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高三的最后(下)







　　高中三年我并不太认真。本来高中以前比妹妹高了两个学年，但现在变成一同入高中，又会同一年毕业。亲朋好友问起来，虽然还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但心里就是不太好意思。
　　在高中一混就混过了三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常常参加征文或作文比赛，原因是当初没有经济来源，只好到处找有高额奖金的征文比赛来参加，并且会先研究大概有多少人报名，拿到名次的几率有多大。说真的，拿到第一名的次数还蛮多的，不仅靠此赚了一笔钱，跟奖金猎人似的，又能拿着受奖通知跟学校请公假，有些在外地颁奖的，还可以多请几天。就这样，到了台湾好多地方去玩，高中时对此简直是乐此不疲。
　　都说越到高年级越皮，我也不例外。就拿一件小事来说好了，学校规定7点40分以前要到校，迟到就得罚站到升旗完才能进教室。但我还是几乎天天迟到，后来再迟到就索性在学校旁边的早餐店吃早餐，看完报纸，等升完旗再进校门。进了校门后，再直接去警卫室前登记写下自己的名字，免得看纠察队的那些脸色心烦。后来又大胆一点儿，虽然警卫就坐在正前方，但填写登记本时就欺负他那个角度看不到我填什么，就假装做个写字的样子，其实什么都没写。再后来，脸皮更厚更无耻了，走进校门后，连登记都不去了，就直接朝着警卫室相反的，也就是教室的方向走，尽管被警卫大声地叫“站住，站住”，还是以坚毅的步伐，头也不回地往教室走去。对我来说，不这样干，会天天被记迟到，那样的话，大概还没到毕业，我就会因操行被扣到不合格而退学了。
　　不只是脸皮越来越厚，就连生活上也越来越懒。在三年级上学期，每天早上都会听到妈妈的大叫：“快起床，要来不及了！”结果到了下学期，早上已经睡到7点半了，才听到妈妈懒懒地问：“你今天想不想去学校喔？”
　　到了高三，我的读书跟别人不太一样，变得不太爱听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反正在学校就是从早上睡到下午放学，中间难得起来吃个饭或看看报纸，跟同学瞎扯一下，总之，就给人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不过晚上一回家，精神可来了，开始读书，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想读，只是因为家里有线电视坏掉了，妈妈索性不修。再加上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及网络，除了读书外也没其他事情可做，为了打发时间，就开始伏案读书啦！
　　考前最后一个月，我跟妹妹一起报名参加外面的“考前冲刺班”，也是在台北车站附近，7点半就要到，每天早上挺早就要出门。说也奇怪，我就是不喜欢跟妹妹一起去，非要分开走。不过说起来，比起我，妹妹的高中三年更不注重学科了，因为是音乐班的缘故，所以术科比较重要。尤其她又在那种活动特多的学校，玩得简直就是不亦乐乎，只要术科够强，再加上一些学科能力，通常就能“KO胜”。妹妹的主修是长笛，但她也不是从小就学长笛，是上了初中后半路出家，从钢琴改学长笛的。之前说过，从小我们两个都是学钢琴的，但是我在上初中后因为老师太严格，恨透钢琴，所以放弃了。妈妈只好把希望都寄托在妹妹身上，学什么乐器啦，参加合唱团啦！花大钱买一整套音乐百科全书或古典CD之类的，钱都舍得撒。其实那一代的父母只要有些钱，总是会送小孩去学音乐。可能是因为有这种情结，到现在，妈妈还是处心积虑，想要帮我找个会弹钢琴的媳妇。
　　反正，我们两个终于成为“同学”。不过，在四百人的教室里，我坐一角，她坐一角，不相往来，只有晚上10点下课后跟她一起回家。考前冲刺班的课程安排是非常紧凑的，通通都是各科名师来上课，把高中三年课程的精华部分都系统地讲一遍，并且隔天就考这些内容。反正到了最后，基本上我已经不太去读课本内容了，就是一直不断做模拟试题。唉，没想到高中又玩了三年，等到有兵役压力才知道严重性。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把浓密且有点儿长的头发通通剃光了，六根清净。一个大光头出现在教室里，引起全班一阵轰动。从讲台上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突然有一个光头，那多明显呀！所以我也变成老师常常点名问问题的对象。
　　大学联考是在每年7月的前三天，第一天是文科考试，第二天是共同科考试，第三天是理科考试，看报名哪一组就考哪一天。有些强人可以横跨文理科，但弱者如我，只能在文科的边缘挣扎。
　　果不其然，我的作文又拿了接近满分，但也救不了我的分数，侥幸让我捞到一所学校来读。唯一遗憾的是，我本来是想读历史的，但分数不够，只好去读哲学了。就这样，学业反而是高中回忆里面最微薄的部分，大部分课本知识，与联考一起随风飘逝。
　　

