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生边上的几声窃笑：我的诗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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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生边上的几声窃笑：我的诗歌观


??人生边上的几声窃笑
　　----我的诗歌观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文系只出产文学评论家，而不出产文学家。这就难怪诗人沈浩波面对一个中文系女博士的批评说出这样的话：“我是诗人，而你不是！”
　　
　　 不错，诗人的资质与诗评家的资质确有区别。诗人应当对最轻微的生活刺激有相当敏感的反应,还应有丰沛的激情、灵感和想象力, 并善于以主体心灵之灯烛照外物; 诗评家的血应该冷一些, 对待事物应该更加客观一些,还应该具有以理性之镜洞察秋毫的功力。人的能力往往是此长彼短, “能作”或“善写”的人未必“能评”或“善鉴”。司空图就是很好的例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对古典诗歌的审美风格作了具有范式意义的定位, 但他本人的诗歌却藉藉无名, 这是一个在卓越诗歌理论指导下写烂诗的典型。俄国的别林斯基，法国的圣勃夫，英国的阿诺德，向来被我视为西方前现代文学批评三剑客，但他们同时也是光说不练的样板。
　　
　　 促使我开始写诗的动机里就包含着一种对中文系不出产文学家这一偏见的反叛心理。不过，为对抗偏见而写作最多只能说是我写诗的源初动机之一。我点明这一潜在动机，并不意味着我的诗歌都是些赌气之作。由于我不是专业写诗的，不必把写诗当职业、当饭碗，因此，我是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诗歌写作的，灵感来了，就涂抹几句，兴尽即止，懒得再作推敲、修改，就好比突然有喝酒的冲动了，就拉开冰箱门扫一眼，如果正好搁着瓶啤酒，就痛痛快快喝上一回，如果恰好没有，也绝不会巴巴地跑到楼下小店去现买现喝。换句话说，我的创作原则是有感而发，决不为文造情。这里的“感”，可以是理性认知层面的感想，也可以是情感体认层面的感触。如果一无感想，二无感触，却硬要抒情言志，那叫憋诗，不是创作。我不喜欢计件生产诗歌的工匠式诗人，就是这个原因。
　　
　　 以前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北京的记忆》，结尾的两句是：“饥饿的感觉，就是时间的感觉”。诗友老秋批评说，这首诗的标题太空泛，至于内容，无非一个书呆子在冬日睡大觉的慵懒感受，当饿肚子了才想起一上午过去了。尼采曰好文字“以血书之”。当学者与诗人是两条路，学历越高未必诗才就长进。我承认老秋对这首小诗的漫画式解读是基本准确的，我也承认学历越高未必诗才就长进，要不古人也不会感慨“诗有别材”了。不过，由于这首小诗是基于私人体验的追忆式表述, 我自还是喜欢的, 当然它离“血书”的境界连边都搭不着。我个人比较偏好荒诞的感觉, 而不是太喜欢“杜鹃啼血”式的风格，这也许和我对人生的体认有关。人生如梦, 故友终将星散, 红颜终将老去, 再烈火烹油的人生也将随一死而化为冷烟, 阴后是晴，圆后是缺，聚后是散，醉后是醒，成又如何? 败又如何? 爱又如何？恨又如何？在看透人生的荒诞本质后, 我发现自己反而有了写诗的感觉, 一切现象都在向我绽放荒诞的诗意。
　　
　　 “烛光 香槟 甜言蜜语/所有爱情仪式中的俗套/都将泛滥在/这个堂皇的节日/为这个节日命名的/是盲眼的先知 或者阉人/他们以祝福的方式/制造瘟疫/ ……发情/是永恒的情人节”（《情人节，一个荒诞的节日》），这是我眼中的情人节；“爱情/曾经是一点就燃的酒精/……/多年之后……/青春/沉淀为一坛浊酒/而爱情/则是一碟下酒的菜”（《听一个老江湖谈爱情》），这是我眼中的爱情；“深冬的午后/一幢紧挨一幢的高楼/懒懒地 剔着/一扇扇黄板牙/随口吐出/肥皂泡般的/串串饱嗝/癌症晚期的天空/瞬息间 聚满浊云/文明的气息/弥漫全城/街头的行人/头上长着青苔/窗前枯坐的寓公/心如地窖内的土豆/悄悄发芽/阳光灿烂的/雀跃着钻入的士/在号角般的喇叭声中/冲向/疾病与狂欢的温床”（《后现代镜像》），这是我眼中的现代大都会。
　　
