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书的后现代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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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暴得大名的易中天如日中天，为这个罕见的高温而缺水的夏季带来了强烈的直射。记得在他尚未蹈虚并巡视天际的时候，我就拜读了他的大作《读城记》，他说了，“读城，就跟读人一样。”这，自然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就是说，我读出了什么，自然是我的事。自由嘛。心证嘛。这是个什么年头啊？就不要说什么名人了，连中央气象台的“气象先生”宋英杰早就推出了《“气象先生”话气象》，在冷僻的气象学领域也要畅销一把。看看畅销在我们的电视和纸媒上作品吧：严正告诫大众“必须阅读”的N篇文选；亚洲最红的歌星Rain推出的汉语版写真集；美国的殡葬师兼诗意写作人在焚尸炉边奋力写作出的《殡葬人手迹》；喋喋不休“封笔”的余大师，于2006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新著《余秋雨人生哲言》；老而弥坚的羡林大师正在绵绵不绝地爆炒旧著……的确，刘心武的“大话红楼”挣的银子已经差不多了，必须变“易”的市场就要寻找自己的太阳。而“周易”的秘密，正在商业齿轮的磨合下浓情密意，款款迎送。
　　 比较起来，易中天的学问自然要强得多。博导不是“纸糊的假冠”，口吐珠玑，下笔千言，就证明了他的学问很多。记得是2005年吧，易导师来成都演讲，既推销自己的新书《帝国的惆怅》，又顺便接受了“成都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顾问”的职位。那次他在成都市图书馆的演讲，基本上就是现场版的“百家讲坛”，令“乙醚”们激动得难以自持。看着这个身着“中华立领”的导师，身手矫健，表情丰富，俯仰转合，台风潇洒，口齿甚至快过了思维，就不能不承认，天下真有鱼和熊掌兼得的人——的确容易招人嫉妒。他是明白自己的成都使命的，指出，目前正创作一本名为《成都方式》的新作，可能在10月份出版。“成都我来过很多次，成都有着不同于别的城市的成功，我称之为‘成都方式’。我想通过书把这种方式推广开来。”接着易中天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成都：“成都人有的是时间去休闲。成都人特别喜欢看报纸，就连出租车司机，三轮车夫都是如此。成都很有文化氛围，这也是我选择成都作为自己新书的宣传首站的原因。”比之于余秋雨的“深圳市文化顾问”的头衔，我们就发现易导师是实干家，是在做事的。当地报纸评论说，“看来易中天都快成为成都通了”。其实，遍布成都街头的查询电脑，作为ZF的一项民心工程，就叫“成都通”。如果易导师从本地全面打造“东方伊甸园”一开始就介入的话，通过他的嘴来晓知天下，想来也不至于让流沙河先生出来议论了。
　　 涉及到评价历史，我有一个基本看法：一个反思历史的人，最大的立场错误就是不断更改自己的评判立场，以当下制度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反思历史。自然就会出现郭沫若顺着权柄而炮制出的对李白、杜甫的妖魔化评价，会出现吴晗为迎合权威训令而适得其反的《海瑞罢官》，会出现魏明伦的“还潘金莲以人道主义”的荒悖。这种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反思不但不会廓清历史，只会进一步扭曲事态的原貌。（见拙作《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余秋雨》）但是，这放之于易导师是不适合的，他的演讲术体现出来的文化决定论和背后的经济决定论，不但影响了他本人，也深刻反映了浮躁时代的学术景观，也应证了朱学勤的观点，这些无非都是历史决定论的变种。
　　 前不久看过很多针对导师的评论，葛红兵以及朱大可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觉得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基本赞同朱大可的观点。学术就是学术，民间文化就是民间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问题是易导师“打通”了彼此的隔阂，让火车与拖拉机愉快地奔驰在康庄大道上——再没有比这更和谐的学术了。这在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后工业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
