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之光照耀蒙昧之心（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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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之光照耀蒙昧之心（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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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学之光照耀蒙昧之心
　　——茹久恒散文集《我心蒙昧》
　　
　　◎王立
　　
　　因为遮蔽，所以我心蒙昧。然而，因为文学之光的照耀，所以我心澄明。
　　茹久恒在《我心蒙昧》的后记中这样说，只有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才是自由的，快乐的，也是充实而自信的。作为一个同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友来说，我相信茹久恒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深切感悟。在西北内陆大地的陇南成县，富于幻想而又性格内敛的茹久恒以文字建立了她的精神王国。她在出版了长篇小说《家族的传说》之后，其散文集《我心蒙昧》又由作家出版社付梓问世。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认为，人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最好的表达自己，才能见到最高真实。在《我心蒙昧》中，无论是写人还是论文、叙事抑或抒情，茹久恒以散文这种形式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
　　《我心蒙昧》基本上由两类文字组成，一是人生感悟，二是文化思辨。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茹久恒的散文不是以风花雪月的儿女情态作为摹写对象，而是以文化视野为切入角度，把乡村、城市、亲情、文化、命运诸如此类命题，厚重而扎实地表现出来，同时又不乏女性作家的敏锐、细腻与绵密。
　　我很喜欢她的长篇散文《遥望村庄》，因为读着这样的文字，唤醒了我的乡村记忆。茹久恒诉说的欲望与叙述的才能，在《遥望村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英国作家D·H·劳伦斯说过：“在一个作家的笔下，每一棵白菜都应该饱含着生命的情感。”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回忆曾经的村庄，所有的人物栩栩如生，所有的情景耐人寻味——这一切，已倾注了作家的真挚情感，所以逝去的时光如此生动。在此类散文的写作中，茹久恒自觉地追求“去蔽存真”的创作理念，以赤子之心呈现自我。如《我的母亲》，满怀愧疚与自责，写得令人动容。在这篇散文中，可以触摸到作者的个性、情感，甚至可以感知她的坎坷经历、沉重步履，或许只有在人生长旅的警醒回眸之后，才会真切地理解与接受父母那份真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正因为拥有了这样一份情感，才会在《给我的女儿》中写出了一个母亲的似水柔情与殷殷期盼。
　　在这样的叙述中，茹久恒的文字透露出“爱”的主旨。《爱的角色》是爱的宣言：让闪电的火验证，让雷鸣的呐喊明鉴；《夜半无人私语时》以诗歌般的语言，让似水柔情自高空处、自旷远处潺潺流来；《神灵居住的地方——官鹅沟》在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悟自然之美，赋予人文情怀；而《像尘土一样漂浮的女人》则充满了作家的同情与悲悯。
　　在《我心蒙昧》的阅读中，《布尔加科夫的颠覆与宽恕》、《悲悼文明的大寓言——〈等待野蛮人〉》、《〈狼图腾〉——草原文明的悲怆绝唱》、《我爱茨威格》、《命运在谁的手里》等作品，给了我很深的震动。多年以前，我读到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其杰出的阅读天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如今，茹久恒的这些文化随笔，让我看到了她的阅读感悟力，亦是如此的宽广绵长、细致独到，令我惊喜不已。阅读中的思辨、关怀、诘问、质疑……，传达出作家开阔的文化视野、丰盈的人文情怀，还有作家的文学素养。《布尔加科夫的颠覆与宽恕》让我想起前苏联那一代命运多舛而又特立独行的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茹久恒在这篇随笔中，在深入剖析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同时，把作家的命运、思想、情怀揭示了出来。布尔加科夫通过这部文学作品，以悲悯情怀宽恕了压迫他的现实社会、以人道情怀宽恕了那些伤害他的怨敌。然而，茹久恒在文中最后的疑问发人深思：鲁迅的声音有究竟多大的杀伤力？布尔加科夫关怀的光芒能照耀多远？
　　余华认为文学中的影响，就像植物沐浴着阳光一样，植物需要阳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成为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茹久恒目前正在潜心修改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相信长期的阅读与思考，会让她的文字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蕴。
