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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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章


??贾政问李贵宝玉近来读什么，李贵说：“哥儿已经读第三本诗经了，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贾政哭笑不得。马上说：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我的朋友对李贵的名言津津乐道，我倒是对贾政一番话颇有感慨。说感慨，自然蕴藏进退维谷的尴尬。这段话刻画了贾政的价值观，也就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借以预示宝玉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系统的冲突。今人读红楼感叹宝黛多艰的命运，殊不知，国人现在读书求学的核心目标，在价值导向上，正与贾政一致。科举的文凭，在唐代以后是仕途的门票，在现代更是进入社会获得个人发展的独木桥。我们有多少人是为了爱、兴趣和真理去求学呢？所以，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知识观念、务实观念从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位移。
　　
　　
　　　　这段话也明确证实，直到范进中举之前，“文章”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核心思想载体。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四书》是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从本质属性上，其文学性是第二位的，虽然谁都不能否认《论语》和《孟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高度成就。以今天的习惯来看，提到四书，很少有人会一下子联想到他们的散文属性，《四书》和他们的散文姊妹隐藏在遥远的属性迷雾中，供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拿来”使用。
　　
　　
　　　　但我们如果换一套思维系统来看他们，则他们的定位却是清晰而绝对的，他们都是——文章。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诗或曲。这个思维系统就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基因：重整合、重象征、重联系、重概括。而我们上述的困惑，或者说当代的习惯思维系统确是西方的：重分析、重逻辑、重推理的路子。
　　
　　
　　　　当先秦诸子尽全力将宇宙秩序与人间伦理整合统一，纳入他们各自的一套依据象征、联系而建构起来的系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正靠其博杂的知识和宏大的逻辑理想把宇宙的知识进行了第一次大分类和大解析。因此西方人不会把希罗多德的《历史》看成“历史散文”，它就是史学著作；自然也不会把《理想国》看成诸子散文，这是地道的哲学著作，充其量说柏拉图的文笔很不错。
　　
　　　　东周时代的宇宙人间秩序整合，和古希腊时代知识体系的分类归纳是人类童年时期两个相逆的求知思路，一个是南辕，一个是北辙，但他们的辉煌都足以叫后人念天地悠悠，怆然泪下。
　　
　　
　　　　因此，以西方思路观中国，中国文化界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定位不明，属性不清的混乱，这种混乱无法发展出一个健全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清末的屈辱不是证明了这一点了么？
　　
　　
　　　　也因此，以中国的思路观西方，西方文化界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无法整合社会群体关系，无法构建人间秩序的“反动”思路，他走向解析，走向微分，走向分裂。的确，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辉煌的古希腊城邦消失了、强大的古罗马消失了，欧洲大陆版图被一个个民族国家拆分，很像拼接在一起的百衲衣。
　　
　　
　　　　这两种相逆的思维模式，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已经对抗了一千多年；而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以禅宗和邓小平理论为标志被成功同化。这其中，西方也有融合，中国也有对抗，但是一个总的趋势是不变的。汤因比教授因此说，在未来的世纪里，也许我们能从古老中国的身上寻找到世界的整体出路。
　　
　　
　　　　因此，本文是在这样一个大思路的前提下展开的，它使本文所倡导的重拾中国文化思维具有了一种合理性。现在我们来说“文章”。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下，汉语方块字承载的文体只有两种——韵文和文章（散文）。北方的韵文自西周初年《诗经》始，后来加入了“楚辞”（楚地民歌），《诗经》和楚辞是中国韵文的两个源头，两个主题。到汉代，《诗经》衍生出“乐府”，乐府再发展四言、五言、杂言、抒情、叙事、歌行等众多体裁和题材，直道唐代绝句与律诗的出现诞生了“近体诗”；而“楚辞”与“先前诸子文章”合流，衍生出一种用韵的但是不能演唱的文体——汉大赋。汉大赋又发展出抒情小赋、后来又发展成六朝骈文，这是民间脉路。与此同时，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官方史家继承了先秦历史文章（《春秋》、《国语》、《左传》等）做出了流芳百世的大文章。而中唐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掀起复兴先秦古文的旗帜，反对六朝骈俪文风。这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但是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学风格上的复古，它的核心精神是韩、柳等政治家在中唐出现藩镇割据局面以后，重树儒家道统和新的伦理秩序的努力。到北宋，王、苏等政见相同或相左的一大批政治家也继承了这个思路，为风雨飘摇的宋王朝重树儒家道统的努力直到南宋朱熹出现为止。
