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世到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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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世到自救
　　
　　于仲达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救世的传统，那就是读了圣人之书，便可以做圣人之事，即治国平天下，到了五四时期，救国热情更是热情。知识分子想成为英雄，但毕竟不是凯撒。人生来具有对崇高的心理欲求，卑微与平庸会给人造成一种生存的窒息。但追求崇高往往给人带来不幸。因为知识者历来不屑于为农，他们的学问都是些以智役贱的玩意，是为统治者贡献的愚民毒物。中国知识者历来有精英的老传统。
　　
　　
　　
　　
　　我们社会多的是对自由常识的捍卫，直面对常识性的制度罪恶的勇气、的， 知识分子除了在公共发言中坚守诚实言说外，到了应该从诸如“祖国”、“民族”和“文化”中回到“人本身”的时候了，把这些大字眼儿还原为“个体的人”，有一种对“人”的热情，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才是知识者做的。用独特而敏锐的洞见对具体问题作出分析，如果不把知识和道德勇气用在具体问题上，那就会有自由主义观念和所谓的宗教宽容在他们那里一遇到个人恩怨和帮派利益就成了学术口红，甚至成了自我表现的打人的棍子。胡适在“三论问题主义”中有这样一段话：“多研究写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打算那时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些话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如果从那时起，便有多一些冷静理性的思想界人士，用这种态度对待各种学说，迷信主义之风当不致于那样泛滥，中国需解决的问题当不致于越积越多。高谈主义的时代已去，主义断不可再迷信，当下更重要的是研究，解决一个一个的好似机问题。
　　
　　
　　
　　
　　　看看哲人们所发表的自救之道，老庄的清净无为，反璞归真；孔孟的心正意诚、修齐治平；释迦牟尼的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卜洛泰哥拉的道德没有绝对标准，是非善恶乃随心所定；芝诺的待己严谨，克己进德，存天理去物欲；马克奥理的励行法治，建立军国霸权等理论，都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几千年来，他们的自救与救世之道都停留在学说层面，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发现漏洞百出，因而不停的修正。 基督教呢？被渲染的模糊了双眼。虔诚的或高高在上的教徒把人间的痛苦、失败，归于人们不按基督的话语去生活、为人。基督在十字架上舍生，以圣洁无罪的生命，担当全人类的罪恶；以公义的行为，担当世人邪恶的行为；以永恒有功效的宝血，洁净世人污秽的良心，除去致人于死的不信恶行。但人类寻找抚慰，注定要拉来一个虚幻的上帝吗？
　　
　　基督致力于「救世」，禅宗致力于「自救」。所谓「自救」，便是打破假我的围困，救出本真的自我 .所谓「救世」，就是拯救别人。古代知识分子在“救世”与“自救”这一矛盾问题上处于苦恼与困惑，一面要把自己的心从帝王的圈套里捞出，一面要担负一点拯救苍生的责任，不幸的是，帝王更倾向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的看家犬，稍微不高兴时候，知识分子就不敢乱说了，知识者要靠帝王的脸色推行自己的济世理想，处于夹缝中岂不痛苦？
　　
　　 高谈救世者的另一结果是把救世思想神圣化，绝对化 ，教条化。“XX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XX才能统一中国”，“只有XX才能救中国”即是几例。这种无视个体的言论令人担忧。个体面对现实首先学会“应对”、学会“自救”、学会“求生”，一句话学会“生存”， 就显得尤为重要。怎样“生存”是个问题。鲁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很深，他更多把个体放在整个社会解放的背景下去思考的，但到如今已经很明白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总是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的，神圣的主义的口号之下往往是欺世之道，宏大的革命理论又牺牲了多少人的尸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们需要一场自救行动，需要从那些宏大的理论之下抽身出来。返回个体的在场，我们需要从解决一个个现实入手，需要应付一个个现实的问题。常识告诉我们，自救比救世更重要，自救比求救更重要。
　　
　　先救世才能自救，想要救世又自救的年轻人，首要的任务是学习、求知和思考。以尝试各种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途径，比如说，你可以像瑞典青年一样关注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对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进行剖析和研究。摩罗 先生的变化说明了这一问题，他从早期的精神呼喊到近期的系列教育随笔，渐渐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关注，更加关注人的具体生存精神境遇，是启蒙思想的深化。
　　
　　
　　
　　通过自救而救人，通过救世而救人，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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