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haola-ic

回家
　　（散文）云中飞鸿
　　
　　每天早晨,我要拖着疲惫的双腿，走上顶楼。我的工作在那里，不得不重复着这样的过程。沿着一条幽静的小道，绕过晨练的队伍，一步步走上去。我在阴暗的工棚换上结满沥青坚如铠甲的工装，戴上安全帽，扎上白色的毛巾，跟那些沉默如石的民工走上顶楼。我们工作在城市的顶端，我们上升的越高，就离尘世的气息会越远。
　　我是在一家屋面防水处理工程队做工。现在叫打工，那时叫民工。屋面防水处理需要晴朗的天气。雨天得停工，停工的时候，老板管饭，但不给工资。大太阳下也得停工，太阳暴晒影响施工质量。早晨起床，吃饭，从5点开始干活，到12点，吃饭。休息。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9点收工。收工的时候，要清洗滚刷、排刷，规整工具，收好料桶。这样，加上路上的时间，人就像一个高级的机器，每天至少有13个小时运转在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上。
　　19岁那年，从考场出来，我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当我在县城的街道遇到初中的同学，我们交换了高考的答卷情况，我的腿一下子软榻了下去。许多的不可能，都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这让我感到了屈辱，也感到了无奈。我的作文竟然没有仔细审题跑了马，我的心就像一架失去支点的大桥彻底坍塌了。前一年预考，我是全校第一，最终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我手拽着普通师范院校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复读的行列。今年，我是破釜沉舟，贫寒的家庭已经不能容许我再赌一把了。这次预考，我是全县文科类第四名。我对高考充满了信心，我对前途充满了渴望。
　　完了，彻底完了。一个人的自信心不断被打击的时候，唯一的希望被摧毁了，就像摧毁一座坚固的碉堡。一年的复读彻底付诸东流了。当我拄着双腿，在同学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我坚强的内心彻底垮了。我是个要强的人，少年的气盛，让我选择了出走。我让同村的同学转告母亲，我去白鹿原上的一个同学家玩上几天。母亲知道我们的关系，他会放心的。其实，我背了铺盖卷，和另外一个同学王涛，直接进城打工了。通过同学的一个远房亲戚，我们走进了一家屋面防水处理工程队。干了一周之后，当母亲千绕百转得知我进城做工后，什么也没说。母亲是个明白人，她只是泪水长流。母亲健康的身体开始变得脆弱了，母亲的黑发在我混入民工的行列也一天天干涩花白了。我有愧于母亲，使得我不敢面对她。这样的选择，也是一种逃离。
　　进城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复习资料和课本卖了废品，虽然我的内心不甘，但我打算放弃了。我带了几本小说，还有一把口琴。雨天的时候，借以寥慰苦寂的心。王涛和他们甩扑克，就着一袋花生米，或者干锅巴，一瓶一瓶吹着啤酒。他完全成了一个十足的民工。他喊着拳令，大口喝着啤酒，汗臭和着喊声，弥漫在工棚里。我一个人看书的时候，总喜欢和书中的主人公比照，比着比着就暗暗落泪。王涛看出了我的苦闷，他假装没看见，继续和他们妔瀣一气。我们睡的是大通铺，我紧挨着王涛。大家睡着的时候，他拽了我的手安慰我，不要太要强了，命该如此，就认吧。夏天的工棚，蚊蝇嗡嗡，叮咬得人难以入眠。中午蚊子不知跑到哪里了，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晚上，蚊子商量好了似的，一齐出动了，这里嗡嗡，那里嗡嗡。为了打发这段难捱的时间，我和王涛时常去南大街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有时，趿拉着拖鞋，穿着短裤、汗衫去竹笆市南口的烤肉摊吃烤肉。老板把电视机放在摊子旁，播放着录像带。那时流行港台武打片，一家家烤肉摊前，都是“哼、哈、嘿”的使气拼杀声。我们也去逛骡马市，在那里可以买到便宜的日用品。
