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什么？相信什么？

小齐吝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高铁体”，终于达到它的引爆点，开始在互联网上疯狂地流传和挥发，网友造句已经成了惯例，百度百科的也顺随潮流，建立了“高铁体”的百科条文，一时风头无二。

而在此时，我不禁要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信什么？在这里，我并不想讨论关于中国人缺乏信仰这样的老问题，而是深入探讨自己的信念体系，以及他对人的重要性。

我也问过我周围的同学这个问题，一些同学答的很模棱两可，比如“我信我自己！”这个是一个答案，但又是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这句话里面透露出来的是自信和诡辩，但是逻辑上却怎么也说不通，也没有什么实质内涵，不过一种糊弄别人和自己的迷糊话罢了。

而有的同学却显得十分高明，所谓“选择性的相信”。很多官员也有这种选择性的相信行为，这也为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我毕业的大学在湘潭，于是众多大学好友都很信MZD。考试前后，考研前后都要去门口的MZD像面前虔诚地拜一拜，有时候举行社会实践活动，也要在MZD面前拜一拜，保佑活动当天天朗气清，一切顺利。当大四要各奔东西，送好友去车站的时候，几个好哥们也要在MZD面前虔诚地祭拜。据说很灵验，诸多祭拜MZD的同学考研找工作都十分顺利，但是唯物者和唯神者一定会就此争论不休，到底因为祭拜产生的心理暗示还是真的是MZD在天保佑不得而知。

抛开这两种诡异和中间派路线之后，我再一次问自己，我信什么？

我不信上帝，对于儒释道虽然经常研习但也说不上绝对性的皈依，但遇到寺庙总是要去拜一拜，而且是十分虔诚地拜一拜，去了教堂也会虔诚地祷告，这似乎是很混乱的，但在拜的时候自己感觉却也非常良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种心理不止我一个人有，刘忆江先生曾在他的大作《曾国藩评传》里面讲过中国人的这种现象：

这就不能不提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了。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祇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算是冤枉话。其实中国人很信的，但是前提是信的东西要很灵验。当我们听说某处某个寺庙很灵验的时候，如果成本不是很高，大多会顺便去拜一拜，求求运气。但前提是那东西“很灵”，这种信仰建立在“灵验”的基础上，而不是最初便全然的相信，然后在找相关的证明证据。这两者顺序之间的差别，势必导致中国人信仰的不牢靠和多变。于是便有了诸多大师登场的话剧，什么京城最贵中医张悟本，什么养生大师李一，健康教母马悦凌，每有个大师的登场，总能获得一大批教徒，当大师被打到，教徒们又会发现前方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大师，而且比原来的大师还要神，于是全然忘记自己刚刚还站在对立面的医学立场，投入新兴大师的门下。这是不是和上个世纪的气功热十分的相似？

实用主义的信仰观，给中国的历史带来的莫大的好处，却给中国的百姓引入十分混乱的境地。

于是，我深入的问我自己，我信什么？

我突然发现，我什么都不信，或者什么都信。如果你此时此刻你问我，我信什么？我答不上来，我只能说我什么都不信。但如果在下一刻，我突然听说某个东西很神奇的，很灵验，我又会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很相信这个东西”。

我，便是如此的混乱。

《岁月神偷》表达的中心主旨是：做人总要信。主角爸爸相信是要有一个“顶”，妈妈相信的是一切都会好起来。是的，做人总要信的，只有坚定的信这么一个东西，你才有足够大的心量应对命运的洪流，看过乔布斯传记的人都知道这个苹果创始人是如此的偏执，看罗永浩在海淀剧场的演讲知道他为了经营老罗英语培训有多么的拼命，去评判一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是否对错是很无用的，也是很无力的，即使在同一个信念体系里面，也同样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仅以成败来论英雄是有失偏颇的。

我的这里所说的信，也并不是说皈依某一个宗教，更多的应该是一个主义或者理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