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之间穿行

haola-ic

在城市之间穿行
　　(散文)杜爱民
　　
　　
　　1983年夏天， 我拎着一卷行李在兰州的大街上四处寻找我要去工作的单位——西北民族学院。或许是因为时值公休日的缘故，总之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兰州人民大多显得悠然自得，闲适轻松。姑娘们身材匀称苗条，在海拔如此之高的高原之上，太阳几乎是贴着脸儿恶毒地照着，但兰州姑娘依然生得白里透红，像本地出产的苹果那样，闪着健康的光泽，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从天水路到双城门，年轻小伙子清一色的GA装，蓝衣蓝裤，白塑料底板儿鞋，头上扣一顶军帽。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街上满是不戴领章帽徽的GA人员，着实叫人紧张。我以为兰州正在举办着一个全国GA系统的什么大会，大概是会议间歇，代表们在街上转转，忙着购置些地方特产。我的直觉反复提醒我，要小心一点， 这儿的情况不比西安，尤其是在“风头” 上。在我成为兰州市民最初的几天里，GA人员的形像反复在我脑子里浮现。当我估摸着该是会期结束的时候，便跑到街上去看看，发现兰州城依然如故。我想兰州该不会是GA预备人员的聚集地吧。带着这样的疑惑向我的兰州同事打问，方知酷似GA人员一样的装束，正是兰州青年时下最为流行的服装款式。细细算算，这样的时尚与西安相差大约 10 年。所不同的是西安 10 年前流行穿军装，遍布全城的草绿色，同样让人分辨不清谁是士兵，谁是老百姓。
　　从高处望下去，兰州多数地方位于黄河的南岸。北面是山，南面也是山，中间便是兰州。虽然兰州作为城市在世界上不算非常有名，但与多数著名的城市相同，兰州也建在河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河的岸边。沿河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滨河马路，恋爱中的兰州人，多数都在滨河路上走过。在兰州开往临夏的长途车上，我曾听一个被抱在怀里的幼童用兰州方言反复念叨着：美不美，滨河马路，黄河的水。
　　在兰州的3 年当中，我从未感到自己是它的一个成员。它的巷子、街道、学校与我没有一丝关联，环抱着它的群山，对我而言竟是那样陌生。南关十字相当于西安的钟楼，是兰州的中 心，我站在那儿，不知道回去的路，觉得它像是随便两条道儿交汇的一个十字路口，没有站在西安钟楼下的那种感觉。
　　我时常在黄昏时分登上兰州南部的皋兰山，整个兰州城就在我的眼前。它起初清清楚楚，又渐渐变成昏暗，然后，像由天而降的银河，星星点点。我清楚，夜幕的深处，河仍然紧靠北 边的山崖在无声地流动着。位于西边的河段上有一座铁桥，大约是乾隆或康熙年间建成的，站在桥中央流水冲击桥墩发出轰鸣声，整座大桥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摇动。汽车经过时，桥给人一种将要倒塌的感觉。这不是在梦里，也不是在文字和别人的转述里，桥的存在，在这座城市中比记忆还要久远。有段时间，我时常去那座桥，不是为了看它，而是想重温在它上面飘然欲飞的感觉。我在桥上获得了一种飞翔的姿态，像鸟类那样自由而又顽强。
　　兰州是我从书本走向生活的开始，同时又让我在生活之中更加接近书本。当我面对干枯的山野，奇异的种族和一种更为深邃、崇高的精神品格时，我清楚我孤身一人来到这地方是为了什么。我开始为自己的一切负担，孤绝地在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精神存在里流浪。在最底层，在异族人的精神空间之中活着。我要对我熟悉的东西说声再见，我要把脸背过去，赶上在黄尘飞扬的土道上远行的大马车。那些马贩子，黑店的老板和逃亡者的黑话、切口及私语，像火一样烧烤、刺痛、洞穿着我的心灵。它们是荒野之中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它们在语言的地下实施颠覆和破坏，在强力的高压之下完成对权威和等级的反抗。
　　兰州让我能够安静下来思考，让我有充足的时间通过书本来重新审视书本和我从小就认定的非常牢固的东西。在知识和语言当中，什么是我的东西，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兰州教会我怀疑，怀疑那些文化“精英”的话语，就如同寄生或依附在真理这个巨大贝壳表层的藻类植物，他们在所谓的文化与艺术当中钻营和栖住，到处建立联系，在真理的前面设置起一道屏障，把老百姓隔在外面。