廖信忠

　　

　　高中“三民主义课”




　　当时台湾的高中课程，除了国文、英文、数学、文组学的历史地理、理组学的物理化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课程是两个组都要学的，那就是“三民主义课”，即孙中山先生所创之民族、民权、民生的学说。说实在的，这类课程教了几十年，刚开始不免有为政治服务的意图，但在台湾越来越开放的时代，课程的编排不得不随着时代而有越来越多的变化。
　　当时很多教三民主义的老师，可都是“三民主义研究所”——简称“三研所”的硕士生毕业的。不过你想，孙文的三民主义专著都已亡佚，现在看到的都只是他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稿而已，这样居然也能发展成一套学说加以研究，真是不得不佩服那些加以“阐述发展”的学者了。
　　而高中的“三民主义”，的确是一门非常需要记忆力的学科，因为在联考里，这门科目是要考申论题的。但所谓申论题，也不是“抒发己见”的申论，而是假申论之名，行填写有标准答案的默书之实，简直就是集填鸭教育之大成者。所以啦，在当时，大家都习惯把三民主义课本“分解”，拆成一章章重新装订粘好，变成薄薄的“易读本”，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背。补习班居然也开三民主义的课程，而且专门教你怎么去背，怎么去写才会拿高分，还发明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口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就是标准答案，按课本内容写出的，偏偏就还是要给你扣个一两分，因为，申论题是不可能得满分的。还好，后来全部改成选择题来考，简直就是可喜可贺。
　　说也奇怪，明明就是“三民主义”，但是课文里蒋介石说的话永远都比“国父”还多，套用一个现代一点儿的语汇就是“消费”孙中山。并且，课文里每说到一个理论，就会有这种格式出现：“首先”是“国父”说，“其次”是蒋介石说，“进而”是蒋经国先生说，“然后”是李登*说。并且其间穿插着编者好心使用的连接词，内容繁杂，各种标点符号，如冒号、上引号、下引号及挪抬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可以说，只要高中三民主义学得好，背得好，将来专门帮当局写政令文书都易如反掌。不过，在那已经开放一阵子的社会里，课程再这样继续编排下去，实在不符合时代性，所以，课程也出现了些简单的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发展、ZF运作、自由民主之类的。反正，不管怎么写，最后一定会有个结论：三民主义好。
　　三民主义在联考中改成只考选择题后，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很多，但台湾的学生受到“三民主义”课程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说起“三民主义”就能信手拈来。前几年，网络上就有轰动一时的恶搞小说《铁拳无敌孙中山》，用港漫里《天子传奇》的模式，把孙中山由一位文弱书生，变成一个身负惊世绝学的真命天子。而里面的招式，当然就都是引用些孙文学说的名词，比如说五拳“宪法”：行正拳（行政），雳法拳（立法），丝发拳（司法），烤世拳（考试），奸铡拳（监察）。三明主义：明拳（攻击），明足（轻功），明身（内功）等招式。
　　后来，三民主义研究所开始转型，慢慢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中山所”之类的，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偏向多元化的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好像三民主义背负着什么原罪一样，生怕留着这个名字，就没有人想要读。

廖信忠

　　1997年过世的名人




　　1997年去世的名人还真不少，每件事似乎都对台湾产生了一些影响。首先，就是年初的邓小平逝世。他逝世的隔天，台湾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做了大篇幅报道，引发新闻战。因为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一次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到最后大家都已经搞不清楚是真是假了，所以等到这次消息一发布，新闻界又乱成一团。而这次最引人争议的是《中国时报》，除了头版“中国时报”那四个字是原来的红色外，全版都是黑白的。结果民进党人趁机批了《中国时报》一番，认为《中国时报》“*共”，引发了一连串的口水战。
　　但邓小平之逝世，的确让台湾紧张了一阵子，战备程度提升了很多。那几天，各报也在不断报道邓小平过去的经历及政绩。