　　屋面防水活，脏、累、苦，但老板给的报酬高。管吃管住，每天工资7元钱。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样的工资是相当可观的。我上班后，每月工资只有78.5元。原以为工作后可以贴补母亲的生活了，谁知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计。每到月末，我就要勒紧腰带过日子。毕竟自己上班挣钱了，怎么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呢。一位和我同时进公司的年轻人骂道：“X他妈！这算什么工作啊。”好在三个月后，我们单位普调了一级工资，增加了洗理费、开水费、肉食补贴、粮油补贴，我也有了奖金和劳务收入。每月各种补贴加起来可以拿到185元。春节，我们回校看辅导员老师，老师问了我的情况，她愤愤不平地说：“老师干了一辈子工作，还比你工资低！”此后，每次返校看老师，我都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正是炎热的夏天，只要天晴气朗，每天要在太阳的照耀下，我们穿过一双双鄙夷的目光，走上顶楼。在楼道与人相会，人们像是在躲瘟疫一般侧身而去。我的自信心不断地被磨损着，自卑感一天天生长。好在这样的工作简单，速决。一般一栋楼工期大约需要3、4天时间。我们就像一群候鸟，不断地迁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东城到西城，从南城到北城。老板是个结交广博的人，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很短的时间，联系到那么多的活路。劳作使我忘掉了高考失利的痛苦，暂时获取了快乐。我把生平第一次挣到的钱交给母亲时，我感到了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力量。母亲拽着钱没有说什么，我看到了她眼里蓄着的泪水，还有忧郁的神情。那天，我和王涛去了案板街的一家音乐酒吧，我用酩酊大醉来为自己庆贺。同去的还有来自西府岐山的小刘。小刘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却有着特殊的偏好，喜欢画骷髅。大家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坐起来，摊开本子，刷刷刷地开始涂抹了。他画得仔细，专注，能清晰准确地透出骨骼的纹理。每次看到他画的骷髅，我的心里就森凉森凉的，不由打个激灵。他画好一页，就锁在棕毛箱子里。那个箱子便成了一个谜，我猜不出箱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张骷髅画。我好奇地问他画这些骷髅有什么用。他头也不抬，只是鼻腔里哼哼出一点笑。他的内心一定有着大想法，只是不被大家猜透而已。一天，小刘不辞而别，背着装满骷髅画的棕箱，离开了工程队。到底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也没人关注。好像有人说，他考上了西安美院。我真羡慕他，竟然靠着画骷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左右开弓，一手黑啤，一手黄啤，直喝得人事不省，被王涛拖着回工棚的时候，我的双腿就像在麦草垛上行走。那家酒吧叫田园酒吧，我是冲着这个接近乡村的酒吧名去的。那时，我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敏感。一个小伙子吹着萨克斯，这让我更加忘乎所以。在那个年代，西安的酒吧寥寥无几，如果了解西安的人，应该知道案板街的那家田园酒吧。当我工作之后，我带着一个同事再去找那家酒吧，它却消失了，就像王涛一样，无影无息。
　　新楼的屋面防水处理，工序简单，旧楼就复杂多了。新楼往往还没有撤去工作电梯，我们十多个人挤坐在一起，很快就上升到楼顶，减少了爬高下低的辛苦。楼顶是平滑的，浇注一层膨润土乳化沥青，然后按照工序一道一道进行。顺利的话，一栋楼一般需要两天时间就可完工。旧楼需要清理原先的一层沥青，再清洗楼层屋面，凿平，然后才能按照步骤进行下一道程序。之前，楼面的防水活一般是靠牛油毡覆盖沥青，冬天一冻，夏天一晒，容易龟裂，渗漏。尤其是连淫雨天，雨水哗哗地渗漏。8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起玻璃丝布与膨润土乳化沥青处理，相对结实耐用。铲去旧有的防水层，扫去沉渣。尘灰就像飞扬的大雾，在楼区弥漫。膨润土乳化沥青是稀释的，用滚刷推着，一排一排向前。做完这些，不等凝结，就要紧跟着将玻璃丝布盖上，沥青直接渗入布缝，凝结后，滴水不漏。还有，一旦沥青凝结了，踩上去容易粘上鞋底，出现渗漏。