　　在兰州我没有感到过自己的谦恭和自卑，它容纳了我，就像它容纳栖住在它任何一个角落之中的流浪汉、教徒、囚犯和各类异端分子；它像一个码头，收留了这些源自四方八面的逃亡者。兰州人像兄弟一样对待他们。在兰州你可以自由自在呼吸空气，它承受了更为宽泛的相异性，这绝不仅仅只是表层形态上的服饰、种族和各类的礼仪，更为深刻的东西直达血液、信仰和心灵最隐秘的部分。他们宽厚松弛的行为方式告诉你，他们首先能够容接的是你的丑恶，而不是你的善举。你是一个穷人，这个城市仍然把你当朋友，就这么简单。那些从青藏高原日夜兼程，奔向兰州的藏族人，他们腰挎着短刀，口袋里也许没有一分钱，结果他们会发现兰州人民仍然友好地向他们频频点头。回族人、撒拉人、裕固族人认定兰州也是他们的家。我这样描写兰州并不意味在兰州不存在暴行，恰恰相反，1983 年在兰州夜晚的街头，依稀可辨出“砰、砰”地枪声，那预示着在又一轮街头争斗中一位霸悍“英雄”吃了子弹。这枪是一种土制的火枪，但毫无疑问是一把SQ，兰州人称它为“钢沙枪”，因打出的是与火药混成的钢沙而得名。在一步之遥的距离发射，可令对手的脸上开满紫色的小花，一辈子也没法消隐退去。1983 年至 1984 年，兰州城内了结一桩桩恩恩怨怨和摆不平的事情，到最后都用的是“钢沙枪”。那时候，因为“钢沙枪”的原故，我在兰州大街上行走的心情更是异样地孤独。任何一把藏在兰州小伙子大衣深处的“钢沙枪”都会叫我心寒。我不由自己又想起西安南城河沿一带的环城林，城墙和雨后涨满的城河水，小学时的课堂， 我用小刀刺在课桌上的名字。我想到小时候，扯着母亲大襟衣服的一角，随着母亲四处寻找，消失在人流之中大哥的影子。人们的脸色和衣服的颜色，不给我一丝一毫的希望和快乐。在兰州我的恐惧、孤独和不安，与西安多么相似，却又完全不同。兰州、西安，西安、兰州之间的距离真真切切。而我既不是来者，又不是归人，我只是有一段时间，在它们中间行走，身在其中。
　　可以说，在兰州对于宗教我是无知的，就信仰而言也大致如此。从兰州向西，是青海的湟中、湟源和德令哈，往东是陇西、定西，自然条件是残酷的。一切的一切也许都是可能的，但 活着，再活下去是必须的和惟一的。在兰州我看到了真理，是底层、大众和穷人的真理，这便是活着。活着就是爱。它那样形像鲜活地充溢在我的全身，成为另一种书本知识和睿智的大脑所无法理解的情怀。
　　都柏林在爱尔兰，有一个叫乔伊斯的作家就生活在那里。在兰州初秋清冷的晨雾中，窗外的街道让我想起那个老人和我从未到过的那座爱尔兰城市。难道是这两个地方的恐惧和暴力事件，使我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念头和想法吗。这是一个多么无助的妄想。都柏林是都柏林，兰州是兰州，一个在书里一个在现实中。眼下的兰州人正提着铝制的饭盒， 蜂拥朝向西固工业区，他们有的在沿街的小饭铺子里吃上一碗热火的牛肉面，让身体暖和起来；有的用双手捂住铝制饭盒，以便双手不至冻着。兰州是工人和士兵的城市。约莫在早上九点左右，大街上便可看见三三两两从八里窑等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兵营里走出来的士兵，穿着翻毛的军用棉皮鞋。那鞋子落在冻硬的柏油马路上发出“咯噔、咯噔”地响声，至今时常回荡在我的梦里。这是一座士兵和工人的城市，但是没有战争和起义。这城市多么美好。所有向西的商队，教徒和文化的“淘金者”都要经过这里。1986年当我背着那卷从西安拎来的行李站在兰州火车站的月台上时，我知道我被兰州打败了，我曾经坐着时间的列车在这个叫作兰州的地方被甩下来，3 年之后，我再一次让兰州甩了出去。道理很简单，当我置身于它之中，我竟对它的一切一无所知。我所接受的教育和所持的文化立场，与兰州格格不人。所有以文化、艺术的名誉进入兰州的企图和行为都是可笑的，可笑的不是文化与艺术和人的行为，而是人对随身佩戴之物的误读。
　　在西北民族学院我的那间宿舍里，纯属偶然的原因，使两股人碰到了一起：一帮是我的同事，他们分属于藏、蒙、回、裕固等不同的种族；另一帮是上海过来的两位诗人，还有当时在 兰州的封新成和普珉，他们都是北岛之后中国非常出色的诗人。这样的会面看似平和友好，又火药味极浓，对方谁都清楚谁是谁。意识和观念有相似之处，却又完全不同。尽管我已无法说清那天晚上双方都谈了些什么，但争辩，斗狠和平心静气的谈话气氛令我记忆犹新。很偶然的相遇，又非常坦诚地坐在一起直言相见，说崩了，大家仍能坐着保持着各自的尊严。是个人的尊严，而不是诗人和种族的尊严。虽然在整个谈话相聚过程中，有人不胜酒力，不时从椅子上滑落下来，但他们毕竟喝下的是烈酒，掏出的是素心、真心。这件事情之后，我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学会一个普通人做事情的本领，在人群中生活，在人群中思想，感受更为巨大，更为隐秘的心路历程上的暴风骤雨。
　　这是十多年前我在兰州的一段经历，这是我今天生活中的一个梦想……
　　


转自： http://www.chinadatashe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