　　到了8月，考完联考，正在等待入学的那个炎热的、懒洋洋的下午，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广播新闻中的插播传来黛安娜王妃车祸身亡的消息，马上惊醒过来，还以为刚才是在做梦，等到打开电视才确认是真的。
　　结果那一阵子，像我爸那一辈的男人简直就是无限的欷歔呀！当初黛安娜世纪婚礼时的风采可说是迷死他们那一代的男人，爸爸甚至好一阵子都在怂恿妈妈去做个黛安娜的发型。所以，那阵子，每当他打开电视看到黛安娜去世的后续消息，都会感叹几声。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更深的是在她的葬礼上，艾尔顿.约翰的那首《风中之烛》。
　　过了几天，世界知名的特蕾莎修女也过世了。我还记得黛安娜王妃过世时她发表的简短谈话，没想到没过几天她也跟着过世了，真是生命难测。紧接着，教会也开始了一连串的纪念活动。

　　年底，张雨生车祸去世，这位陪着我们那一代人一起长大的音乐才子就此陨落。那时的张雨生，已经转到幕后，并成功捧红了张惠妹。在更早之前，他可说红透了半边天。虽然他跟许多歌手一样，当兵之后就不如当兵前那么红，但大家也记得他当兵那年，台湾的区运开幕典礼上，有一架军方的直升机从天而降，直升机上走下一个穿军服的阿兵哥，随着音乐开始高声唱《我的未来不是梦》的那个震撼画面。他退伍后，成功地从偶像型歌手转型为创作型歌手。不过他也慢慢被主流大众所遗忘，直到他车祸去世后，又勾起大家对他的回忆。大批歌迷拥入“国父纪念馆”，等到《天天想你》的音乐响起时，大家都哭了。

　　那几年，台湾的有线电视台有专门播出日本电影的频道，所以我也大量收看日本老电影，尤其喜欢看日本的武士片。所以年底，演过《罗生门》，经常饰演宫本武藏以及许多硬汉角色的日本演员三船敏郎的过世，也让我感叹不已。他也是许多台湾老一辈人的偶像。那阵子，三船敏郎的纪念合集推出，虽然很贵，但卖得特别好，据说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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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

　　大一的流水账




　　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我在补习班打工兼差，就是按照专门收集来的各校毕业纪念册里的通讯录，一个一个打电话，说服他们来复读班报名。打这种电话还真的要脸皮够厚，常常被人家挂电话又骂得狗血淋头的。不过也常常遇到许多友善的女孩子接的电话，大概她们也是刚上完大学太无聊，就这样聊开了。不过那时候在家，我也常常接到别人打来的这种电话，所以也都挺能体谅的啦！话说回来，这工作除了有底薪外，每拉到一个人就有3000块的奖金，所以大家也都拼命拉人。妹妹那年考得不太满意，所以，她就成为我兼差的第一个牺牲者。
　　9月，我开始大学生活，那是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我在这里待了一年。这所学校，从我家阳台仰望山上就看得到，从小看到大，没想到就这样去读了。这所学校不怎么样，学生又收得超级多，每天放学就看到一车一车的学生被载下山去。不过我常常是跟同学在放学以后，骑摩托车一车一车地往更深的山里跑。其实那附近环境还不错，毕竟是在阳明山上、国家公园的旁边。但我们常常是走在学校旁边专门服务学生的商业街上，就会忘记是在山里。
　　虽然这所学校的水平不怎么样，但几乎每个老师都是放洋回来的，学术功力一流，要是好好听，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前面提到，哲学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不过也将就听了，倒是我的逻辑学一直学得不错，为以后写研究报告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上大学后才真正开始接触网络。以前学的都是DOS界面下的各种操作方式，所以没事也都躲在计算机中心上网，大概打字变快，也是从那个时候接触网络聊天室开始的。
　　这所学校因为是建在山上，所以常常风大雨大。同学们都知道要准备一把破伞来用，因为好的伞遇上这里的大风，几乎都被秒杀。此外，学校这一带雾也特别大，空气中湿气稍浓一点儿时，就是一片雾茫茫，前方十几公尺就看不到了。并且，这也是一所鬼故事特别多特别有名的学校，各种奇奇怪怪的传说如典故般充斥在学校每栋楼的每个角落，有时候真想去试试那是真是假，但又不敢太铁齿（闽南语：嘴硬），所以这些传说也就一代一代在这个学校流传下去。
　　上大学后，很自然地跑去加入了社团。我首先参加的是一个服务社团，专门在假期时到偏远山区服务少数民族儿童。其实我一开始立意没有那么崇高啦！就是尾随着心仪的女同学加入，结果没想到她过了不久就退出了，我就只好乖乖地继续待着啦！另一个社团，其实不能说是社团，就是教会团体而已，有时在学校里活动。一开始我并不想去，有一次被同学带去后就被盯上了，不过他们也实在是够热情。后来想想，有时候去吃吃喝喝也不错，就开始参加他们的活动了。

