样，用别人的观念打造自己，当我的课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渴求批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热切的动机——我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表扬！校长的表扬、学生的表扬、社会的表扬。就这样，不知不觉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对教学的厌倦比我周围的很多同伴要来得迟，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经常受到表扬。我的那些同伴把对教学的热情转移到了家庭、业余的娱乐、自己的兴趣或者谋求一官半职上，还有些同伴在倦怠之后变得无所事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像一台时钟一样在生存意志的驱使下作息时间很有规律。还有一个同伴，他信了基督教。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挺累，不想谈学校的事，谈完了孩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留了电话，就早早散了。生活有点像拉久了的弹簧，不死不活的。当然，也有些人依然孜孜于教学，忙着写论文，却大多是出于惯性，为稻梁谋，为让掌声更热烈一些。
　　被掌声鼓励着的人生是美丽的，因为掌声是人生意义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有一天课间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念头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突然就不再活得那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了。我那天的想法是——当很多人表扬我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我做的跟他们一样，人只能去理解他（她）能理解的，我之所以得到表扬可能是因为我符合他们的观念标准。我的一个学生毕业后来找我，对我说：“真感谢你当时对我的严厉，如果游戏一直打下去，没考上大学，现在不知道会怎样。”我当时很高兴，一直谦虚。过了几天，又想起这句话，突然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游戏一直打下去，现在会怎样呢？他上的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谈话中他对就业的担忧硕大无朋地浮现在我眼前。如果游戏一直打下去，如果我能引导得好，他会不会从游戏方面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呢？游戏一直打下去，他的命运或许更坏，但或许会更好。我和他都相信现在更好，可是为什么不会是更坏呢？我们都在用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思维思考问题，就像当我被表扬时觉得很高兴，而没有意识到我的课堂正逐渐变得大众化，变得缺少个性。我记得有一次上《孔雀东南飞》时，我说刘兰芝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投机者，她离婚是出于纠正年轻时的浪漫情怀的“错嫁”，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作出的选择，最后的投水自杀是因为她的投机还不彻底，焦仲卿的自杀使她感到内疚，由于对社会舆论压力的惧怕，她只能选择赴死。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的同事都说我神经病，他们觉得我分析的理由充分，可是却不能接受。我知道我的观念与他们的观念不一致，所以我得不到表扬。
　　当我意识到表扬正在使我失去个性，失去自我的时候，我只能有两个选择：表扬啊，表扬，不在表扬中继续受骗，就在表扬中迷失自我！当我的生活不再要掌声支撑，教学的意义逐渐丧失。
　　从事任何的事业都需要热情，但是热情这种东西和卡路里有点相似，放在空气里久了很容易冷却消散。几年下来，人就逐渐变得慵懒了起来，脚步变慢了，给学生的笑容似乎也不再那么掏心掏肺。学生大多是缺乏创意的，每年的贺卡上写的句子大同小异，学校里活动年复一年毫无新意，家长的评价听多了也就腻了，芙蓉初见惊为仙，年年相逢总旧颜，花容再好，天天见着也要烦的。倦怠如水漫漶，教育的激情变得苍白。
　　倦怠与那一次的奇怪念头使我陷入困惑，而那个学生的“感谢”使我的困惑更加胶着。如果回避思考，让生活在惯性与盲目中继续，日子原也可以过下去的。但是，一旦发现自己内心并不认同这种濒死的生活方式时，生活的意义就被消解了。但人又是意义的动物，一种意义消失，就必须重新建构一种意义才能确认自己的活着。我的困扰持续了两年，两年里除了看点书，生活几乎是静水无波。平静的日子里，一些想法慢慢生长了出来。
　　在课堂上，我们大多有一种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认为自己是传教士。我们平时经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是一桶水。”这句话被奉为经典，但是仔细推敲是有问题的。自己有一桶水，真的会想给学生一杯水吗，很多老师就怕学生手中有教参呢。有一桶水，就能给他一杯吗，传递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你有一桶水，学生要的如果不是水呢？何况，资讯时代里，学生的见识面可能比老师还更广，谁给谁一杯水有时还真挺难讲，比如说很多学生非常熟悉的漫画大师宫崎骏，很多老师也许听都没听过。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事，成人之所以成为成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逐渐变得系统稳定，伊恩•麦克尤恩[英]说，“你越多了解一件事情的细节，你就越少清楚它的总体情况”，思想的定型化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向度多面性的丧失，而学生的思维尚不定型，在向度上却是丰富的，当我们要给他们“一杯水”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就会使其思维向度变得狭窄。