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软肋和博士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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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软肋和博士的尴尬
　　
　　
　　3月24日，在中国因讲《论语》而声名如日中天的于丹教授也给新加坡带来了一股文化热。据说，1200名市民前往聆听于教授的讲座，两百人无法入内，在外看大屏幕。这样的盛况，在新加坡极其罕见！
　　
　　我没有去凑热闹，后来逛书店，显赫的位置都是 《于丹〈论语〉心得》，配以讲解DVD。我开始读“霸王书”，在人家角落里翻看起来。但越看下去，越觉得不是滋味，才觉得天涯上不少人批评得不错。一部国学经典愣是成了“心灵鸡汤”，那何不直接去喝鸡汤呢？起码更贴近这个时代。也许，鸡汤也要自己的千年老土鸡熬来才好喝？
　　
　　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孔子的博大竟是教我们一种过快乐生活的方法，与今天的那些快乐处世学相像？我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知道儒家的精髓是“仁义”，孔子教我们的是追求道德境界，而不是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孔子的“乐”是一种态度，是在追求道德过程中应有的旷达，也是求得“仁”之后而自然达到的境界。所以，快乐不是目的。更何况，孔子的快乐是一种胸怀天下、求大道求智慧的大乐，不是搞障眼法、精神胜利法，强求一点儿戚戚之乐。
　　
　　不能说于丹没有知识，更不能说她没有口才。我相信如果让于丹讲历史故事或是文坛逸闻，或是卡耐基的个人励志，都会讲得很好。可她偏偏讲经典的儒家思想，对论语挑挑拣拣了一小部分内容，往自己的快乐哲学上一靠，儒家思想的境界就沦为心灵鸡汤的小滥调了。她把论语讲得太“小”，太“偏”，太浅薄了。而思想讲浅薄了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它是启蒙性的，是要让人深入思考的，否则它就不配称“思想”了。
　　
　　至于讲述中的多处常识错误，塞外李悦等人早就指出来了。但大学者李泽厚就对这种不严谨的过错不以为然，开口就说“我支持于丹”，又加了一番解释，意思是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于丹不是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是针对大众的“布道者”，她普及了经典。但往深处想一想，于丹普及的是经典，还是她个人的断章取义？对大部分没有读过论语也注定没有时间读论语的人，这种误读的普及会不会反而导致谬种流传？
　　
　　李教授的言外之意似乎还说对大众讲学就可以不需要专家，不怎么严谨也可以，所以虽然于丹不是研究孔子的学者，还是可以上百“家”讲坛讲孔子。不知这是否因为大众比较容易被愚弄，而学问界不好蒙混过关呢？可我却认为，正因为大众较为缺乏鉴别能力，知识界才更应该真诚地对待他们，给他们上等的精神食粮，而不是拿次品来充正品。这是知识界的基本良知和责任吧？
　　
　　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而是深入浅出，用平易的语言讲出正确的东西，讲出经典的精义所在。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也很通俗，却不乱讲，更不漏洞百出。
　　
　　对于这轰轰烈烈、如运动一般的“普及经典”，我始终不信任。经典是不太可能靠文化明星和媒体炒作、大众跟风来普及的。这样的歪道，一定会结出个歪理。说到底，经典只能靠教育来普及，必须保证其“经典性”不丧失。况且，为何强求普及呢？书籍本来就有大众读物和典籍之分，读者试自己的能力而自行选择，到了一定的理解和兴趣阶段，你不普及他还非读《论语》不可呢！如果把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分解出来一部分，分编成几首《老鼠爱大米》之类的歌谣，以达到普及古典音乐的目的，这究竟是愚民还是启智呢？这真成了徐晋如引用孔子的话所批评的“郑声之乱雅乐”啦！
　　
　　但庸俗文化咱们中国读者也见识多了，注解出错也可以暂时不计较，于丹的人更是没有可挑剔之处。教授站在那里津津地讲快乐哲学，语调四平八稳、眼睛斜来斜去，不能不说标致，不能不说讲得动听，但总让人心里有些莫名的怀疑。到底哪一点让人不舒服、不信任呢？想来想去，倒是她的偏颇态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论语》里讲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对“为政者”提了不少要求。儒家的人，是入世的人，所以对社会现实的考量、对政治道德的诉求都是这个“人”极重要的部分。但对于这些，于教授没有摘取。为什么不摘取呢？如果我们了解了孔子对为政者的要求，我们不是也会引用某些要求衡量今日之政治吗？
