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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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背面
　　(散文)云中飞鸿
　　
　　
　　刚住在华苑小区，旁边是502路起点站，后来伸向甘家寨，从起点过来的车，就带来了城中村浓重的味道。三三两两赶早班的打工者，刚刚走向社会的外地大学生，他们手上拎着在摊点上买的早点。有韭菜、洋葱馅的包子、油条、油饼、菜盒子、茶鸡蛋，混合着豆浆、牛奶……有的刚刚用过早点，嘴上还残留着辣椒油和浓烈的葱姜蒜味。这让我在单位食堂用餐时也多了几分挑剔：小菜不要萝卜、洋葱之类，包子不要韭菜、萝卜等刺鼻的，我担心我的“口气”会让同事觉得没有摆好自己的位子。
　　我开始排斥502路，宁可多走一站路，去乘坐503路，也不让自己置身于这样丰富的气味中。503路到科技路站上下的人非常多，这就给一些扒手制造了机会。一天，新买的手机就从我身上悄然消失了。我又开始乘坐502路。有一度，我天天见到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乘客，从起点站过来。他们抱怨工作辛苦和工资低廉。一个有辞职的想法，另外一个就劝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有饭吃，还能交房租。这让我想起我表弟，他在东郊打工，时常被老板克扣工资，一个月下来，本来就很低微的工资已所剩无几。他一气之下辞掉了工作，于是，好长时间他没有工作。他天天买报纸，在招聘版上圈圈点点。他租住在沙坡村。我去过他租住的民房，大约9个多平方，仅放一床、一桌、一椅。房子狭窄拥挤，凌乱无序。在城市里像他这样租住民房的很多，他们生活在底层。或者说，他们不叫生活，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而已。一天他向我开口，让我帮他介绍工作，再借他一些钱。我知道，他是个独立、要强、好面子的人，不是到了山穷水尽，他绝对不会开这样的口。过了一段时间，我在502路车上再也没见那两个年轻人，也许他们辞职了，也许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也许他们和我的表弟一样，还跋涉在漫漫寻找工作的旅途中。
　　西安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城中村，南郊的八里村、杨家村，东郊的沙坡村、黄朴庄，西郊的徐家庄、甘家寨、草阳村、桃园村，他们吸纳了许多外来人口。因为距离几所名牌大学较近，许多学生散布在村子的角角落落。我曾有一度住单位平房，后门连着东桃园村。村子北边有菜市场，我天天去那里买新鲜的菜蔬。村子里还有理发店、歌舞厅、餐馆……紧邻菜市场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夏天蓄水，游泳的人多得下饺子样，黑腿、白身子搅和在一起，倒是有趣的现象。冬天，游泳池改作溜冰场，这个时候，活跃的大多是年轻人。春秋，又改做露天歌舞厅，音响低劣，音乐轰鸣，不知道的还以为杀猪宰羊呢。一年四季，嘈杂无序。那时，母亲帮我照看孩子。孩子两岁的时候，我把他送到幼儿园。白天我和爱人去上班，母亲就到村子里和老人们玩几圈麻将。周末，我也会带着孩子去村子转，孩子和小朋友在一边玩耍，我站在母亲后面当参谋。和母亲一起玩牌的几个老人，双手将码好的牌搂得紧紧的，生怕我看见了他们的牌。我觉得好笑，就不再言语。有一个唠叨的老太太，总为了几个铜板和人斤斤计较。我很讨厌她，母亲与她玩牌的时候，我就故意站在母亲后面虚张声势，喊吃、喊碰，气得老太太推牌走人。她一走开，旁边就有新人补缺。村子旁边有一个派出所，年底严打，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关一群男男女女无证租住的外来人员。他们被绳子串绑在一起，一根绳子串接10多个人，像冰糖葫芦。他们低着头，按男女分开蹲坐在一起。有亲戚朋友来了，交钱，补办暂住证，把人领走；没有钱也无人证明清白的，饿得成半夜喊叫，有时，声音突然变调，比杀猪惨烈。那些有案底的，背铐了双手，吊铐在楼梯的护栏边，脚刚刚能点地。有的搂抱着院子里的大树，下巴平贴着树干，手铐将手腕勒出一圈紫印来。还有的被捆成粽子，头上蒙着衣服或者头套，也不知道是什么罪名。
