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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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位的姿态
　　
　　《汉书•地理志》记载蜀地民风，提到“柔弱褊”，唐代学者颜师古批注解释道：“言其材质不强，而心忿。”颜师古是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也就是当时唐帝国首都人，自然对别的地域评判，有优越感。我们今天也可以认为他有地域歧视之嫌。从某种程度讲，“材质不强”并非事实，可狂傲自放、好奇逐异，以求搏出位的心态倒是有几份真实。
　　
　　我们也不能排除司马相如当年作《子虚赋》、《上林赋》有搏出位的念头。因为史书中有太多的巧合和暗示。譬如《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是他最不如意的时期。等到汉武帝看了这篇文章，狠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替皇帝饲养宠物狗的杨得意就马上替老乡讲话：“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一个养狗的突然在合适的时机说了一句合适的话，必有蹊跷。根据合理的想象，一来这个养狗的必然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二来相如肯定托了关系，才能把话传到皇帝身边。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如的另一篇《上林赋》，则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虽然相去十年，可两篇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好似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为了讨得皇帝欢心，司马相如耗费十年心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
　　
　　当然，司马相如有着茂盛的才情，所以搏出位，冒点头，姿态漂亮，效果也极佳。但问题是，可能是动机太复杂，顾虑又太多，所以总是不好好说话，绕来绕去，文章的真正动机反而成了大问题了。譬如相如临终前留下的《封禅文》，后人一厢情愿地解读为是相如对汉武帝的“讽谏”和“尸谏”，是“讽武帝不要夸功封禅”。当然也有持相反观点的。譬如汉武帝本人就非常喜欢，认为相如是鼓励他去封禅，以永保鸿名，流芳百世。相如在《封禅文》中大肆铺陈武帝时代的种种“符瑞”，如“一茎六穗”之谷、“灵龟黄龙”之兽等，还特作“颂诗”三首，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和武帝持相同的意见。不管如何，就是通篇都是溢美之词的颂文，也能被后人解读出“讽谏”甚至“尸谏”的深刻意味来。可见解读文章的文人是高手，写文章的司马相如更是高手中的高手。把文章写到如此精妙的“骑墙”程度，不出位，不出采也难呀。《封禅文》的另一好处，便是后世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太平时，常常以此为仿效的模板，司马相如于“帮闲或帮忙的御用文人”，也算“功莫大焉”了！
　　
　　如果说司马相如搏出位的手段是“闷骚型”的，那么更多的四川文人则喜欢更痛快的“明骚型”手法。《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有个叫符载的四川人，“有奇才”，一次长官叫他撰写斋词，他先喝几杯酒，然后“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才思敏速如此，自然厉害，只是如此“铺张声势”，也未免有些太夸张了。
　　相比较而言，陈子昂虽然也是“明骚”，可手法更漂亮。当年，这位“尚气决，好弋博”的富家子弟，虽是个典型的“愤青”，但颇有心机和才情。刚进京时，苦于不为人知，便决定自我炒作一番。他先是大张旗鼓地在闹市区，用车拉着一大堆铜钱，卖了一把价值百万的胡琴。这个举措自然吸引了不少眼球，围观的人很多，也很惊奇，问他为何花大钱卖这样一把琴。他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余善此。”大家想象这个人可能是长安城未来的“SUPER STAR”，便赶紧问道：“可得闻乎？”子昂答：“明日可入宣阳里。”第二天，众心黑压压的一片，集聚到那里。陈子昂看火候已到，便开始“爆料”，他举着琴，大声说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贱工之伎，岂宜留心？”说完一把将琴摔个粉碎，然后把自己的文章传发给目惊口呆的观众。于是，陈子昂“一日之内，名满都下。”此等精妙的炒作手法，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可有时候，仅仅为了求取某种轰动效应，或是满足自我表演欲望，川人便会呈现某种“冒进”心态，痴迷于制造话题，惹弄事非，玩弄文字的游戏中。
　　