玻璃丝布铺起来简单，但接触上皮肤，就会出红斑、瘙痒。干这样的话，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丝毫不漏。长袖、手套、围脖，哪怕再热的天，也不得含糊。这样的活，没有人愿意干，监工就指定我和王涛干。大夏天，我们汗流浃背，浑身捂出了痱子，一到晚上，奇痒。我和王涛相向而行，撅着屁股将整卷玻璃丝布摊开在还未凝结的沥青上。单调的工作，我们天天重复着，乏味无趣。王涛性格开朗，喜欢玩笑，也爱唱歌。就像有的人热爱睡觉，有的人热爱喝酒，有的人热爱赌博，有的人热爱女人一样，普通平常，不过是个人的嗜好而已，与旁人不大相干。干活的时候，总有王涛爽朗的笑声。晚上的工棚，闷热难耐，我们去大街上闲转，聊天。我们经常走着走着就到了环城南路的护城河，坐在城河边，我们却无言了。王涛说你吹口琴吧。我就从裤子口袋掏出口琴，吹《一无所有》、《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三套车》、《红莓花儿开》。王涛跟着一起哼唱。就这样，我们在护城河边打发了许多个闷热的夜晚。
　　工程队有个来自四川的老乡，平日里唧唧嘈嘈地说话，但没多少人能听得大懂。我的历史老师是四川人，对他的话我还能听得明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同我走得较近。有时他也和我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他说人活得真累，要不是为了老少一大家子，老子早就不想活了。我不由得一凛，觉得他这么年轻，竟生厌世之心。但再一想，其实，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死啊，活呀的，不过是说说而已。真要去赴死，那也得需要多大的厌世勇气。再紧巴，再苦累，谁又不得不活着，不得不为这个家庭和生命苦撑着。工程队还有一个来自潼关的中年人，他矮壮矮壮的，平日剔着光头，腆着鼓鼓的肚子，乍看一眼，让人有些胆寒。我一般不和他说话，做工时遇到他我都绕着过去。一天，他忽然喊我，想和我说说话。让我想不到的是，一个看起来外表强悍的男人，内心里却有着许多的虚弱。他和我说话，不断在叹息，说的是家人的疾病，生活的贫穷和无奈，也说老婆孩子、鸡毛蒜皮的琐事。我突然觉得内心有些愧疚，不该偏看了他。之后，靠他的偏方治好了我的感冒咳嗽。那次我几乎整夜整夜的咳。剧烈地咳。搅扰得大家难以入睡。有人骂：“驴日的，你能不能停下来。”我说我也很想停下来，就是不得要领。我吃药，加大了剂量。将药丸含在口，舌苔含成黑色，失去了味觉。咳嗽伴随着胸闷，气短，喘不过气来，我恨不得割掉喉管。听到墙上有个声音在滴答滴答地响，我知道那就是时间。黑夜就这么样在滴答声中流逝过去。第二天早起，他端来一碗汤水让我喝下。我喝了一口，苦得难以下咽。他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喝了，喝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说这是偏方，只是没有冰糖，用白糖代替了。白糖是食堂做菜的佐料，昨天我看见糖罐也没多少了，难怪没有一点糖的味道。喝了那碗汤水，我的咳嗽很快就见效了，过了两天就好得利利索索的。我问他是什么偏方，他就是不说。直到我上班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那是川贝熬的汤药。他让我明白了，人绝对不可貌相。
　　屋面防水处理，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只是底线、边角、女儿墙费时费力。底线、边角不能蓬空，蓬空就会渗漏，就必须返工。女儿墙要用小板刷蘸着沥青一下一下刷上去，再将玻璃丝布沿着女儿墙的拐角线，用木板压着覆盖上，再伸出墙外10公分，顺势用刷子一抹，粘在墙上，这样才算完工。我家住在顶楼，去年连淫雨不断，我发现顶棚一角有些渗漏，我告诉了物业。物业派人做了处理，却不彻底，过几天下雨，反而渗漏得更厉害。等物业派人再处理的时候，我爬上楼顶，亲自动手。做活的工人是个小伙子，根本没有耐心，他看我干活，当然高兴了。像个监工，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地在一旁看着，等我做完了一切，他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了。那时，老板经常提醒我们，做活不要做一锤子买卖的事。女儿墙是面子活，一定要做得漂亮，做得挑不出毛病。