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书法(八)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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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部部[wiki]中国[/wiki]书法史书和一卷卷前贤法帖珍品，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然而这些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的作用却绝不像影子一样无足轻重，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就是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

　　在[wiki]北京[/wiki]的紫禁城内，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内廷。养心殿就位于内廷的深院高墙里面。养心殿的西暖阁，这所面积不大的房子却有着很大的名[wiki]气[/wiki]。似乎是为了昭示它的与众不同，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额 “三希堂”高悬在门楣之上。在这里，珍藏着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wiki]雪[/wiki]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王羲之、王献之、王珣都是生活在距离乾隆皇帝1400多年前的东晋。王羲之被后世誉为“书圣”，王献之和王珣则分别是王羲之的子侄。乾隆皇帝认为这三卷法帖是稀世珍宝，故而将存放这三卷法帖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

　　按理说，清宫中珍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作品非常之多，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乾隆并没有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划归“三希”之内，却偏偏选择了无论篇幅、字数和名气都远远不及前者的《快雪时晴帖》。

　　如果说，《兰亭序》是因为后人临摹而不能进入“三希堂”，那么，唐代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北宋苏东坡所书《寒食帖》这两本法帖确是被后人公认的真迹，这两篇被奉为 “天下第二行书”和“天下第三行书”的珍品，为什么也没有被乾隆皇帝请进“三希堂”呢？

	王献之--中秋帖

　　根据乾隆皇帝在位时的[wiki]社[/wiki]会书风和他本人的书法特点，我们可以推测，在乾隆的心目中，代表书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我们从乾隆留下的墨迹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条学习王羲之的道路。颜真卿、苏东坡追求变法的书风或许并不被乾隆认可为书源正统。再者毕竟东晋的王羲之要比唐、宋的颜真卿、苏东坡早几百年，[wiki]自然[/wiki]更显得珍贵。

　　闲暇之余，乾隆总喜欢到“三希堂”翻阅欣赏珍藏在这里的书法和绘[wiki]画[/wiki]，这成为他独特的休息方式。来自[wiki]意大利[/wiki]的宫廷画家朗世宁就曾经传神地描绘了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赏玩珍藏时闲逸恬淡的情形。

　　喜爱书法的帝王可以倡导一代书风，就连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和历代帝王的推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了一段御评，这就是《王羲之传论》。唐太宗写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在《传论》中还说到：“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使得一千多年来中国书法有了以王羲之父子作为衡量尺度的美学标准。从唐朝之后，王羲之受到了历代的推崇与宗法。“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这就是说，学习书法如果不从晋人入手，就不能提高书法的品位；如果不遵从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明代的项穆总结的这一评价书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李世民所确立的书法理想境界。

　　虞世南长期在李世民身边为臣，君臣之间经常在一起讨论书法。虞世南相貌儒雅、身体瘦弱，然而他的书法却是“裾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wiki]剑[/wiki]不可犯之色。”李世民对虞世南的评价极高，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去世后，李世民怅然若失，叹息没有可以与他一起讨论书法的人了。为了表示厚爱，他钦定将虞世南陪葬于为自己选定的陵寝－－昭陵之内。由于酷爱书法而做出如此举动的帝王，李世民堪称千古一人。

　　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王羲之的书作，一时间各地争相献上，[wiki]鱼龙[/wiki]混杂，真伪莫辩。于是，褚遂良便担当起勘订真伪的重任。

　　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时，召见了褚遂良，他说：“汉武帝寄霍[wiki]光[/wiki]，刘备讬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李世民借用了历史上汉武帝向霍光、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典故，向褚遂良托孤，请他尽心竭力辅佐太子。李世民又对太子说：“遂良在，尔毋忧

沉默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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