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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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昨天黄昏的雨急剧地落在对面的玻璃上，大风胡乱地刮了一阵子，把枝桠、广告牌刮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扎伤了旁边公共厕所的大门和汽车。另外，塑料袋挂在树枝上。走马路的人斜着身子，雨打湿他们一层薄薄的衣服，不经意地看见女人的隐现的肉体，仿佛渗出泥土的味道。街道边的小店驻足了躲雨的人——银行的大厅人也突然一下多了起来，雨哗啦啦地滴打着地面，低洼处积满了水，有人吆喝人力三轮车车夫，一元钱，帮你踩过去。这来之不易的及时雨，一扫他低迷的心情。在通常情况下，他要不断地在小区周围喊叫，收各种旧货、废纸、空瓶子和清洗抽油烟机。保安及时制止了他的行为，并驱走他，他的背影在黑铁的栅栏边或者围墙外徘徊，仿佛车轮声正在穿过每一条街道，颤抖不止。他的手布满了皱纹，粗糙得像废弃的厂房车间上的铁器，许久无人打理，布满锈，许多人看见这，不是怜悯，而是顿生恶心，我承认他们像我一样的恶俗，不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我想着以前我在矿山中见到的悲伤，我的乡亲的手被机器卷进，被消化掉，他们需要生存，还是需要尊严？有人从洗衣店出来，身上那种微微的乙醚气味，她把喝完的可乐瓶甩到马路上，雨水又把它淌到路边，他快步上去拣回来。我想他没喝过可乐不要紧（我的父亲也从来没有喝过），幸运的是但他拣到了可乐瓶子。
　　我的楼下经常集满了打短工的人，那一块块纸牌上写着：水工、泥瓦工、电工、油漆工、清洗工、搬运工，他们围在一起打牌、闲话、下棋，没事可做就露着胸膛睡在铺着报纸的水泥地面上。偶尔有人走过去，他们围上来讨价还价——僧多粥少，他们没有着落，站在街上，无处停靠。在那灯火阑珊的晚上，我又见到他们在那里寒暄，踩着人力三轮车不停地招呼路过者。直到深夜，他可能蜷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一处安身的地方。我无法料断他们的今天和明天，像少时我心灵内处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的含辛茹苦。那一刻，其实大家都很渺小，只留下巨大的建筑物和树，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有所不从。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走在路上，我离自己的内心真的很远。我被生活解构得不像自己的时候，我似是而非地过着所谓的体面生活，像个局外人，内心无处安身。
　　
　　二
　　
　　过去的几年我曾在一家印刷厂的四楼上班，整天的机器嘈杂声不断地阵痛我的耳朵，我在一家我怀疑是在做盗版的图书部做编辑，我们躲在最里层那间幽暗的房子里开灯工作。杂乱的地方，拥挤着三张桌子，上面放着浆糊、剪刀、发稿单和青春期刊和书。我那时的灵感全部来自那里，我把最美好而又理想的憧憬留在了那里——我们天天面对订阅的各种报刊，不断拼凑出《少男少女青春期教育》、《初恋无痕》《坏孩子》等。我有使不完的力气，但没事可做。我经常去一个无事可做的甘肃人那里喝二锅头，下酒菜有时是几根烟或者他自己腌制的酸掉牙的泡菜。他有一天没一天地打着短工，有时他还去师大读自考，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事，我的青春就是这个样子，跟着他去上课、去看女生、找女朋友，或者一个人睡觉、写诗、闲逛、梦遗。
　　那几年，我不断地换工作，在玻璃隔挡，看着美丽的同事，也是一件得意的事情。她是老板身边的文秘，她喜欢小声地跟别人打电话，看《时尚》杂志和《美容》，纪录考勤，制定公司各种规章制度。还有她没事的时候就给客户倒水。她是个皮肤洁白个子高挑的姑娘，她浑身散发的少女芬芳，我都喜欢。但我不习惯她的尖细的说话，她还有缺点，比如说，她的高跟鞋总是把地板敲得咚、咚、咚、咚的响。她可能还是个青苹果，她有两个小小的乳房，脸上有几颗青春痘。我们都爱议论她，有时候，这是不道德的——我有时在梦里看见她赤着曲美的身子。