　　
　　
　　　　唐宋时代，韵文和文章（散文）分别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承载了中华帝国的道统重构的重大理想，并在这个理想之上获得了辉煌；到了明清时代，一方面文章流派众多，GA、桐城等，均以性灵为要；另一方面，由于科举的突出强化，八股应试文章被文化界既贬斥又亲近。与此同时，韵文的发展经过绝句、律诗，到了小令、慢词，一时姹紫嫣红春光无限。它们成了盛唐气象和宋代城市文明的活化石。而后，韵文继续发展为元代的杂剧和明代的南戏，这样，戏曲从文人诗和民歌的大结构中独立出来，经过昆腔，最终出现成熟的京剧。而，民歌逐渐归为音乐领域，韵文在清代以明显的文人诗的形态出现。这一切，都在近代西方思想进入之后被割裂。
　　
　　
　　　　近代以后，西方知识系统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的入侵而全面侵占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天下的知识被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加以重新评定。这就好比一个班级的学生，在某一年要被重新分班一样，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华知识系统这个大火锅里捞出羊肉、牛肉、鱼丸、豆腐、百叶……并把他们分别放在不同的碗里，剩下的千年老汤就只有倒掉了。于是我们急于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与西方分类学相对应的东西，与之匹配。西方有悲剧，我们必须从传奇中选出几个稍微悲惨点的故事与之相对；西方有哲学，我们也就拿诸子经典和魏晋玄学凑合一下，并用哲学为他们命名。所以，每当有朋友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时候，我通常会回答：西方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声，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玄学。
　　
　　
　　　　当我们用一套思维模式去考察和衡量另一套思维体系所派生的事物的时候，这种考察，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认识。于是，我不止一次强调，新文化运动相对于中唐的古文运动来说，其实用效用是暂时的，其历史眼光和运动本身的价值是远远小于古文运动。中唐的古文运动，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不是。
　　
　　
　　　　文化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只要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今非昔比。二十年的时间是如何衡量的呢？这就是一个孩子从上学接受教育，到独立走上社会的全部时间。如果说，一代人抹不去传统的痕迹，那么两代人，三代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这些传统的印记。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们的散文，不管是周作人、丰子恺，还是朱湘、徐志摩，他们的美学主张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文章被解析为各学科的论著，只留下传统文章中的一小部分（明清性灵小品）作为一种与小说、诗歌和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而实际上它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文章”了。
　　
　　
　　　　中国“文章”我归纳了一下（以《古文观止》为主要参考），它大体可以包括：
　　
　　
　　1、 史论：《史记》、《左传》等，其中包括传记；
　　2、 哲学：《庄子》、《老子》、《周易》、《庄子注》（向　　　秀）、《心学》（王阳明）
　　3、 玄学：《道德论》（何晏）
　　4、 伦理学：《论语》、《礼记》、《乐记》；
　　5、 宗教：《坛经》、《金刚经》等
　　6、 自然科学：《梦溪笔谈》（沈括）、《水经注》；
　　7、 思辨散文：《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答客难》（东方朔）、《桐叶封帝辨》（柳宗元）；
　　8、 政论：《过秦论》（贾谊）、《六国论》（苏辙）、《封建论》（柳宗元）
　　9、 策论：《苏秦以连横说秦》（战国策）、《论贵粟疏》（晁错）、《谏太宗十思疏》（魏征）
　　10、 艺理：《典论.论文》（曹丕）、《文心雕龙》刘勰、《声无哀乐论》（嵇康）、《人间词话》（王国维）；
　　11、 信札：《出师表》（诸葛亮）、《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