孩子最后将成为成人，他们的思想也会逐渐定型化，但是却不应该是因为教师的灌输而达成的，必须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逐渐磨砺综合而得来的，这样的思想才是符合他们自己的人生的，才是鲜活而富于个性的。在课堂谁有资格做一个传教士？当我传经布道时，如果我所宣讲的是错的，或者只对我来说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可能在学生的发展上犯下罪行。一个手持大权的人往往是要不自觉地行恶的，虽然他总是会觉得这是善的，泰戈尔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所有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通往地狱的道路经常是由善意铺成的，上帝没有将判断别人人生正确与否的权力交给我们，只有个体自己才有权力判断其选择正确与否。学生将形成什么样的思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必须由他（她）自己去决定。教师拥有的权利与责任是“展示”，他应该将自己以为好的并努力实践的人生理念通过自身的存在展示出来，这往往被我们称为“教师的人格魅力”。“展示”的含义还在于，教师在课堂上要尽最大的可能将各种见解罗列出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反思判断力去挑选。学生的判断力是在自己的反思中建立起来的，并逐渐走向成熟，如果我们不信任学生，学生为什么要相信我们灌输给他们的自以为正确的见解就是确凿无误的呢？这种方法不仅在文化科目上适用，即使在科学类型的科目上也有其意义，比如说，关于“时间”是“线性直行的”或者是“弯曲闭合”的，牛顿与爱因斯坦的看法是不同的，至于说谁对谁错，很难说得清，让学生明白他们各自思考“时间”这个问题的思维方法或许比结论的对与错要更有意义一点。所以，把双方观点，甚至其他人的更多的观点展示出来，或许对学生的触动会更大一点。
　　前不久，我们学校的一个政治教师辞职了，因为她觉得政治课翻来覆去只能讲一种思想实在使人生显得枯燥。我想生命力往往就是被单一性给抹杀掉的。当我意识到自己从教多年后激情消退，教学意义变得模糊，我知道这是个我的生命力的萎缩。而我在肉身上却是活的，因此，我必须重新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意义。当我认识到教育的本质在于“展示”而不是“授予”之后，教学的意义就得到了重建。我要在课堂上“展示”更多，就必须去学习更多，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之美与理念之美深深吸引了我，思想世界里的丰富多元显示了其无穷的奥妙与精彩。当我为学生“展示”了更多，学生同时也向我“展示”了其个体更丰富的存在与可能性，这种相互的欣赏与完全的坦诚重建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印度哲学家雷蒙•潘尼卡说：“我不太理解你，甚至我认为你是错的，但你是错的这一事实并不更多地告诉我我是对的，或许我也是错的。”有了这种心态，师生双方便能够心平气和地将双方的立场、思维的方式和对自我认知的过程并置在一起，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双方的认识相互印证，使对方通过印证矫正自己的认识方向，也使自己在印证中获得进步。
　　所谓人的自由，主要是体现在选择的自由上，教师与学生都是自由的个体，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自由的选择，并且承担选择带来一切结果，包括坏的结果，“自由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负责，由我们来承受选择的后果”（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学生愿意自由选择，但不愿意承担自由选择的后果，教师出于爱护之心，不愿意学生进行他们认为的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后果的自由选择，这样就酿成的师生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层级与意愿对抗的强度成正比，冲突直接导致的教育效率的损耗。我们一直不敢承认一种哲学观点，世界是由相互作用的力量彼此激发而得以呈现其多样化的面貌的，多样化正是世界的本质。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仅仅只有真、善、美，那么它们将会因为缺乏假、恶、丑而极其脆弱，不堪一击，显现出病态，它们必将丧失其活泼的生命力。人生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当人因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成为不完美，他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进行着激发真理生成的任务。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人的内部也是具有多样性的，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恶的，他在其他方面却可能是善的。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先向她投石吧！”事实证明，没有人敢投出第一块石头。人具有自由意志，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并承担其自由选择的责任，这是多元论思想观的基础，也是教育回归到常态，并促进学生真正发展的根本途径。
　　理解了这些，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像是推翻一幢旧房子，重建了一座新楼台。