　　茹久恒所在的陇南成县，古称“同谷”。当年，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而流寓同谷期间，赋诗《凤凰台》、《同谷七歌》等名作，以记山水、伤乱离、怀亲友、抒情怀。如今，飞龙峡口的杜甫草堂（又称杜公祠）犹在，成为同谷的文化胜境。之所以说到杜甫，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茹久恒在同谷这样一个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从事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是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读者，我期待着茹久恒以自觉的文化担当，坚守自我、坚守理想，实现更高目标的超越。
　　
　　（《我心蒙昧》/茹久恒著/作家出版社/定价24元）
　　　



　　
　　
　　民族历史的永恒记忆
　　——潮吧长篇小说《老少爷们儿拿起枪》
　　
　　◎王立
　　
　　秋日的一个午后，已是“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季节了，我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春来茶馆”品茗小憩。芦苇、杨柳、碧水、秋阳、凉风……好一派风光旖旎的水乡田园。空中飘扬的京剧《沙家浜》，把我的思绪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阿庆嫂在这春来茶馆，“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与刁德一、胡传魁等日伪汉奸斗智斗勇，保护了在沙家浜养伤的郭建光等十八个新四军伤病员。其时我已读完当代作家潮吧的长篇小说《老少爷们儿拿起枪》，朱七、卫澄海、熊定山等人物形象在我脑海中久久盘旋，这些草莽英雄在山东崂山抗日杀敌，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的悲壮史歌。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山东半岛，炎黄子孙无不同仇敌忾，以鲜血和生命抵御外侮、反抗侵略。——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的永恒记忆。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卷中，荣耀与耻辱、灿烂与阴暗、前进与倒退、强盛与灾难、鲜花与血泪……交织一起，让我们的历史记忆悲欣交集、歌哭飞扬。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中，曾借人物之口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善忘或遗忘历史，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抗日战争，是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以史为鉴，方可更好地开创未来。
　　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文学“必须跟民族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作为历史的说明。”长篇小说《老少爷们儿拿起枪》正是以文字铭刻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当年，日寇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处，炮火毁灭了美丽的家园、枪弹掠夺了亲人的生命，在家仇国恨面前、民族存亡之际，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生死抉择的关头。有的败类卖国求荣，沦为汉奸，更多的人却不甘凌辱，拿起了枪奋起反抗。作者潮吧以抗战时期活跃在山东崂山地区的一支抗日武装的壮举为蓝本，着重描述了一群草莽英雄满怀家仇国恨而杀敌抗日的故事。无论是黑道人物还是土匪武装，在民族大义面前，扯出红旗，拿起土枪，与日寇殊死拼杀。
　　在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与日寇侵略者作战。而潮吧选择了一群“另类”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角，是他的匠心独具之处，也是《老少爷们儿拿起枪》的文学价值所在。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只有全民族的集体觉醒、奋起抗敌，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于是我们看到朱七、卫澄海、熊定山等边缘人物，从混沌的现实中走上抗日的战场。这群血性、刚烈、勇猛的老少爷们儿，不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而是活在历史中的抗日英雄。他们没有华丽的政治纲领，只有朴素的行动准则，那就是把日寇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黑社会、土匪组织，只有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语境中，人性才会得到真正的蜕变，江湖义气才会升华为民族大义。
　　潮吧的叙述同样是朴素的。他以白描手法，再现充满传奇色彩的抗日故事、雕刻独具个性的英雄群像。虽时过境迁，亦触手可及。卫澄海、熊定山们壮烈牺牲于抗日战场，不仅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唤醒了我们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
　　
　　（《老少爷们儿拿起枪》/潮吧著/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2008年7月/定价29.80元）
　


转自： http://www.ic3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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