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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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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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记事起，“爸爸”一词就不曾从我嘴里、心里出现过。面对一个身材瘦削、个子中等的种田男人，我平素总是呼他为“伯”——一个单音节的名词。并且这样的呼唤次数不多，往往要到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要钱缴学费、买文具，或者去田里喊他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便会简短地、嗓音低沉地说：“伯”。少年时，我实在弄不明白姆妈为何要让我们兄弟几个唤父亲做“伯”，而且即连“伯父”都不是。每次听到隔壁的美子甜甜地喊她父亲为“爸爸”，那种亲热、贴切、顺理成章的感觉真让我羡慕得很。我们唤父亲为“伯”，别扭、生硬，听起来老大不情愿。恐怕他也一样，总是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吧。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估计八成也是不乐意的。不管父子双方做何感想，我们家只有“伯”，没有“爸爸”、“爹”之类的呼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渐渐地熟悉了这样的叫法，接受了“伯”就是“父亲”的事实。
　　
　　大约在我二十四岁那年的春天，我要和爱莲定亲了。于是双方父母，即我家的“伯”、姆妈和她家的“家”、“奶”（呵呵，比我家的叫法更别扭）要求合合八字（老家的风俗：男女订婚必须八字相合），我才认真地了解了一下对父母称呼上的禁忌问题。据八字先生讲，小孩子出生后，如果出生年月与父母的生辰时间相克，孩子就得改口，用另外的称呼叫自己的父母，越是隔开辈分，叫得疏一些，就越是平安无事。难怪，我得叫父亲为“伯”，而爱莲竟然把父母叫做“家”、“奶”，也许她的童年比我还郁闷吧。
　　
　　“伯”的称谓横在我与父亲中间，两个男人，一老一少，长达三十余年，我们之间就注定了会是一种感情隐忍的关系。对于父亲的远年旧事，我陌生得恍如隔世。那是另一个世界，遥远、模糊、虚妄，听来的故事带着明显的不真切。姆妈说，父亲十九岁被抓壮丁，与同村的十一个男人一起被绑着去了战场。做裁缝的爷爷伤心过度，咳血而亡。小脚的奶奶求神拜佛，无济于事。作为童养媳的姆妈刚满十六岁，下面的小叔又患病落了残疾。没奈何，奶奶和姆妈只好关了裁缝铺，开起了一家门面窄小的店，卖酒水、豆腐聊以度日。这样一熬就是三年。三年后，从抗日战场死里逃生一路乞讨的父亲回来了——同村的人只剩他一个幸存者。我们的家族得以绵延下来的因缘，就是从父亲跪伏在街边老屋的门口，面对着爷爷已去，一家破败的境况开始的。我所感兴趣的并非是我们兄弟何时出生，倒是父亲为何去参加了抗日战争竟又回来？他在外面为何没有混出个名堂？该不会是逃兵吧？这些疑问压在我的心里，憋了好久，始终没有听到过父亲说起，而姆妈又往往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直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对于那段经历，父亲只有几句话：“四十八天打衡阳，小日本的飞机天天在头上像鬼叫，我们把死尸拖在一起做掩体……，”就把他在外三年的当兵生活高度概括掉了。迄今为止，我未曾去查过历史资料，未曾印证一下父亲的经历。反正，因为父亲没有弄个显赫身份回来，我们家就成了后来的贫农，我们的身世就得以固定在了乡村钱戳湾的几间破屋内。不多久，我们也就想通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父亲不是主动要求遣散回家，不是记挂家里，当年他完全可以留在部队，说不定后来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干部，那么，还轮得到我在这里胡言乱语么？我们几个子女的生命，就是跑回家后的父亲给的。所以，对父亲那段历史，我们懒得再问，也懒得再听姆妈的唠叨。
　　