　　目前的教育急功近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对教育本质的不清晰甚至错误的理解，造成了目前的教育问题。教育管理者，将教育量化为僵硬的数字，用数据衡量学校的优劣，把教育当成产业，把人的培养当成产品的制造，教师将学生的成绩变成自己在学校里立足和向上进步的基石，家长将孩子的成长当成今后在社会中谋取一份好职业的敲门砖，社会看待一个学生的综合能力直接看文凭的高低和毕业学校的名牌与否。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教育过程就被扭曲为应试教育。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健全的生命体。一个健全的生命体有几个基本的指标：1、活得有尊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2、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3、对人生充满信心，不断进取；4、懂得尊重别人，善良，有爱心；5、不断探索人生的意义，珍惜生命里的每一次相遇，对生命的每一个过程具有反思的能力。只有站在对教育本质的正确而清晰的理解上，教育者的工作才能成就他人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功。
　　我觉得有反思能力对于生命体来说特别重要。人的生命体是不断走向丰熟的，但很多人的成长到一个阶段后就停滞了，以后的人生宛如死水。对过往和当下生活的反思将直接引发人对自我凝滞的生命的反叛，这种反叛使生命重新开始出发。
　　我如果在原来的学校一直呆下去，就必然落入井底之蛙式的自鸣得意。因为两地分居的原因，通过考试我调到厦门的一个郊区中学，生情不同，这里的学生活跃得多，我的教学不断受到挑战。厦门的教研活动开展得非常热烈，听了很多课，让我自觉形秽，丑陋得不得了。我真正开始系统地对教材、教法进行研究，对很多原来草草而过的文本有了新的体会。厦门毕竟是一个开放城市，各种类型的书籍让我一时几乎错乱，就开始盲目地胡咀乱嚼。因为书的品类多，慢慢地就理出头绪来，有意识地根据门类来阅读，读了很多哲学类的书，先是从笛卡尔开始，康德，加谬，回溯到柏拉图，后来到罗素、雅斯贝尔斯、维特根斯坦，虽然至今还是挺胡里胡涂的，但再去读文艺批评和思想评论的文章的时候就很轻松了。还读了一些关于动物与食物的类书，对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美感大有兴趣，而刘亮程、格致、蒋蓝、周晓枫等人的散文使我对散文的新的样式有了一些了解，萧春雷的《文化生灵》和《我们住在皮肤里》使我对简洁的文字产生了崇敬，《零的历史》使我知道了数学思想和人类的历史息息样关的关系，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让我的散文写作的方向得到明晰，卡尔维诺的作品（特别是《看不见的城市》）让我开始思索词语的色彩、轻重、词语间的聚敛与离散、词语的多义性与单一意义的凝定等等问题。
　　这个阶段还读了很多理论物理方面的入门的书籍，这一点不能不提。这些书和哲学类的书相互对照，对我的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对周围世界的思考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我的散文写作的影响也非常大，文字的轻与重、形象与抽象的结合与比例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而在教学上，我开始注意语文学科的无序与有序、无意识与有意识教学的问题。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触及各种门类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意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烈。
　　每个月二百多元的书籍涉及各个方面，这些书让我发现了生活的美好。我的阅读在学习能力最强的高中、大学阶段走了歧途，我自知亡羊被牢为时也晚，我永远都追赶不上别人，但现在还能够重新回到读书的道路上，对我凝滞的生活也是一种反叛。这种反叛重新创造了我的生活的意义，给我的人生以无尽的快乐，其间所领会到的生命之美实在难与人说。
　　我补习那年认识了一个画画的朋友，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因为他，我开始喜欢看画，也认识了一大批画画的朋友，后来跟一些写字的朋友的交往可能也与此有关。作为门外汉，朝着不同的艺术门类里观望，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人要不断地在生命里创造差异性，生命体的内在潜力才能得到触发，而异质的生命内容也使自我不断丰富。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我已经看见生命的水流在地面之上缓缓行进所留下的痕迹了。
　　五、结语——无从确定
　　众位啊，谢谢你们耐心地听我说了三十四年的生命历程，对于我的乖舛来说，你们的耐心充满了多大的宽容啊。但我必须说，我只说了我生命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一片叶子的生成，也是无数的因缘际会才形成，而一个生命一路走来形成现在结果，岂是一两个万字可以说清的。正因此，我对教育充满了敬畏，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讲台下，我始终战战兢兢，我唯恐对学生的成长犯下罪行。如果因为能力低下的原因，我一定会犯罪，那么我希望我犯的罪小一点，再小一点，我希望我对学生的伤害可以更小一些。
　　那些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有着无限的发展的可能，对于广阔的原野来说，我只是一小片雨云，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我有时看着我的长相，觉察到一种心虚。我一再地朝自己凝视，有时我觉得我就是那耳喀索斯，我知道我是自恋的。那耳喀索斯在池塘的水里照见了自己，并且迷恋上了自己，他也迷恋上了那清澈的池水。他希望自己长得更加俊美，好让自己不辜负那清澈的池水。
　　我从来都知道我的生命别无其他的可能，我是一棵被种在原野里的树，我的使命就是显现原野的瑰丽与空旷。我从来都知道我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只是我个体存在的一面镜子，他们，这些孩子，是我眼前的一盆水，他们的眼光和心灵映照出我自己和我的灵魂。他们微笑着看着我，他们赞许地看着我，我就突然被赋予了生存的意义，丰富而饱满。
　　

原文作者所属博客:来去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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