　　12、 杂文：《师说》、《进学解》、《原道》、《捕蛇者说》；
　　13、 游记：《岳阳楼记》、《小石潭记》；
　　14、 檄文：《为徐敬业讨武照檄》（骆宾王）
　　15、 抒情散文：《兰亭序》、《秋声赋》（欧阳修）、《赤壁赋》、《沧浪亭记》（归有光）
　　16、 志、铭、记：《陋室铭》、《项脊轩志》（归有光）、《白鹿洞书院学规》（朱熹）
　　17、 笔记、诗话：《随园诗话》等；
　　18、 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
　　19、 传记：《五柳先生传》（陶渊明）、《徐文长传》（袁宏道）
　　
　　
　　　　所以，以中国文化来看，戏剧（如《西厢记》）、民歌（如《木兰辞》）、文人诗词（如绝句、慢词、散曲）都属于韵文范畴，而有国外评论家把中国的现代诗歌归结为外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现代诗歌的主体导向和关注点已经极大忽略甚至排斥汉语的语音系统，转而专注语言符号的所指营造的情感张力空间；把现当代诗歌翻译成外文，比把古典诗歌翻译成外文要容易得多就是这个道理；西方的韵文大体也是如此，亚里斯多德认为，戏剧是演唱正在发生的事，史诗是演唱已经发生的事；而民歌和抒情诗却不是以叙事见长，他们都是韵文，但戏剧和史诗的血缘关系要远比史诗和抒情诗的关系近。
　　
　　
　　　　现当代的散文，正如我上文所述，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文章”的概念，而变成了“文章”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是可以用抒情散文来指代的。再加上社会生活的变异，散文只有在高考的作文项目中苟延残喘着她曾经科场上的荣耀与辉煌，至于哲学论著、评论文章、文艺理论、传记、报告文学都已不再是散文的范畴。于是，散文被用滥，并因用滥而沦落于小说、戏剧和诗歌的最底层。以至于余秋雨、韩少功等人的文章一出，新散文、大散文的概念提出，人们反而觉得新奇。其实，这原本就不是什么“新”、什么“大”，也并不是什么“文化散文”，这仅仅是中国“文章”已有的包容性的一种最粗浅层面的回归，回归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重新梳理一下中国韵文和散文（文章）的发展轨迹：
　　
　　
　　1、《诗经》——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近体（律、绝）、拟乐府（歌行）——词、宋文人诗——杂剧、散曲——南戏（明传奇）、明清文人诗——现代戏曲；
　　
　　
　　2、楚辞——汉大赋（与散文合流）
　　
　　
　　3、西方抒情诗——中国现当代诗歌（不用汉语韵的一种散文体文学体裁）；
　　
　　
　　4、先秦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史记、汉大赋（散文与楚辞合流）——玄学、抒情小赋——骈文——古文运动——宋明理学、抒情散文——明清性灵小品、科举八股文——白话文运动——当代散文
　　
　　
　　　　这是一个大体的轨迹，其中有很多交叉。文体的发展还涉及到文学与音乐、绘画、中医、书法等艺术的交融与合流，这里不作展开。
　　
　　
　　　　于是，我要回归到本文标题所倡导的情感导向上来——华夏文章。我这里提“华夏文章”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倡导一种散文创作思路的回归型的拓展，更主要的是呼唤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联系、重整体、重象征的思维方式的回归。历经现代社会的喜忧参半的飞速发展，在物质的极大丰富状态下，社会呈现很多难以用西方思维模式解决的问题，人们越来越发现，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难以割裂的整体，那么，书面传播作为人们一种最主要的传播沟通方式，它理应承担更多、更现实的内容；回归务实生活的同时，也不能排斥对终极理想探索的高蹈精神。我们作为社会的人，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态度去面对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东西——做天下文章！
　　
　　
　　　　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文学属性的定位问题，因为按照传统文化的观点，高压锅的使用说明书也是“文章”。也就是说，依照这样的观点，文学就倾向于社会学范畴了，而不是倾向于艺术领域。但是我的朋友，别忘了，所谓的艺术、社会学等概念又是西方的思维体系中的分类标准；如以中国思维观之，则艺术与社会学则在文章之内！这就好比我们的绘画是书法、造型、色彩、诗歌、篆刻融为一炉一样，油画上是不会有诗歌和画家的手印的！这就好比京剧是演唱、诗歌、武术、刺绣、绘画（脸谱）浑然一体一样；歌剧中是不会有拳击表演，也不会拿油画颜料往脸上抹。
　　
　　
　　　　华夏文章的唯一前提是：文学是人学！文章，自然是关注人的文章！因此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以这段话收尾，算是这篇文章的结论和倡议：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上承班香宋艳，下启苏海韩潮。作经世济民文章，弘汉语方块字神韵，扬中华文脉之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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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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