　　作为种田的父亲，除了大哥、大姐有机会与他共处一陇田干过活，像我，比唤他“伯”还要陌生。十五岁以前，除了在学校读书，剩下的时间我得去放牛、割草、砍柴、浇菜，这些活计都是姆妈安排给我的。大哥、大姐年龄大，都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算是全劳力，所以，伯在和他们说话时，声音是温和、柔顺的；二姐从十二岁起患心脏病，干不得重体力活，基本上在家养病，顺便也帮姆妈做些针线活、煮饭，伯对她也是关爱有加的。三姐、我、小弟就不同了。我们三个年龄小，不仅读书要花钱，用伯的说法就是“纯粹是个消费者”。因此，那些年月，面对我们几个“消费者”，伯几乎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尤其是我，天生一副反骨，对于伯的疾言厉色，我的逆反心理特重，往往在家里大唱反调，在外也惹是生非。结果，我没有少挨他的棍子。每次，当我被这个国民党的老兵吊起来，一下一下被打得鬼哭狼嚎之际，姆妈便眼泪汪汪地替我求情，一家人围在我面前，拼命叫我向伯讨饶。谁知道我这个“逆子”除了哭，就是不低头。伯这时气得半死，一边打我，一边对姆妈呵斥：“慈母多败儿，还不都是你宠坏了他。”因此，平素的伯实在是懒得多看我两眼。记得有一次，因为和三姐争一把算盘去上课，我与三姐竟然在家打了起来。没钱多买一把算盘的他不问青红皂白，又把我打了一通。至于三姐，却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我觉得伯总是偏袒女孩，一赌气，就跑到了村外的新人坑，躲在菜地里藏了起来。夜色悄悄地降临这片菜地，我听见了伯和姆妈在远处焦急地呼喊着我的乳名，那一刻，我非常惬意。心里想：你不是嫌弃我么？这回让你好找！事后，我听姆妈说，其实伯还是很疼我的，每次打完我，他都会后悔。这些子女中，只有我的学习成绩最好，伯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光宗耀祖，别像大哥他们一样趴在泥土里忙活一辈子。我哪里会相信呢？我们之间，日日在屋檐下相见，可话语却少得可怜。
　　
　　他在我的眼前，呈现出来的面目基本上是一个病人的身份。1980年，我上了高中，五十岁的伯也在头一年突发脑中风，二姐病逝。我们家算是跌进了深渊。这时候田地已经包到了各户，大哥代替了伯在家中先前的地位。患病后的伯整日躺在床上，半边手脚瘫痪，情绪郁郁寡欢。我发现了一个过早衰老的男人真正的精神世界。他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又哭又笑。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淡淡地照射到他身上，我见他总是脸色阴沉，嘴角歪斜，一动不动地盯着地面。偶尔，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四十八天打衡阳那阵，我哪里会想到今日？现在我冇个卵用，叫狗都不应声了。”说这话时，几滴浊泪从他眼角滴下来，我觉察出一个强悍的男人陷入孤独、无助、悲哀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的心境。我们只当那是一种病症，日子长了，总会感到不耐烦，就都由着他。除了姆妈陪着他，给他安慰，并且不厌其烦地听他说些陈年旧事，大家都不再过多地留意他的情绪起落。我在外教书、娶妻、生子，伯都是用一个病者的姿态旁观着，他失去了帮助我的能力，甚至有些时候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他只是一个家庭的观察者，用他羸弱的肉体和不失关爱的眼光注视着我们——我一天比一天地发现了他隐含着的爱。如果说年轻时的他把对我们的爱藏得很深，严厉掩盖了爱，那么，老年后病中的他便把爱完全流露在了我们的眼前。这是真实的父亲！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蛤蟆形插秧，爱莲回了娘家，伯一瘸一拐走了五里路，为我送来喷药用的农具和当天的中饭。太阳很毒，马路上尘土飞扬。他站在路边，发音不是很全，声音已然苍老地唤着我。我看见他病残的身体歪斜着站立在太阳下，噴雾器压在他左侧的肩上，好像一棵大树干压着他的半个身子。泥尘粘满他的脸颊，汗水流淌的脸面变得黄白青绿。而他看我的眼神，却透露了无限的关爱，似乎成年的我还是他眼里的孩子。一股异样的感觉流过我的身体。那天，目送他歪歪扭扭回家的背影，我感到吃进嘴里的饭菜很咸，我的泪水融进了饭菜里。
　　
　　当我远在外地，听到伯去世的消息时，已是1994年的初夏。伯病病歪歪地走完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临终时，他对姆妈说：“我供淳读书最多，苦了一世，病了半世，刚刚想过几天好日子，享他一点福，没想到就等不上了……”我是在他去世后的岁月里，才慢慢咀嚼着父亲的一生。爱、关怀、悲哀、病痛、刚直、守望……这些词汇一一涌上心头。父亲，——“伯”，似乎就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轻轻呼唤着“伯”时，我觉得如此地亲切和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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