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到脸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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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到脸为止


??2002年，我写过一本探讨人类表情的书叫《表情故事》，罗列了101种脸谱。出于一种当下写作出版的起码经验，我抽掉了有关“制度化脸谱”的工笔刻画的篇章，因为它容易引起误会，从而使我糊口的出版计划蒙受损失。不过，想起来就有些意思，101个表情拥挤在脸上，已呈无ZF状态，它们彼此勾连的边缘上，制度化的脸谱总是从中心准时出场，以震慑无组织无纪律的端正，健步登上鼻子和额头，万马齐喑之后，它开始发出类似工业油脂的硬光。但是，在我拿到《表情故事》的样书后，就明显发觉，由于这一脸谱的缺席，表情中心一直空着，众多表情噤若寒蝉，于是自己就复印了一些该文章的篇章，粘贴在样书的开端，作为对一件书写出版事件的修补。
　　 从生物学上看，面孔是脸的自然特征；从社会学上讲，面具是脸在具体语境中的自我保护膜。随着对社会的日久浸淫，人们已经清楚地将自己的脸分为面孔和多重面具了。对于面孔的各种各样的人为修饰，显现出社会时尚与风范的变迁，但是，伴随心计的繁复，生物意义上的面孔越来越淡薄，社会学意义上的面具则越来越复杂和世故，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并不是表情越复杂就越难以捉摸，而是面庞作为语言的特征正在无限接近地还原内心的抽象意义。与口头语言不一样的是，脸和面具成为了第一容器。
　　 这里应该指出，在我的研究中，脸、面孔、面具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后两者属于脸的两个子系统，制度化的面孔体现了其自然属性，包括：红光满面、满面春风、英武、浓眉大眼等等泡沫词汇；制度化面孔体现出的表征，包括：红脸、黑脸、花脸、女脸、纸脸、鬼脸等等具体词语。所以，制度化面具包括了体制面具以及体制面孔，为了与习俗说法合拍，这里就以国家主义脸谱作为其全称。
　　 时代一直在“与时俱进”，它同样改变着体制中人的面庞构造。以前，我们印象中有关制制脸谱的具像来自漫画式的影视作品：某个作为反面教员的官僚或者FB份子，腹部古起如孕妇、X型的短腿迈动四方步，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个这个”上百次，这些必要的情境可以呼唤出一张统一制式的脸：头大、痴肥、颜色红如不大正常的猪肝、目光具有守株待兔的优越特征，鼻翼宽大、脂肪以坠落的态势在下颌处极大地缩短着脖子与锁骨的距离，加上粗大的毛孔，整个造型远离文字、技术和思想，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负和无辜的坚硬，以定型剂的作用控制着他们的面部肌肉。这就使他们平时很难松弛地发出“啊、哦、哈”等音节，而习惯发出别扭的仄声。记得我的同乡李宗吾在《厚黑学》里只是一味的强调“厚脸”，好像也片面和粗枝大叶了些。这些对制度中人妖魔化的手法之所以得到了后现代的认可，主要在于这些人体现出了与“技术官僚”时代完全不同的面部特征以及精神气韵，他们成为了封闭、无知、僵化、贫穷的代言人。
　　 多年前的一天，一个穿制服的人打手势拦下了我的摩托车，他像根水泥柱似地立在公路中央，使道路突然变得庄严起来，空气开始发白，发亮。这很正常，他在行使职能。他说，“请出示驾驶执照。”我给了他。他几乎没怎么看就说：“请出示行使证！”我赶紧递上去。“请出示身份证！”他威严地又喊了一声。我觉得有些奇怪，嘴里咕噜道，哎呀，好像没带在身上。我记起法国作家路易•菲力普在《野鸭子的传闻》里说过，“人们同JC谈话时，总带着某种说谎的神态。”而其实呢，尽管你并没有说谎。
　　 “请跟我们走一趟！”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结论性的话。这是一句多么熟悉的口头禅呀，无论它从一张什么样的嘴巴和外交辞令里跳出来，我都明白它承先启后的意义和路数。JC是铁面无私的，他因为年轻，尚未能合理管理那些青春期的激动因子。比如，上唇那圈还不是正规胡子的绒毛并不能迅速地把他的表情提携到体制的深处，但是他的嘴角已经迫不及待地行使起自己不一定能够胜任的表达了：那是一种程式化的下坠，在即将到达沮丧的语义时娴熟地向后一拉，面庞合拍地向后一仰，在俯仰之间完成了傲慢的、成竹在胸的起承转合。
　　 我不愿意牺牲时间去“走一趟”，因为这意味着可能要接着走十趟，或者，就出不去了。见我犹豫，他的眼睛开始发挥作用了，那是一种俯视，尽管他比我矮大半个头，但他坚持在俯视的幻觉中进行工作。他把头歪向一边，注视就变成侧目而视，弯曲的眼光借助于大盖帽的遮沿依托，那是一块窄窄的黑色塑料片儿，但似乎有某种折射和加速作用，使他的视线产生了金属的强度，随着他呼吸的提速，鼻翼让人联想到鸟翅，没有毛的鸟，在团结面部的合力。为了缩短视线与我的距离，他不得不向我逼近，他站得像根铅笔，我知道他在看我蠕动的喉结。这种亲密性的近距离举动使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从他的大盖帽上空放出去，远处有几只鸽子在得意地飞。
　　 我想起来了，身份证好像在钱夹里。一找，竟然找到了，他看得很认真，还给了我，显出公式化的礼仪：“请走好！”他退回到无表情的状态，脸就像装订整齐的档案，就像水泥路面一样，以持续的挺括和规范，在灰尘和细菌中纹丝不动。
