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以道德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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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以道德之名
　　
　　
　　
　　
　　我一向不喜欢赶着潮流看所谓的“畅销书”，于是卫慧、棉棉的小说在最火的时候没去看。后来风向好像变了，许多文化人开始大骂卫慧、棉棉的小说，说她们的小说是“新买办文学”、“用身体写作的文学”。等到有些曲终人散的意味时，我才将她们的小说翻阅了一遍，意外地发现《上海宝贝》与《糖》写得都不错，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出手不凡。然而批评者又为什么骂得那样道貌岸然呢？我知道文坛上有许多比卫慧、棉棉写得差的作品出版时却没有受到这般的谩骂，刚开始没想明白，直到最近重读王小波的随笔，才知道批评者以一种“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卫慧、棉棉的小说，而不是文学、艺术的眼光。
　　
　　极具自由主义思想的王小波对“争论与道德”深有体会。王小波说，在中国，一切问题最后都有要归结为道德问题，争论的不是对错真伪，而是谁好谁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王小波嘲弄说“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象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假如文化领域里的一切争论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对照某些小说的命运，王小波之语仿佛寓言一样。
　　
　　卫慧、棉棉的小说写到了性，但古典名著《金瓶梅》又何尝未没有赤裸裸地写性呢？陈忠实的《白鹿原》与阿来的《尘埃落定》（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有大量的性描写，但这并妨碍这些小说成为经典之作。性是人类生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写性是正常的，不写反而是不正常的。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两者常常相反，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情”吧。
　　
　　文学作品可以反映道德问题，但不能仅以道德之名来审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反映的世界是立体的，多元化的、复杂的。文学烛照现实世界而又超脱于现实世界，它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文学决不能被“道德”两字所拘束起来，在充满光泽的想象力的面前，道德只是一堆狗屎。英国著名文人王尔德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撒谎。” 王尔德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然宣称文学就是撒谎的大作家。他提出这一观点，我猜想是有一个目的：告诫人们不要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文学，因为撒谎是恶德，根本无须讨论。文学作品固然有好坏，但好坏不在于是否善，也不在于是否真，而仅仅在于是否美。
　　
　　从小说的文本来分析卫慧、棉棉的作品，自有其不足之处，但流露出的创作才华也不容置疑.《上海宝贝》等小说是彻底的都市文学，卫慧、棉棉已抛弃了前辈作家的沉重与感伤，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在她们描写的都市风景里消失殆尽，那一切好像从未发生。当然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决没有在现实的都市风景中消失。但卫慧、棉棉的小说把这一层干净彻底地剥离出去了。
　　
　　《上海宝贝》写人写景简洁敏锐，清凉利索，有情却不酸，有节制而不造作，有见识但不往深里走。《上海宝贝》为中国“新人类”们摹画了一幅精致、潇洒、洋气的肖像。你可以不赞成“新人类”的生活，但你无法否定“新人类”的存在。棉棉的《糖》不如《上海宝贝》出色，但《糖》里面的下层经验更野，情感更真，可以说棉棉笔下的人物更像真“另类”。当然在语言上结构上这些小说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以道德的角度来评论这些小说，对于批评来说只能是一种悲哀。
　　
　　《上海宝贝》、《糖》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甚至不是中国一流的小说。但这些小说却向我们提供了现实生活的另一面，真实而传神。我们曾经习惯了生活的单调色彩，认为生活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但生活本是多样化的流动状态，生活具有多面性，复杂混沌。所以当我们不再用道德的眼光打量小说中的人与事时，才会有阅读的收获，才可能对文学作品有一个真正的价值判断。
　　
　　骂派批评的底线应该是锋芒毕露的文学鉴赏能力而不是泼妇骂街式的无理取闹。只有在批评剥去道德的外衣以后，文学才能有大发展，才能有百花齐放的将来。文学应该展现我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喜怒哀乐，同时保持形式上的多样性与探索性。从这种角度上，我对这些小说深怀敬意。道德曾经可以杀人，可是我想现在已经不是道德杀人的时代了吧。我之所以讨厌那种道德审判式的批评，是因为那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行为，它使批评降格，成为一个面目可憎的道德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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