　　那时候，我住在南郊的一个村子，夜晚情人出没，我一个人独自听着他们在春天的夜里做爱的声音，美好而生动……我在明德门那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广场，走来走去，情侣们在黑暗的夜里拥抱、亲吻、私语。夏夜，我约朋友经常去那里喝啤酒，吃西瓜，然后我们一起旁若无人地对着他们的方向撒尿。我的恋爱也是那个样子，有头没尾的开展，我们把青春毫无保留。她把乳罩和内裤晾在走廊的过道，有时还摔碎酒瓶，在墙皮上贴满纸条：今天，没事做，上网半天、我去做头发去了、晚上一起玩……床头放满烟盒，卫生纸和避孕套，还有几本书，有关瓷器和日本建筑方面的书，酒瓶摆了一地，想起来住在隔壁的拾荒老人已经搬家了。这个院子，我没有一个熟人，他们经常搬来搬去。我也一样。在杨家村191号我住了2年；在225号我住了半年；在189号，我一直住到我结婚之前，我在那个村子搬来搬去，房子越搬越小，光线越来越暗。它的租金越来越贵，这是件没有办法的事。
　　
　　三
　　
　　我在明德门上班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庄稼地。几个工地正在开工，朱雀路修到医学院就停止了。公交车通到八里村就不走了，再往前就是一条土路，拉客的摩托车扎堆在一起，两元钱把你送到不到一千米的目的地。后来有了中巴车通往更远的郊区，等到路边的房子盖起来，市政建设的下水道已经开挖。路边的民房开始改装成门面房，快餐店、美容美发、诊所、银行、网吧和五金店陆续开业了。他们吆喝着生意，人开始多起来，但依旧清晰地听得到野外的虫叫。小贩的叫卖特别有劲，新鲜瓜果、蔬菜和小吃，从不远的乡下运过来。在工商银行门口，人们排队去买火车票，他们手里被人塞满附近几个楼盘的宣传广告。他们瞧了一眼，随地撒满了。这些印刷精美的纸张，很快成了废品收购者的囊中之物，没有人仔细看完这些宣传单，但偶尔有人把头转过去，看夏日低胸的女人昂首走过广场。
　　我在明德华园7楼上班，从窗户向北就可以看到那条马路像蠕动的肠子，有几辆公交车把终点站放在了楼下。我从这里乘车出发，可以去火车站、钟楼、纺织城和土门。设在附近的明德门长途汽车站也开始营运了。不久，这里有了丁字口，装起了交通信号灯，但时常不亮，也没有JC指挥。我下班后，去那条小巷吃饭，吃菜夹馍、汉中凉皮、菜豆腐、米粉等，价格很便宜。有时也听秦腔。秦人贾平凹写过一篇《秦腔》的散文，他说：“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听秦腔，长唱和短调都是吼，是叫，绝无妩媚之气。我喜欢那种露天的场子，人们席地而坐，听一曲《周仁回府》，听梆子打击声，真是快意。后来那块空地建了房子，成为饮食一条街，我也很少去那里。
　　黄昏的时候，小摊贩们出来在那里摆摊子，车夫登车出来。城管执法者一来，他们一哄而散，赶紧卷起东西走人。来不及躲闪的小贩被没收工具和货品，他们无可奈何地看着城管开车离去。运气好的，城管把他们赶到小巷里，不再追了。他们隔三叉五地查，反正大家的生活还得照样过着。他们像草一样，被割了一茬又冒出来。我在明德们的时候，也常常在黄昏的时候扯起了地摊，卖一些对我来说，没用的旧书，其中有：
　　《中国性史图鉴》，刘达临著，定价，58.00元。因为我有两本，其中一本是盗版书。
　　《天水历史文化丛书》，十本。我去过天水很多次，它对我来说，太熟悉，我也读了很多遍。还写过一篇文字《我一知半解的天水》。我想卖个好价钱，但一直没卖走，知道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房里。
　　《笑林广记》是一本有趣的书。
　　《善恶的彼岸》，尼采的哲学，很枯燥，翻了很多次，都是读了前几页。