　　有一年，市政要打通桃园南路，我们的平房面临着拆除，也意味着我即将成为无房户。在单位干了近十年，竟然沦落到这一步，我异常烦闷暴躁。我计划着买房子，给自己买一份好心情。作为工薪阶层的我来说，买房子的许多实际问题摆在面前。经过反复权衡，我在甘家寨口买了新房。这里偏僻、杂乱，但图个便宜。没成想，10年下来，这里反而成了黄金地段：高新一中、高新一小、高新幼儿园、爱家超市、邮政书店、时尚街区购物中心。上天真会助善良的人。
　　紧邻小区盖起了一家酒店，旅客不是很多。老板就将一楼改做餐饮，五、六楼改作棋盘室。棋盘室的窗户正对着我家的卧室。让我头疼的是每晚传来稀里哗啦的垒方城声。本来玩牌是私人活动，无可厚非，偏偏每结束一局，几个麻友总要点评一番，埋怨的、嘟囔的、稀里哗啦洗牌的……这种情形天天持续到凌晨四、五点，吵得我夜夜陪着他们练功，几乎整夜整夜失眠。白天的工作勉强过得去，但吃饭却没了食欲。我忍无可忍，就喊“你丫的把声音放小点！”他们却说：“没办法啊，手痒痒了。”我告到物业，物业说连JC都没办法，人家是娱乐，又没赌博。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安生。就在他们散摊刚刚进入梦乡，我将手机闹铃选择了警报声，设置到最强音，对着窗户拼命叫，直叫到手机没电歇菜。我又找来一只面盆、一把筷子，筷子敲着面盆，丁零当啷的。对面终于忍不住了：“一大早的，谁在干啥？”
　　我说：“单位排节目，让练敲锣打鼓吊嗓子呢！”
　　“我们刚睡，你能不能不要练了？”
　　“您呐，将就着，我一宿还没睡呢。”此后再无搓麻声。
　　小区的东边还是一个小区，这是给拆迁户的补偿房。这里常年凌乱不堪：窗户上有大葱、蒜辫、青菜、萝卜，还有洗得红不红、绿不绿的内裤、女人的胸衣，提溜在窗台的护拦网上，还有的将安全套、卫生巾从楼上扔下来。临街的路人，往往会沾上光。
　　小区门口有一对夫妇开了一间小卖部。男人腿有残疾，女人却是个哑子。男人坐在柜台里很少起身，女人格外忙乱。来了人，男人欠欠身子，算是招呼，然后等客人要什么。男人问清了客人的所需，然后转身给女人比划着。女人便“哑哑哑”的，算是问男人。男人也和女人一样“哑哑”几声，比划几下，女人便“听懂”了男人的话。女人拿东西给客人，男人收钱，找零。有时女人也有意会错的，男人便有些急火，双手比划着，嘴里“哑哑哑”着，像两个演双簧的演员。夫妇俩有残疾，生下的女儿倒聪明伶俐。女儿大概6、7岁了，整天在小区的花坛边玩沙土。一天，我问男人，女儿这么大了，该上学了。男人苦笑着说“借读费、赞助费太高了，交不起呀。”女儿听到我和她父亲的对话，眼里透着无奈和期待，我在她的脸上读到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苦涩。
　　紧邻华苑的是一个高档小区，小区的清洁工把黎明最先吵醒。她们是近郊的农民，操着地道的西府腔。她们有时说笑，有时又为垃圾分配不均而吵架。她们工资低，垃圾可以卖钱补偿收入的不足。她们安静的时候，只听到扫帚一下一下“沙—沙—”的划拨声，均匀，清爽。吵醒小区的还有卖煎饼果子和豆腐脑的摊点。天还没完全亮，他们就开始叫卖了：“豆腐脑——”、“煎饼果子——”，声音比扫把还长。还有一对夫妻让我不会忘记，他们每天蹲坐在小区门口，蔫头搭脑。有人过来了，他们对着行人突然喊一声“收破烂——”。他们是河南人，操一口地道的中原口音。一次，我刚下班回来，猛可地被这一声吓了一跳。还有一个男子，是江苏人。他骑着自行车，车上装着一个喇叭，喇叭里总是喊着“清洗油烟机、煤气灶……”，用这样方法喊着的还有换纱窗的、做抽油烟机防护网的。是这些人，用南腔北调构成了小区特殊的变奏。
　　我住平房的时候，母亲还能适应。搬迁新居后，母亲一下子不适应了。没有拉家常的，没有玩牌的。儿子上学后，母亲除了孤单还是孤单。一次，她把钥匙忘记带在身上，就站在门口整整等了多半天。那次之后，母亲坚决要求回乡下。之后母亲再来我这里，宁是不肯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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