　　 也许有人会从我的诗中读出消极，读出颓废，也许有人以为我在刻意模仿《恶之花》、《荒原》或李金发，因而是无病呻吟的伪荒诞派。我想说的是，我在上述诗句中所表达的一切，仅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荒诞派也好，象征主义也好，都和我的表达无关。我也不认为这些诗歌是消极、颓废心境的写照，它们最多只能说是看透人生荒诞本质后的几声窃笑，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其实是达观心态的外化。正如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诗人在参悟了盛衰荣辱皆天道之后，平静地感受“衰亡的美丽”（beautifully decaying）。
　　
　　 正如我不希望被打上新荒诞派或伪荒诞派的标签，我也不希望因为温情地写作而被戴上浪漫主义的高帽。在我看来，写诗就是突破常规体验，以个性化的观照重新发现生活，主义之争，流派之分，如果不是为了便于研究，压根就是扯淡。
　　
　　 在诗歌写作中，我力求以最少的文字穿透生活表象。一首诗就是一把刀子。格律上则以节奏感为唯一限制，甚至不惜以牺牲极简表达为代价，因为我没有忘记，诗歌是由歌词演变来的, 它讲究音韵, 讲究回环往复之美。伟大的诗歌应该是哲性体认与音响效果的完美结合,以此标准来衡量当前某些口语诗, 那真像“愚人讲的故事, 充满了喧哗和骚动, 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我的近作《把身体绷成一支梭镖》、《一个无神论者的城市漫步》，是我书斋意淫式写作中的两首差强人意之作，也许能体现我对诗歌的完整理解。
　　
　　 我不是职业写诗的，也很少以为艺术而艺术地态度写诗。只有当我有了某种感想或感触，而这种感想或感触又不适合以散文、随笔等其他文体来表达，我才会动笔写诗。一首诗写完后，我每有吐出一口长气的快感，气顺了，诗也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别人喜欢这首诗，我当然高兴，别人如果不喜欢，也就由他去吧。这种心态，看起来很达观，其实包含着偷懒的成分。效寒岛瘦式的苦吟精神，曹雪芹式的增删之功，我只有佩服的份。
　　
　　 不过，写诗虽然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但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通过写诗，我不敢说通晓了诗歌艺术的真谛，但那分创作的甘苦，我算是有了切身体认，这对我的文学研究很有帮助。法国学者塔迪埃区分过“专家批评”与“艺术家批评”这两类文学批评。专家批评固然比较客观，但和艺术家批评相比，往往会有隔靴搔痒或言高不切的弊病。钱钟书之所以对“能评者不能作，能作者不能评”的现象讽刺有加，也正是痛感作家与批评家的隔阂之深。他本人可以说是左右开弓式的作家型学者，除了《谈艺录》、《七缀集》这样的诗学名著，他在小说、散文、旧诗等创作领域也堪称方家。读《谈艺录》，每每可见钱钟书本人的创作心得融入了理论思考之中，那种“文”与“学”并辉的谈艺风致真是令人神往。
　　
　　 在“能作”与“能评”应互补这一点上，我是完全赞同钱钟书的。我因此一向反感中文系只培养文学研究者这种偏见或办学方针。在我看来，偏重研究、不鼓励创作的文学教学只能培养出长于纸上谈兵的学术跛鸭。除了业余写诗，我也偶而写点小说，从这些创作经历中，我得到了一些启悟，即使把黑格尔的《美学》翻烂也得不到的启悟。
　　
　　 由于写诗不是我的职业，我倒没感受到写作和生存的冲突。对于职业诗人的种种困境我倒时有耳闻，比如某个诗人弃诗从商了，某个诗人被妻子踢下床了，某个诗人生活无着了。至于中西方文学史上诸多大文豪、大艺术家的生活窘境，如巴尔扎克的鬻文为生，梵高的穷困潦倒，杜牧的靠集资下葬，诸如此类，早就让人听得耳朵起茧了。我个人认为，以创作为生，且以非通俗的创作为生，必然得面对清贫的人生。曲高和寡，这是艺术家的宿命。除非诺贝尔文学奖式的文学大奖忽然砸到某个人头上，要想通过纯文学写作发财致富，那纯粹是痴人说梦。但清贫的生活并不等于穷困潦倒。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固然应该超功利，但在创作之余，不妨功利一把，考虑考虑现实生存的需要。如果非要像普鲁斯特式的一头扎进文学理想国，那就只能指望出现一个附庸风雅的贵妇人了，那可是吃软饭的勾当，比吃天鹅肉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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