　　《西安名胜风物趣话》，我也是从一个旧书店买的，很多年前的书，被人撕掉了版权页，没有定价，书脊上印有陕西旅游出版社字样。我买来时花了10元钱，卖出只卖了5元。其他的的书大概是朋友送给我的著作，有些也卖了，大约几十种，每种都是3元。有一天我突然在一家旧书店见到一本朋友送给我的书，因为扉页上写着：请黄海兄批评。我花5元钱又把它买了回来。
　　真是没想到。
　　
　　四
　　
　　我时常搬来搬去。最初住在西郊的钢铁厂的大院里，那是很旧的几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苏结合式风格的建筑，我在雁塔西路办公时也见过这样的建筑，五层，砖混结构，拱形的窗户不大，楼梯很宽，上下很宽敞，走廊也是阳台，开放的。房子是四间，没有厅，一推开大门就是厨房，接着是卫生间，然后是两个卧室。我和一个正天没事可干的老人住一起，他不要我的租金。是我的一位朋友推荐的，因为他丧偶后没人说话，我就搬了进去。他懂一些中医知识，喜欢跟人谈中医保健，很健谈，经常跟我谈一些房中术，他看上去不像快70岁的糟老头。那里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远，我每天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东郊。我大约在那里住了大半年。有一天，我不想住在那里了，我搬到了太平巷，冬天来了。我依旧记得我楼下是家皮肤病性病诊所，他们穿着白大褂，挂着白门帘，被查了好几次，又悄悄开业了。一条逼仄的巷子进去，是个大院子，房东养了两条土狗，经常对着陌生人叫喊，住户也不例外，吵得我有时没法安睡。最为气愤的是我的房子有小偷光顾过两次，共拿走一双鞋子、一个电饭锅和一个台灯。但我一直坚持住到这个村子快要被拆迁的时候。后来它扩建成大雁塔北广场，我走在它上面的时候，想起那块砖的上面，以前我没事还在这里发呆。
　　我搬到杨家村的时候，我换了一件工作，我开始谈恋爱，在明德门上班，不用骑自行车和乘公交，离得很近，步行就去了。我的女友住在瓦胡同，她有时来看我，我给她带回草莓和樱桃。她害怕老鼠和小狗，不喜欢吃洋葱和豆制品。我不喜欢的有鼠标、剪刀、打卡机、钥匙等。我每天面对的电话、计算器、浆糊、传真、表格、遥控器、信件、钟表、塑料、水泥、玻璃等，接下来是无以复加的失落和无聊。到后来我搬到明德门小区11号楼，我最大的家当是一堆旧书刊，我用一辆三轮车就把它搬走了。此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从5楼跳下来，他也是被一辆三轮车拉走的。还有一个是煤气中毒死亡，他也是这样被三轮车拉走的。我在那段岁月听见别人的嚎叫、半夜甩瓶子、叫骂、争吵、敲门，进出者有我、吸毒者、二道贩子、小偷、保安、好事者等。
　　在我没有成为一个游手好闲者前，我经常担惊受怕。好在隔壁邻居养了一条壮硕的狗，它总是莫名其妙地吵醒我。夜里，没有人阻止我进入自己的梦里……
　　
　　五
　　
　　我从目睹一条路的变化开始，楼房陆续建了起来，十层、二十层、二十九层，一大片小区和学校、超市和菜市场，娱乐和健身，漫步者无处可走，在铁的工厂和建筑面前，看我们显得多么渺小。我不知道每个在异乡走动的人，他是否有一个永不变化的故乡？这种变化让我习以为常。我总是在不可预测自己未来的时候越走越远，我从小镇四顾闸到大冶大道，然后又从黄石大道到长安路，我的变化随街道一起出发、伸展和蠕动。最早的菜市场是露天的，他们把青菜瓜果放在地上，然后是干货和调料摆在三轮车架上，后来有人在那片空地支起了一个大棚，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取租金，再在旁边盖并排的门面房。来自四川和甘肃的生意人在这里开了很多小饭馆：麻辣米线、火锅、兰州牛肉面、盖浇饭等，再往里是药店、计生用品店、棋牌室，一排很多家，它们通宵营业，可见它们被需求的旺盛。