　　 这是件小事。后来频繁地遭遇了多次，被锐利之眼纳入审查程序。请注意，这是我与机关的最近距离接触，因为即使我到税务部门、稽征窗口去办事，也还隔了一扇钢条窗户。钢条的严密分解和模糊了他们脸部的光，变成一团乱舞。于是，这张脸一直在我记忆里晃动，它经常出现奇怪的挪位和横移，准确点说是一种漫漶，就像墨汁在宣纸浸出的痕迹。比如，我经常把某个局长、股长的面容与之相混淆，因为我从上面感到了一种熟悉的东西，觉得他们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和性。理智告诉我这种联想是毫无根据的，但我总要犯这个低级错误，看见局长喊别人是股长，弄得他们很不高兴。
　　 前几年，诗人周伦佑应我邀请到我家乡一游，我们在街道上散步，周伦佑突然沉默了，穿过几条小巷，他告诉我，有人在跟着我们。我说，也可能是一个景仰你的文学爱好者，不敢靠近，只好远远地看你。他则说，有一张脸，有一张奇怪的脸。我们停了下来，那张脸晃了过去，衣服破旧，还背一个编织袋。但是，我注意到那张脸的轮廓，匀称、干净、清晰、毫无表情，他的嘴角下撇着，好像刚刚把目光从一张便条里拔出来，现在则让眼睛散散步，以便温习便条的精神和实质。从这个侧面，我尽量让他与印象里那个面具重合，他的额头有一团光，是聚光灯下的反射物。
　　 走到一个拐角，那张脸正贴在一部手机上，嘴在蠕动，但我们听不到声音。在那个年代，手机可是稀罕物，小老板也是用不起的。
　　 当然，接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倒是我们在傍晚的酒桌上达成了共识，制度化的脸谱与具体构造无关，其气韵无论怎样自我遮蔽也是徒然的。它们是团结的，一致对外的，像烙铁一样，早就在他们脸的背面打下了权力的金印。于是，我们在混乱的人群里，在骗子、皮条客、鸡奸犯、人口贩子、经济运动者狼奔豕突的世界上，很容易把体制脸区别出来。
　　 权力具有组合一张脸的功能，它可以把美丽或者丑陋的轮廓集合起来，重新赋予其体制的生理规律和精神节奏。比如，随着阅历的深入，一个在单位浸淫了多年的老同志，他的面容逐步向女性化转向，“女化”的颧骨使力度收缩了，眼袋的水肿赋予了面具一种慈祥的暂时特征，一当他们进入会议或者文件或者面对陌生人，多年培训出来的能力是技痒难耐的，很容易冲破年龄的阻挡而断然翻脸。从这个侧面体现了制度的整容技术和对脸的终身命名。这个过程类似于一次漫长的潜泳训练，当事人沉浸于体制的水下，逐步适应了难以言传的水下呼吸技术，他们的表情就定格在自己感觉到的那个水平线。至于红光满面、神采熠熠、不怒自威、炯炯有神、健步登上主席台、挥舞巨手之类，都是不得已的做秀之举。这是因为，体制天生的特权就是要行使遮蔽的职能，不但要遮蔽历史和真相，连自己的表情也需要遮蔽，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给自己打照面。
　　 以至于后来我离婚后，别人为我介绍一个职业女性时，我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踪迹，就像老朋友一样。她身体后挪，制造距离，然后俯视着，还混合了女脸固有的矜持。她声音没有起伏地告诉我，她在管理一个科室，有房子、车子、儿子……我深情地笑了起来，呵呵呵呵呵，可能让她感到有些歇斯底里。
　　 如果我想找一个近比形象，成都一报界朋友就说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邢质斌大姐那标准的新闻脸一直让我们难以忘怀。如果说新闻是形象的，那么其造型展示，没有比邢质斌大姐更般配的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舆论导向、新闻的真实性等等新闻要素，在邢大姐的脸谱上逐一挪移，并伴随着猩红的口唇，深情谱写着发声史。根据“长找圆，圆找长”的头发与脸型搭配理论，邢质斌大姐却成功突破了这类窠臼，发布金属之声。这就意味着，即使你不听她的口语，看看她的脸，大概就明白内容了。我想，这恐怕也体现了电视台为聋哑人考虑的苦心：看看邢大姐那张脸，估计就可以推测她播出的新闻了。
　　 自“文革”以来，大红大紫的余秋雨、陈逸飞雄踞上海滩，直到陈逸飞突然病逝，网络上就有人传言，说是余秋雨死了。我不认为这是故意搅混水，而是他们实在是太相象了。包括四川的魏明伦以及几个“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的作派十分近似，总是高起高打，咋咋呼呼的，其脸谱也逐渐出现了“步调一致”的态势，见其人，如沐当下文化与经济的春风和秋雨。这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的话：“一个人会逐渐地跟他命运的形状相混合；一个人到后来会变成就是他自己的环境。”
　　 在这里，我没有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的胡话，我还没有如此幼稚，还有白乌鸦嘛，一个环境自然要执行指令以维护机器的运转。身份到脸为止。我只是说，无论哪一个制度中人，他们的表情一点也不复杂，写在脸上，遮蔽是毫无意义的。
　　
　　
　　——《青年作家》2007年1期本人开设的“身体政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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