　　 说远一点，蔡东藩先生的数百万言“演义”，将正史波谱化民间化，就为自己赢得了“人以文传”的不朽名声；说近一点，评书大师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进一步把历史俚俗化，几乎成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白话版的“口述历史”。在这个谱系下，易导师约而不同，恰在于彰现了演讲背后的“学术品格”与“人格分析”。他的表情达意，富有罕见的激情和心理揣摩。未必有余秋雨在《道士塔》里复原历史场面的描绘：王“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以及准确考证出“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钥匙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一般直如亲历的窥视。易导师是明智的，只在心理分析上做文章。比如他说，“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则名为事之如兄，实际事之如君。可见维系三人友谊的，就是英雄之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真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自问！我想，提出“床”的概念与“寝”的概念，易大师自然是心中有数的。不要认为他讲错了：一万个观众还有一万个莎士比亚呢！
　　 在整个讲习过程中，如何将抽象的常识和认知予以细节化和生活化，把大词与圣词还原为民间词汇，我以为是易大师这个演说行动的关键，也是学术彰显神秘闪光背后质地的时刻。辅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具有政工师一般的耐性和促膝谈心的欲望。
　　 常识告诉我们，有关说书这个行道，规矩和专业术语十分繁杂，不妨略举点例子。“混纲——乱说”、“黑板了——说得没板了”、“鬼搭墙——说词来回反复”、“稀溜纲——逗趣的话”、“杵头——钱”、“托杵——收钱”、“杵门子——能够赚钱的说词”、“择毛儿——观众为说书人指正”、“连环杵——唱几句或说一段科诨即敛一次钱，间隔很短”、“疙疸杵——观众格外多给的钱”、“硬买卖——能挣钱的艺术或节目”，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钱，钱，钱！但大师就是大师，他远离这些噱头，挥手猛击空气，观众顺着他的手势，就看到了那难以洞悉的历史真相！
　　 真是没由来，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以口才讨生活的崇高职业——讲圣谕。
　　 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成年人对讲圣谕都淡忘了，因为它在城市里已没有听众，它忠实的观众在农村。
　　 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往往只有在穷乡僻壤才得到了顽固的保护，距离现代文明越远的地方，其捍卫者就越发强悍。每当有儿子悖逆父母、媳妇偷人之类的事情发生，闹得沸沸扬扬，村长、族长就觉得事关重大，是教育不周的结果，有丧祖先之德的危险，就立即去请讲圣谕的先生，希望能亡羊补牢，开启善心。
　　 由于讲圣谕直指道德，作为评书的最高级形态，讲圣谕并非只宣讲皇恩浩荡，而是讲圣人的故事，如“二十四孝”、“昔孟母，择邻处”、“寡妇西征与贞节牌坊”、“岳母刺字”等等，用光辉四射的混淆为民间伦理的国家伦理来匡扶正义，重建五常（君臣、父子、夫妻、弟兄、朋友）的大厦。讲圣喻的先生规格比说书的高得多，好像一个人从事着与道德有关的工作，就决定了他与贩夫走卒云泥立判的性质。而先生不负众望，其生动流畅的语言，细腻如绘的形象展示，不时穿插一些增强表现力的动作，一袋烟的工夫，听众就感动得哭声一片！有些老太婆激动得不能自持，多次昏厥，苏醒过来，还要听下去，接着又继续昏厥。而一些做过亏心事的人，在这面明镜的照耀下，羞愧难挡，全耷拉着脑袋流泪……
　　 语言的教化作用达到这种境界，大概是如今从事思想教育的人想象不出的，他们空洞华丽的废话让听众反感透顶，真该向讲圣谕的先生取取经！
　　 如果将讲圣谕与易大师的演讲术进行比对，就发现易大师的确已经全方位地“胜于蓝”了。关键是你乐了，还受了道德教育，明白了学术的分量，还提高了收视率，振奋了萎靡的图书市场，这就太不容易了。比之于余秋雨，似乎还不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且我们有理由说，易导师的这种学术评书，必然会带来一场“蝴蝶效应”：宗教学评书、地理学评书、政治学评书、旅游学评书、经济学评书等等将会粉墨登场，还会赢得更多的听众和市场。前途光明，一派大好。
　　
　　
　　
　　


转自： http://www.ic37.cc

风长老

:hy :hy 有道理!

楠楠自语

不同的观点~
都可以学习一下~

comeon01

一定得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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