廖信忠

　　“白晓燕命案”主犯陈进兴落网(上)




　　白晓燕命案的三名凶手——陈进兴、林春生、高天民展开了全台的大逃亡。虽然他们三个受到黑白两道同时的追杀，但还是能在亡命逃亡的几个月内又干下好几个案子，又有不少女性受害，搞得全台湾人心惶惶，简直就是梦魇。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个匪徒可以影响台湾民心达到这种程度。
　　三个歹徒第一次与警方交手是在台北五常街。当时警方接到线报他们在这边出现，遂把这一区封锁起来。很自然，电视又开始做SNG现场连线了。于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三个出现在这里，并且警方准备攻坚。于是，一堆好事的民众就出现在封锁线外围观了。这样，现场除了有JC、记者、民众，还有一堆卖凉水零食的摊贩，简直就是一团糟。开始攻坚后也是这样，JC冲了进去，记者也跟着冲了进去，于是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一堆记者在激战中跟着蹿来蹿去，上下楼梯，简直就是妨碍警方行动，成何体统！后来，虽然这次行动把林春生给毙了，但其他两人逃脱，并且也有一名JC殉职。这次行动简直就像闹剧一场，事后要求检讨的声浪很大。
　　过了一个多月，台北市发生整形名医方保芳诊所命案，医师方保芳、妻子张昌碧、护士郑文喻三人被杀。一开始，大家本来都是半开玩笑地讨论：这该不会也是陈进兴干的吧！过了不久后证实，果然是他们干的，大家又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逃亡过程中想要整形易容，等到整容手术成功后，为了灭口，就把他们三个一起干掉了。
　　当时的电视节目，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节目，都在讨论这个案件。因为陈进兴在逃亡期间又犯下不少强暴案，所以甚至有德尔谈话节目请来心理专家、性学专家之类讨论陈进兴是不是性能力太强，让女受害者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而藏匿他，简直就是乱七八糟的。
　　这其中又发生一个小插曲。逃亡过程中，陈进兴因为怀疑警方刑囚他的老婆而大感不爽，所以大量投书各媒体，不过也让大家很惊讶，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冷血凶杀犯，字体居然那么工整娟秀，让大家一时无法接受。
　　到了11月中旬，高天民某天在台北市的石牌这一带做指压按摩，警方早接到线报在那边埋伏，最后展开枪战，高天民自知难逃被捕命运，自己结束了生命。
　　经过几次对他们出现位置的地缘分析，民众得知他们已经往台北市的士林北投这附近来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带，气氛突然间变得很紧张，到处都有JC拿着步枪设岗临检，一时间风声鹤唳。
　　就在高天民自杀的隔天，11月18号，陈进兴被捕了，这也是一连串事件的最高潮。这天，我跟往常一样上山去上学。下课之后，留在计算机中心上网，看看BBS，聊天瞎扯着。到了6点左右，计中的管理员出现在门口大喊：“怎么都还不回家啊？陈进兴已经逃上山来啦！”结果现场女生一片尖叫，很快，计中里的人众纷纷作鸟兽散，学校也很快宣布封闭，不准进出。
　　这天晚上坐公交车下山，看到通过阳明山的主要干道仰德大道上布满了警车、持着步枪的JC及宪兵。这附近的山区都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搜山行动。整条马路上不断闪烁的警灯使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我回到家后，每一台新闻都在现场直播搜索的过程，如同身临其境。
　　后来紧急快报来了，大家心头一惊——陈进兴潜入位于半山腰行义路附近的南非武官官邸，就在我们家附近。果然就在这一带！原来陈进兴他知道自己插翅难飞了，索性带着剩下的弹药挟持武官一家，企图把这件事搞成国际事件。