老板不放心我们干活，让小舅子做监工。监工不喜欢我和王涛，总把最重最累的活交给我们。他时常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拽着大哥大，指着我们：给老子好好干。甭想耍尖溜滑！每次说话，他总是冒着酒气，粗口不断。我讨厌他，对他不冷不热。王涛背地里骂他猪尿泡。因为他的脸膛总是红红的，泛着油光，像是吹胀的猪膀胱。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做着西北一路的一家科研单位的楼顶防水活。这是一栋50年代的苏式建筑，屋顶老化，尘土积了2公分厚。王涛说，做完这次我们回家看看吧。我没说话。他又说，真的不行了，明年再复读吧。我还是没说话。王涛不再说了。我们闷闷地做着活。他有时也和其他的民工一起玩笑两句，却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我机械地铺着玻璃丝布，到了女儿墙边，我就放慢了速度。女儿墙不高，因为是背对着，不小心会闪身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每次干活，老板都要强调，我也提醒自己要小心，格外小心。我忽然觉得好像没有了王涛的声音，抬头看，整个楼顶也不见他的身影。我喊王涛，没见他答应。我想他可能去解手了。其实，我们一般在楼顶干活，小解的时候，就地解决。我在心里笑他，都是男人还装什么正经。突然听到楼下的嘈杂声，然后有人喊：“楼上干活的！楼上干活的！”我们爬在女儿墙往下看。我傻眼了。王涛爬在地上，身上正流着血。准确地说，他是平贴在地上，一只腿蜷缩着，两只手臂向前伸着，像是在呼救。我不知道王涛是怎么摔下去的，是像一只大鸟，还是像一片落叶。谁也没有看清瞬间发生的变故。这一变故把我击得晕头转向。我冲下楼去，背起他往医院急赶。我哭了，我喊着王涛，你没事吧，王涛，你没事吧。但任由我怎么呼喊，也不能唤醒他了。
　　王涛的后事，由老板出钱处理。但在赔偿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我陪着王涛的父母前后往返城乡之间，折腾了多次，才算了结。我们离开老板的办公室时，老板摇着头，叹了口气：“我真倒霉，摊上这档子事。”我听了心里发寒，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平日里觉得老板为人还算不错，但面对一个生命的失去，竟如此木然冷漠，这是让我非常痛心。王涛的父母捧着小小的骨灰盒回家了，两位老人饮泣了一路。几天的折腾，他们已哭干了眼泪。遇到十字路口，王涛的母亲就喊着：“涛儿，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声音凄惨，撕裂人心。王涛的父亲是个见过世面的人。80年代初期，刚刚分田到户，计划经济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扫去。秋季的玉米长势正旺的时候，镇上一个通知，要求科学种田，实行“三六播代”，即种三行玉米，就要种三行经济作物。说是这样玉米能充分吸收阳光，达到丰产丰收。眼看再过月余，玉米就要成熟了，上级却要强行砍去三行绿油油的玉米杆。村上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王涛的父亲砍了几株带着玉米棒子的玉米杆，他说他要上省ZF告状去。他背了被子，他说哪怕就是坐牢也告定了，也免得你们送被子了。他早上出发，晚上就风风光光地回来了，还是省长的秘书开车送他回来的。那次，全村的玉米保住了。这个经见过大世面的人，此时变得木讷了。他一路上只是叹息，只是紧皱了眉头，一脸阴沉。
　　我离开了那个工程队，回到了父母身边。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出门干活了。父亲递过来一把铁锨，让我随他下地去。他说，农村再苦，也不会饿死，累死。我没说什么，就随着父亲去了。正是玉米扬花时节，我和父亲穿行在茂密的玉米地里。
　　不久，我和王涛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同时下来了，我们被同一所院校录取了。我从学校取来通知书，送到王涛家，王涛的母亲拽着通知书，“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 本帖最后由 \`兲喨苡前./ 于 2009-5-20 01: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