　　譬如被称作“中国新诗第一人”的郭沫若，虽有优质的才情，可惜野心太过浩大，太在乎“功名”，于是，行起文来，“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鲁迅语）郭沫若终其一生，洋洋洒洒千万言，好像怎么说都是他有理。他一辈子为文、为学、为政，都狠不得“集大成者”，虽说风光有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却被献祭和遭贱，文章虽说写得照样花哩胡哨，可轻飘飘的，已经没有份量和质感。遗憾的是，这种行文遗风，虽多被世人诟病，可若能捞取实在的好处，搏取出位的“虚名”，同为“乡梓”的四川文人，还是乐此不疲的张扬这种“才子加流氓的毒”。譬如那位写“抽屉文学”的余杰，持着“北大才子”的名号，矫情起来时，替这个悲哀，为那个呐喊；霸道起来时，又会喝令这个“忏悔”，批评那个“堕落”，搞得是“口水与口碑齐飞，虚名共骂名一色”。
　　
　　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诗歌界兴起的“非非主义”，仅仅为了打造一个“真正够得上称为流派的流派，一个资格的流派”，便很正经八百地提出这样一个不知所云的“主义”。这个流派还举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招牌，强调“中国产”，另外，为了强调自己不是“不知所云”，还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理论”和“语录”来。按我的理解，这个主义就是不好好说人话，或者说一本正经说糊话。有一次，在某个会上，非非流派的诗人说他们没钱，只好卖血办刊物，本是“煽情”的话语，竟也得到一些老诗人的热情鼓掌。如今，这个喧嚣一时的流派终是沉寂下来。有评论家也对其定性为：“在诗歌流变中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无论如何，对于四川文坛来讲，不再喧闹，并能认清问题，终是一件文化层面的幸事。否则，诗人不好好写诗，而是整些如“整体主义”、“莽汉派”等“口号+口水”的大跃进文字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为出位而出位的闹腾，另一位也同为四川“乡梓”的诗人伊沙就很看不惯，他尖刻地骂道：“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伊沙是一位有勇气解剖自我的诗人，他在诗中就先痛快地骂到自己：“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他出位的姿态虽是激烈，可态度很是真诚，精神实在难得。
　　
　　还如那位提倡讲真话，勇于担起“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巴金老先生。他在生命的暮年，历时８年完成的巨著《随想录》，其最伟大的意义莫过于讲了“人”话，讲了真话，坦诚地亮出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从而给予我们这个时代莫大的精神慰藉。巴金不“拿框框”，也不“捏棍子”，而是以讲真话的姿态“出位”，颇是令人感动。而他能二十多年来，一直稳稳担当中国文坛象征的作协主席职位，并赢得全社会的尊重，足已见得这位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成都文人，他自愿或不得已的“出位”，则是缘于勇气的浩然，以及责任的担当。
　　
　　除却责任和良心外，四川文人的“出位”，更多是这方水土养育的文化个性的峥嵘。众所周知，成都盛产先锋诗人、前卫画家以及实验戏剧家等勇于标新，敢于立异的人物。譬如被徐悲鸿盛赞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将古典的中国画气韵与现代的国际绘画风格绝妙地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气象万千，又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风来。有意思的是，这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画大师，一直偏爱“蜀人张大千”、“四川张八”、“下里巴人”这些带有籍贯特征的别号，也许是他对故乡的一种致敬方式吧。
　　
　　再如有鬼才之称的剧作家魏明伦，不但有着“一戏一招”的茂盛才情，而且风格大胆，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效用。他编著的剧本《易胆大》与《潘金莲》，虽说引起许多争议，可也破例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紧随其后的《巴山秀才》，再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连中三元”的骄人业绩，不能不令人佩服。这些天才级或鬼才级的人物，是这座城市想象力和生命力旺盛的绝佳象征，也是这座城市精神气度勃发的最好体现。
　　
　　狷狂的风流
　　