廖信忠

　　

　　“白晓燕命案”主犯陈进兴落网(下)






　　于是，整个气氛就这么紧张着，大家也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看最新的发展。到了9点多，突然枪声大作，整个状况更加紧张起来。照后来武官的说法是，当时陈进兴以为JC试图攻坚，一时紧张，先用右手的枪扫射楼梯，没想到另一把枪走火，射到武官的膝盖又穿过武官女儿的腹部。这枪声加上尖叫，使大家都认为事件不妙了，准备要冲进去。结果当时的刑警大队长侯友宜决定先亲自上前问陈进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进兴才说是枪支走火，射到人了，要医护人员赶快把人送出去。侯友宜自己一个人进到屋内把两人给背了出来。
　　受伤的两人被送到医院后，局面继续僵持着。虽然已接近午夜，大家仍守在电视机前，妈妈也趁空当跑去煮夜宵。我往窗外一看，哇！灯火通明呢！大家都在看实况转播。
　　到了零点，事件又有了最新发展，大家本来已经开始涣散的注意力又重回到了电视机前。原来是台视的记者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官邸里的电话，打电话进去对陈进兴进行访问。结果，主播就在新闻里，与陈进兴一问一答，聊起案件，聊家庭，聊儿女，聊陈的犯案心路历程，全台民众都听到了陈进兴这个凶残又冷血的变态杀人犯的声音。等台视主播电话访问完，又有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打电话进官邸要找陈进兴，陈进兴索性开始接听这些Callin电话。后来这些访问就变得奇奇怪怪，有些记者要陈进兴跟着他一起唱儿歌《两只老虎》，还有弱智记者问他：“什么时候要自杀？”顿时惹得陈进兴大怒，破口大骂。那真是紧张又奇妙的一夜。
　　事后想想，虽然这些媒体自以为抢到新闻了，但其实好像都被陈进兴左右——陈进兴他们把台湾搞得人心惶惶，又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悲剧英雄，媒体也只能跟着他的步调亦步亦趋，配合他的计谋而已。
　　反正，这件事让全家整夜没睡而守在电视机前看现场转播。到三四点我小睡了一下，早上又上山去上课了。到了学校，大家都还是在讨论这件事，看来大家都看了转播。开始上课后，老师一开口的话题也是这个，问了全班，几乎有九成昨天都在看转播，最后索性开了电视，继续看现场实况。

　　原来，陈进兴要求重新调查他老婆是否有被刑囚。经过谈判后，他老婆亲自到现场喊话劝降。到了下午，陈进兴要求谢长廷进去跟他谈判，并要求谢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在谢的保证之下，终于，气氛开始缓和。等陈进兴释放最后两名人质之后，他与自己的老婆及侯友宜一同步出屋外。在刺眼的闪光灯不停闪烁之下，台湾半年多来的恐惧也到此结束。
　　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陈进兴等三人在逃亡过程中，犯下比想象中更多的强暴及勒索案件，让大家心有余悸。陈进兴则被判了五个死刑，在两年后被枪决。
　　侯友宜在此次事件中可以说是一战成名，后来官运亨通，一路当到陈水*“ZF”时的“警政署长”（台湾最高的JC头子）。而谢长廷，本来在大选失败及被卷入神棍事件后，政治生命已跌到最谷底，这次事件又让他重新翻身，但也使白冰冰对他极度不谅解。
　　陈进兴的老婆最后生活很潦倒，前阵子有八卦杂志爆出她沦落到以跳脱衣舞为生。而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在台湾一直受到排挤，最后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并带到了美国。
　　这一连串事件都成为1997年台湾的最大新闻，尤其是那一夜，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现场转播的情形，让人记忆犹新。