　　
　　于丹苦恼于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硬把孔子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里的“信”说成是个人信仰。可为什么中国人失去信仰？难道这都是个人的错，和教育、主流宣传无关？于丹没有说。
　　
　　为什么物质生活提高了，人民不快乐？对此于教授显然苦恼万分，不知道想了多久，终于看透了，原来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怎样过“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啊！多么美好又轻易的原因。由此，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淡化为个人觉悟、处世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我举一个实例，地方ZF以“国家利益”为名强征农民土地，一亩田地以两万元征收，转手卖给房地产商是100万元。农民不愿失去土地，地方ZF找JC做他的“思想工作”。于是，他注定“牺牲”小我，失去田地和自主谋生能力。他沦为城市人的“奴”，去当民工。这样一个农民，他会快乐吗？于教授倒是说说怎样让他不愤怒、不生气！另一个实例，我的一个农村亲戚的邻居，种菜菜价贱，种瓜果瓜果贱，总之农产品就是贱。没有办法，做父亲的去山西当矿工，小矿里挖煤，砸死了，人家赔四万块私了。儿子才十七，又去子承父业，挖了两年半煤，矿井塌陷，死了，不到二十岁。于教授告诉那死去儿子和丈夫的女人，怎样得到安宁和快乐？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有产阶级，走在街上怕人抢包，坐在家里怕人偷盗，想赚一点儿钱要先想法子给官僚们塞钱（比下跪还耻辱），有了竞争对手就怕人家买凶杀人，他能快乐吗？最后一个例子，我，一个普通的网民，一日去网上看到高莺莺事件，看到官府派武警抢尸体，看到原来的验尸报告竟是如此那般敷衍了事，猜想一个少女可能就这样冤死了，其父母含冤奔走达四年之久。在中国，草菅人命的事层出不穷，我作为“人”的一员，是否会心灵十分快乐呢？有一点儿儒家精神的人看了这些都会非常不快乐，会非常心忧。
　　
　　于丹教授对于现实的描述停留在“物质生活进步了”，“我们生活更富了”这类非常一般性、模糊的东西上。她绝口不提某些阶层是怎么富贵的，是否“取之有道”？她大概认为很多穷人看到当代权贵感到不平衡，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安贫乐道”吧？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再加一句“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贫富差距是不可能消失的，但不均未必会导致民怨。可如果社会竞争规则非常不公正，这个不公导致的不均就会成为混乱的原因，成为“民不服”的原因。物质生活的提高是极不平均的，财产的分配是不公正的。贪官奸商暴富荒淫，田产被剥夺的农民沦为商奴，受尽层层盘剥欺辱，依然连医药费、孩子的教育费都付不起。所以，这社会的乱，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老百姓的个人信仰吗？我看老百姓的忧乐倒不是他们自己做得了主的。连人家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贾谊都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使其无为奸诈，不可得也！”就是说，如果老百姓饥寒交迫，你还想让他不做奸诈的坏事，可能吗？
　　
　　中国人不快乐的理由实在很多：社会太多不公正，贪官太多，民怨太重、治安太混乱，好政策出炉不少但推行不力，生活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这么多不快乐的因素，教授们不“哀民生之多艰”也倒罢了，何以避重就轻地归因于什么个人的快乐哲学？你可以声明我就是不讲社会问题，你可以声明我就是只讲个人处世技能的，但不要找什么当今社会人们不快乐的原因，因为你找的根本不对，而且一讲这个就触碰到你的软肋！
　　



转自： http://www.manyrose.com

加油中国

起码于丹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论语》了，至于其中的错误，作为一个俗人我看不出太多。人类的心灵本就不是快乐的，这里你可以从欧洲许多哲学家的论作里得到，自己也更感受得到，人类最无趣的事就是喜欢对出头鸟评头论足，还口口声声的说是推动思想、社会进步的方法，人类大多时候就是在无谓的争论中激动着、、、把简单的事情搞得一点不快乐，寻求心灵快乐就是人类的原本思想，于丹说的有错吗？只不过难以实现罢了，但对快乐的追求是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