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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位好心人,捡到我孙女李思微的‘人工耳蜗’,麻烦早日归还,我们全家人谢谢你了……”昨天中午,武昌火车站附近街头,烈日当空,一位55岁的老妇和32岁的儿媳,神情焦急,身挂“寻物启事”牌,在街头跪求热心市民帮助。
两代人寻找的“人工耳蜗”,其真名叫“言语处理器”,是“人工耳蜗”的体外部分。她们来自湖北石首,今年4月15日,她们2岁的幼童小微微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了中国残联“七彩梦计划”援助计划,安装了价值22.8万元的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很有效,一个月前,女儿已学会清晰喊妈妈了,”小微微的母亲尹红梅说,虽然这次丢失的仅仅是“人工耳蜗”的体外部分,但是对正在咿呀学语的女儿来说,打击却是巨大的,“不知道,她以后还会不会喊妈妈了”。
据悉,重新购置一套这样的“人工耳蜗”得花费8万元。但,这对尹女士这个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来说,仍是笔大数目。“希望才刚刚燃起,现在又意外熄灭。我真不知道孩子以后怎么办”。
大意丢失女儿“耳朵”
昨天中午,武昌火车站对面的公交车站,一位老妇身挂一个用纸箱写出的寻物启事,吸引了众多热心市民驻足。
老人泪眼婆娑,自称叫“党安珍”,今年55岁,湖北石首高基庙镇人。她寻找的是自己2岁零4个月大的孙女李思微,所丢失的人工耳蜗。
“我真是太粗心了”,一旁32岁的儿媳尹红梅说,前天清晨6点56分,她带两个女儿和13岁的堂妹,从武昌昙华林乘坐一辆蓝色的士,到武昌火车站,准备到湖南岳阳与婆婆党安珍会合,一起去照顾即将临盆的小姑子。
10多分钟后,尹在武昌火车站对面下了的士。就在的士驶离后,她猛然发现,原本由2岁女儿手中拽着的一个紫色的方形手包,不翼而飞。
“手包中有90多元现金,两张身份证,一部华为、一部联想的便宜手机,”尹红梅说,揪心的是女儿的“人工耳蜗”的体外言语处理器不见了。这个处理器因为要保持干燥。女儿睡着后,她特意取下来收好,并放置在一个透明塑料保鲜盒中,放在包内。
尹红梅回忆了每一个细节:下车时包包还在小女儿的手中,下车蹲下来就帮女儿系了一个鞋带,等起身女儿手中包包就不见了。
昨天,记者联系到搭乘尹红梅母女的司机孙师傅。孙师傅说,当天他确实回身帮尹女士找孩子的鞋子,“我在车上还搜了一下,车上当时确实没有东西”。
此后下午2点,警察曾找过孙师傅,他称“后来我又拉了起码七八位客人。如果我看见了,肯定早还了……”
尹女士向站前派出所报警后,警察赶到并调阅了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但遗憾的是,摄像头正对的位置被树叶遮挡,未拍下尹红梅下车的镜头。
尹红梅说,她曾借好心人的手机,拨打自己遗失包中的两部手机,“整整3个小时,电话都可以接通,但就是没人接听”。后来,她给自己的手机发短信,声明包里装有重要东西,将厚谢筹码从500元上涨到5000元,但对方始终没有理睬。直到最后彻底关机,了无音讯。
直到中午11点,她再拨打,提示音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显然,手机已被拔掉了电池。
“为了找耳朵,儿媳已两天没吃东西了”,婆婆党安珍说,当天下午4点,她和老伴赶到武昌火车站街头。发现儿媳仍跪在街头,见人就作揖,求好心人,能帮忙寻找孙女的“人工耳蜗”。
随后,党婆婆和家人、朋友印制了10余张寻物启事,张贴于火车站附近,并往返与火车站附近询问路人。
两天来,婆媳两人发疯一般,在武昌街头苦寻,奔波在派出所、武汉市客管处、街头,期望奇迹出现。
“刚开始发现耳蜗不见的时候,我人差一点一下子晕过去”。尹红梅说,“为了申请到这个耳蜗,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据尹红梅介绍,女儿遗失的耳蜗,是中国残联为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使贫困残疾儿童得到康复而实施的一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七彩梦行动计划”援助的。
2011年12月份,尹女士便开始联系石首残疾人联合会,申请人工耳蜗的获取资格。但是却得到名额紧缺,需要等待的答复。由于幼儿三岁左右正是形成语言能力的关键时期,如果三岁之前植入,那么小微微可能在6岁左右便能与人交流。但如果三岁之后植入,那么沟通能力恢复的时间大约会延长一倍。所以她立即联系了武汉残联以及湖北残联申请国家人工耳蜗的植入资格。
为了获取资格,2012年5月到6月间,尹女士一人背着硕大的旅行包带着小微微往返于石首和武汉20余次,递交申请文件及各种身体检查证明。经过她不懈的努力,今年4月份,她终于收到了湖北省残联的通知。
由于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是一种有创手术,因此术前要进行充分的评估。术前评估应包括医学评估、听力学评估、助听器使用情况评估、语言能力评估、心理评估等。在经历了复杂的评估检查过程后,今年4月15日,小微微终于在武汉市协和医院进行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可喜的是,孩子装耳蜗的2个月后,各项听力情况开始好转,已经能清晰喊我妈妈了”。尹红梅说着,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但是现在“人工耳蜗”体外部分丢失,小微微已无法再听到外面世界任何的声音。正处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没有人造耳朵的帮助,无疑是半途而废。
回忆起小微微的成长,尹红梅坦承辛苦。小微微一出生便伴有新生儿缺氧,8个月大的时候才会抬头。之前走路一直屈膝,样子很奇怪,最近才能直立双脚。平时为了防止孩子的听力神经萎缩,她要将一个单词重复十余遍说给孩子听。每天还要对着孩子敲锣打鼓一个小时。由于部分人工耳蜗在孩子体内,所以平时孩子有个磕磕绊绊她都会无比紧张。
尹红梅说,之前她和丈夫在深圳打工,每个月能赚6000多元。但由于小微的手术,她现在已放弃了工作,整个家连同爷爷奶奶五口人每个月就只有4000元,而其中的一半还要用于小微微的术后语言培训。为了贴补家用,小薇近60岁的爷爷现在还在送快递,而50多岁的奶奶也在爷爷工作的快递公司做饭。
“如果丢失的耳蜗找不回来,我就算借钱也要帮她弄到一个”,尹红梅说,整套人工耳蜗要花费22.8万元,这次丢失的体外处理器也价值8万多元。她说,要靠打工还上这笔钱可能要花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为了小微能与人正常交流,她愿意用自己的下半生换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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