DL小语

有天在文摘上看到楼主的文章了

廖信忠

　　看电影《泰坦尼克号》





　　不知道为什么，1997年有太多的事好提。也许是上了大学，脱离了纯粹的读书生活，有闲暇来注意其他的事，所以，一些小细节也被放大了。
　　这年年底，《泰坦尼克号》上映，简直就让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部片在上映之前其实已经够引起话题了，光是看那个拍摄现场的花絮就足够让人感到震撼。那时候一般评论并不看好这部影片，纷纷认为这部影片会赔得很惨。但大家都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去看看这部号称影史上花了最多钱的电影到底拍得如何。
　　《泰坦尼克号》在台湾上映是跟北美同步的。这一天，我准备看10点早场。因为预期心理，我在清晨6点就到西门町的电影院前准备排队买票。没想到，9点开始卖票，在6点时，电影院前的广场已经挤满了人，万头攒动，绕了一圈又一圈，完全不知道从何排起。那一天，几乎西门町的主要戏院都在上映这部影片，因此，越接近戏院区，人就越多，大家一看人都往那个方向走，心里就更急了。
　　西门町是台北传统的电影街，在台北要看首轮的好莱坞大片，这里几乎都找得到。记得我小的时候正是西门町的全盛期，西门町主要的武昌街上，两侧一家家的电影院林立，一到假日电影散场，整条街道简直就水泄不通。大家一说要看电影，都会想到这里。后来，台北的主要商业区开始向东发展，即所谓忠孝东路的东区一带，西门町也跟着没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整个西门町重新规划为步行街，然后被定位在青少年次文化的主要聚集地，这里才又好像复活一样，重新热闹起来。现在，只要假日到西门町的步行街，一定可以看到歌手在这边举办小型演唱会、签唱会、唱片首卖会等。当然啦，这样的活动是极少在东区办的。因为现在一般就已经有刻板印象认为，西门町这一带是属于青少年的地方，东区那一带是属于较成熟的白领小资的地方。
　　西门町的主要电影院，好几家都是那种大型电影院，几千人的座位，银幕好几层楼高，声光效果皆是一流，如台北市传统上最有名的国宾戏院、乐声、日新等。到后来电影业开始不景气，才慢慢流行起大厅，再配合几个小厅放其他电影的形式。
　　回到主题，《泰坦尼克号》上映的那一天，虽然各大小戏院大厅小厅都在放映，但大家的认知里，觉得这样声光效果一流的电影就应该去那种超大厅看，因此每个人也都提早来买票，想尽办法抢头香。
　　所以，等到9点整戏院的电卷门一拉，票房一开，整个这一片盲目、不知从何排起的黑压压的人群还不等门全部拉上，就开始海啸般冲进售票区，尖叫吵闹及哭声不断。我也奋勇往前冲，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座位票和一张无座票。
　　话说，我在高三时认识了一个小女朋友，当时她才初三呢！后来等到我上大学、她上了高一时，我才开始追她。不过大家也知道，小女生总是娇气十足，对“大哥哥”总是爱理不理的。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结果，干脆设个“停损”放弃了，免得我花太多时间和金钱。没想到这妞古灵精怪的，我一“停损”，她就来个技术性反弹，又撒娇得让我狠不下心了。反正，那一天我约了她去看《泰坦尼克号》。她当然不可能陪我那么一大早去排队，因此我只好先去冲锋陷阵，抢到两张票后又赶紧去把她接来看电影。
　　进场后，我当然把那个座位让给她坐，我自己则坐在旁边的走道楼梯上。因为一般大厅的戏院，座位编排都是如楼梯般一层层往下的，所以也不会有挡到视线的问题。这戏院也真够黑心的，位置都坐满了还继续卖票，所以还有一堆人也是这样坐在走道间看的。
　　电影的内容就不提了，反正我是对里面的特效看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海水冲进船舱后大家四散逃命的片段，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特别有快感，大概是从小就爱看有关海洋灾难片的影响。
　　等到电影结束，灯光打开后，可以发现现场观众都是眼眶红红的，激烈者也不在少数，大多数的男朋友都在安慰他们的女朋友。我的小女朋友呢，也是眼眶稍红。看她哭了，我没有哭岂不是显得我很冷血，于是我也假装擦擦眼眶，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表示我感同身受。
　　等出了电影院，没走几步路，她突然拉起了我的手。我又惊又喜，不过后来又想到，其实她并不是在牵我的手，只不过是在想她心中的杰克。
　　这是我第一次交女朋友，第一次跟女生看电影，第一次牵女生的手，都赶上了那一年末《泰坦尼克号》上映时的疯狂热潮。

　　

小白免白又白

飘过smilies1::913:我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