　　但是过了几年，以前修好的路又要拓宽了，它被重新挖掉，种好的草和树又被挪到另一个地方。临街而建的门面写着一个个巨大的“拆！”字，栅栏已经围起来，上面贴着施工许可证和宣传标语：施工给你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这让我想起一个疯子有一天躺在马路上，举起牌子——请让路。时间滴答滴答过去了好多年，那片原来离城很远的仪表厂转眼就和城市连成了一片，低矮的厂房在一条街道的里头，那条路还没有被命名，已经被翻修了很多次。以前的旧家具市场不知道搬到哪里，在原地上建了一个加油站和一个加气站，若干个汽车美容和修理点。仪表厂的女工走过马路去对面的食堂吃午饭，车辆稀稀拉拉地从那条路上穿过去。去年我一个朋友不在那里上班了，他们单位经济效益不太好，他现在在那条路上开了家快餐店，他以前的工友也常去他那儿吃饭。我去过几次，他们生意一般，经常有城管和卫生部门来检查，主要是一些数额不大的罚款，还有一些地痞每月要些保护费，他报警了几次，来人做了笔录，最后还是没了结果。反正生活还得这么过着，他想。我以前也有过开店做小生意的想法，一想起这么多烦心的事，我心里总不是滋味。他多像我一个从乡下来的亲戚，我有时还见他的背影在行走的人群中穿行，但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我们和他一样每天面对不同的处境，像个穷人一般坚持自己的快乐，没人知道。
　　他们的忙碌的背影加速了街道延伸的速度，很快它和另一条路连接起来。它从一个村子穿过，它被拆得差不多，路边又开始建房子，到处弥漫着尘土、机器嘈噪声，城管根本不去那儿，因为商户还没把门面装修好，但已经有人在此叫卖西瓜、雪糕和冷饮，夏天正波涛汹涌地到来。
　　
　　六
　　
　　我常带儿子去楼下广场散步，他正是咿呀学语的年龄，他歪着步子跑来跑去。有一次，我让他把没喝完的饮料瓶扔到垃圾桶里。刚扔完，我就看见一个拾荒的年轻人躬身下去捡起来，把没喝完的饮料喝完后，把塑料瓶塞进蛇皮袋。看到这一幕，我内心顿刻颤了一下，我多年经营的生活观念突然被现实撞击得支离破碎，又是那么苍白而无力。我从一个异乡人成为另一个异乡人，而他却是生活和心灵真正的独行者，没人能阻止他始终低于生活之下的状态。我跟他相比，我无法贴近这个城市聆听，我只是个漫步者。还有好多人，在谈论摄影、美容、美食和家长里短，还有好多人在等待自己的顾客，你也许是他第一个上帝，但你无力满足这么多人的心愿。我带儿子去坐人力三轮车，去吉祥商业街，1元。我回来又坐另一辆三轮车，1元。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何意义，卡夫卡在《论比喻》中说：不可理解的事物就是不可理解，而这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我们每天为之劳心劳力的是一些其他的事。我在生活中多半是在不断充当一个不恰当的角色，有人高声叫喊你吗？
　　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对生活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见过你白天紧张地上班，晚上哄孩子睡觉。还要洗尿布、衣服，给孩子喂饭，你住的房子每月付物业费150元，租金800元，水电100元，奶粉每月600元，伙食500元，交通费300元，电话费200元，其他300元。你月工资4000元。看病，请客送礼后所剩无几。你老婆每月1200元，基本够自己花。在这个世界，年轻姑娘们都喜欢花天酒地的生活，她们来自五湖四海。你昨天把手机弄丢了，你心痛半天，今天你买了吗？而你一脸的迷失。
　　早晨，公交车在第六个站牌下面出发，我在阅读报纸的一则旧闻，我要去南二环一家公司上班，经过西斜七路、科技路和唐延北路到达那里，机器打卡，按指纹，自己越来越像个机器，周而复止。办公室内墙上写着告示：严禁吸烟、禁止喧哗、按时上班等，没有人打量你的行踪，他们坐在座位一动不动。窗外，奔跑的汽车带来不安的噪音，电话铃声在响，对于这一切，我永远是个旁听者，虫声被它彻底淹没了。
　　我儿子没见过蜗牛、蝈蝈、蚯蚓、甲壳虫、猫捉老鼠、老鹰抓小鸡，他特别喜欢看漫画片中的这些动物造型，他去动物园也没见过。他问我，他们呢。我说，在故乡。故乡对于他这样的年龄来讲没有概念，更没有意义。故乡在异乡之外，对他来说是异乡的异乡。
　　

[ 本帖最后由 \`兲喨苡前./ 于 2009-8-11 08: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