　　巴山蜀水的奇险峻秀，夷风巫术的强悍流行，道教文化的玄幻空灵，以及地理空间的相对闭塞和远离王道的状态疏离，都使得四川是最适宜培养风流，张扬个性的地方。当年司马相如说“大丈夫不坐驷马,不过此桥”的狠话；扬雄冷言说作赋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李太白借醉使高力士殿上脱靴；苏东坡的满肚子不合时宜；苏舜钦之以伎乐娱神；李宗吾自封厚黑教主；“蜀中诗怪”孙静轩自称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等，都是蜀地特有的“不羁”世风，都是蜀地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
　　
　　有意思的是，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读书人的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与高级老乡如李白，如苏东坡等大师级的“仙气”和“灵心”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和暗示。这种气质影响下的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同时，它也影响了文人本身。巴蜀的文化人便多以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的形象著称。
　　
　　这种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和惊世骇俗的文化明星，极大影响了蜀地文化的精神气质和集体人格。从正面意义讲，渴望与众不同，是自我意识强健的表征。而且这种渴望的动力，来自一种对历史遗产的自觉认同和传承，以及一种文化使命的自愿担当和背负。
　　诗人海子对成都诗人朋友谈及成都印象时，便颇有意趣地说：“你们成都的植物太嚣张”。海子的话，也再次印证了成都文林有着令人敬畏的茂盛诗意和汹涌才情。于是，成都便可以坦然而自信地树起诗歌的旗帜，打造出一个现代诗歌复兴的“圣地”。当年，一本名叫《星星》的地方诗刊，就曾以先锋的姿态，吸引来大半当代中国有名的诗人竞相争“秀”。如北岛、顾城、舒婷等，都曾以诗歌的名义，拜访过成都，并以诗歌的火把，点燃过成都的激情。譬如1986年，当《星星》评出中国十佳诗人时，颁奖当天可谓盛况空前。作协大楼里人流如潮，会场外挤满了观众，争睹“超级诗男”、“超级诗女”的风采。当时，诗人们在成都新声剧场举行诗歌朗诵会，一位诗人面对黑压压的观众，膨胀的激情使他产生幻象，于是挥动手臂，像个伟人一样，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便昏倒在地。这位可爱的诗人，以一种晕倒的“行为艺术”，证明了嚣张的诗人，骨子还是矫情和媚俗。在非理性的时代和群众面前，盆地地理养育的蜀地文人是何等的虚弱和虚荣。
　　
　　四川有一句古话：“出川一条龙，在川一条虫”。也就是说，他们唯有“仗剑出游”，冲出逼仄的巴山蜀水，海阔天空里，方显风流才子真本色。因此，走出去的四川文人，也总能成就一种的大气象，司马相如、扬雄如是，李白、苏东坡如是，郭沫若、巴金也如是。可若是迷困在巫山云雨间，沉醉于芙蓉美酒里，血性难抑，郁气难出，自然使得成都小文人只能在鬼气阴柔与脂粉艳丽的交融混杂中沉沦，或在地域偏狭及才情过剩的矛盾对抗中佯狂。于是，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养成爱使性子，端架子，争面子的毛病。生活上，撒泼逞强，争风吃醋，装疯卖傻，“糜烂”得一蹋糊涂；文坛上，抢山头、拜把子，搞沙龙、弄派对，“暧昧”得乱七八糟。诗人留给这座城市的，佳话越来越少，倒是以“先锋”和“实验”的名义，惹来一些闹剧和笑话。巴蜀文人历来就有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在此基础上的狂傲，再是有天没地，也实在谈不上风流，算不得潇洒。
　　
　　自然，这些现象只是“小圈子”的闹腾，充其量也不过“死水微澜”罢了。好在是，现代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捷以及信息的发达，使得地理环境不再成为文化的障碍，“扁平的世界”使得成都也有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这座“金城石郭，既丽且崇”的城市，与时代俱进，和世界同步，焕发出新的光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文人，一样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他们一方面在慢悠悠的生活节奏中，细细磨研生活的感悟，一方面又以火辣辣的先锋姿态，急急争取时代的光彩。
　　
　　纵是时代如何变幻，纵是世界怎样发展，成都永远都是那座充满浪漫诗意和别致风流的成都。华丽的诗歌曾经记录了城市的历史，装点了城市的门面，也维护了城市的文脉，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并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融入城市的集体人格里，幻化成一种闲雅的城市格调，一种从容的市民气质。这座名叫成都的城市，也因此永远雅得有趣，俗得有味。

[ 本帖最后由 yoyo 于 2009-9-11 20:26 编辑 ]

风长老

出川一条龙，在川一条虫,六安也有这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