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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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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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之初
　　我的曾祖父辈当过国民党的保长，那时，有些地产，家庭充裕。解放后定为中农，地产没收，房屋被拆，家庭开始衰弱。我的祖父因咽喉染病，于三十二岁过世，那时我父亲才三岁，奶奶改嫁。曾祖父去世后，家庭狼狈到极点，我十三岁的父亲、十四岁的伯父和我的单身叔公相依生活，家庭没女人的境况一直持续到父亲结婚，长达十多年之久，我伯父十六岁那年得病，从此成为智残者，没结婚成家。为了娶母亲，父亲和叔公找人借钱，三块、五块地借，几乎每家每户都借过去，连有过旧恨的人家也低头向他借去了，好不容易凑齐了五百元聘礼。而这之前，村子里不少人认为父亲也是要打光棍一辈子的。
　　在我四岁之前，我依稀记忆着夜里的事，和母亲在等上山割松油的父亲回来，我的眼睛盯着后窗，盯着窗外小小的坡，希望父亲黑色的影子出现，而那等待总是漫长的。有时，看前窗，远远的群山上偶然出现一闪而过的灯火，瞬间消失。说那是车灯，车真是太让人向往了，我也不知道车是什么样子。有时，也看到鬼火，几团火在广阔的群山之间漫游，因为是那样的遥远，没有一丝的害怕，大人们对这样的景观也感兴趣，观望到熄灭。晚饭后，父亲带着我到后山草地上躺着看星空，如果月色不错，年轻的父亲还会坐在那个老枣树桩上吹笛子，笛音清脆悠扬，飞过数重群山，吹完了也唱，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南泥湾》、《东方红》。父亲还在宽大的草地上翻跟斗，一连翻上好几个。而我总要骑到父亲的背上，让父亲在草地爬上好几个来回，而这一切都乐坏了我们彼此。草地的四周长满了野木荷，这种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灌木却让它疯狂生长，成为我们过家家的乐园了。
　　也是在夜幕降临的收成季节，家对面的乌厝岬聚满了人，伯父和叔公也去了。生产队在分粮食，声音嘈杂，沸腾一片，父亲是记工分的，那时刻，他的话很有力量，令人信服。我看到好几堆稻谷放在水泥铺就的晒谷坪上，人们手里都抓着两个白色布袋子，眼睛盯着父亲手中的那杆称。我喜欢热闹，人多了，夜就不可怕了。而这样的日子就像过节似的，他们分完粮食后，就集餐了，在我们房子那头堂叔公家里，厅堂点亮大火把，哧呼哧呼地大口吃茶油饭，喝烧酒，大声叫嚷着，说着收成的农事，玩笑着，整座房子喜气洋洋，这样的夜晚，一年也就三两次，而我也从中可以吃上一碗油饭。母亲等其她女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母亲是为我高兴的，却没好生气地嗔怪我缺少教养，好事贪嘴。他们有喝醉了的，当场吐，要人扶送回家。也有的因赌吃，吃了六大碗米饭，撑坏了肚皮，第二天躺在床上起不来。
　　有个夜里气氛紧张，也不知那儿来的消息，说邻村放映电影《天仙配》，大路上不时有火把向村尾走去，声浪哗哗地响。房子那头堂叔公一家先走了。我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母亲在找衣物，背上我，撑把伞出门，匆匆忙忙地一路追赶去。到了半路遇到前面返回的人说，放映机坏了。算是英雄白跑路，很是遗憾，而这过程确实令人激动，美了一阵子。在我的整个童年里，大人和小孩都对电影充满着向往和渴盼。
　　那时，唯一恨的一个人是刘姓家的阿虎，阿虎看管着生产队的稻田。每到稻谷即将成熟，阿虎来到我家门前的稻田里，就冲着母亲和堂婶婆开始叫骂了，说她们坏心肠，是不本份的人家。他在追赶着鸡鸭，扔到篱笆墙外，被摔伤的有之，被拧断了脖子死了的有之。然后阿虎开始放毒，说放毒了，鸡鸭死了与他无关，他可是通知出去了。母亲和堂婶婆从来不敢出来接话，都是等他走了，才放声大骂死老虎的。
　　父亲与泉州来的几个知青相处得很好，父亲只读了两年半的书，他从他们那儿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我过周岁时，已经返城的他们寄来了衣物。母亲说，那是非常珍贵的礼品，那些衣物我穿过了，弟弟还穿着。他们还给父亲留下一对吊环，一把手柄缠着红布的匕首，五把飞刀。我看过他们在厦门大学海滩上的合影，也知道他们的名字：孙建华、万婷婷、万淳慧、龚旺世、赵梅华等，他们年轻而美丽，后来，我充满了对他们的认知以及更遥远世界的向往。浙江温岭的老陈是父亲的同事，村里人叫他香菇佬，冬天到来，父亲等几个人在他的指导下到山里种香菇。下山来，老陈经常抱我到后山草地里玩乐，老陈是最疼爱我的人了。而那一切对我是更为遥远的记忆了，没有记忆的记忆。
　　我经常患病，有几次差点丢了小命。一次是在连绵的雨季，我得了痢疾，裤子全拉湿了，我光着屁股在地上爬了半个多月。家里缺钱，也任我在病痛中折磨了。我哭叫了半个月后病好了，这是个奇迹。还有我多次得了羊角疯，死去几回复活过来。母亲说我像一块糍粑，硬是救活下来。大概因我多病，父亲把我过继给了伯父，求得我生命以更低贱的方式存在着，让那些疾病远离我，让上天保佑着我长大成人。这些，也是我的记忆中所没有的。
　　
　　（二）西坑的溪流与松木
　　我家的左下方有条河流，叫西坑溪，溪水常年清澈丰满，水流不深，阳光直射水底，金黄色的水纹在水底的石头上游走，生动美丽，我用手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捧起，它们一次次地在我手心消失。溪流长着许多鱼虾，可以看到它们在快活地游乐，它们机敏得很，每每拿石块砸向它们，逃得了无影踪。那些鱼，名叫黑石螃，石马儿。大个的虾叫大虾公，小的叫小虾屎。那年除夕，父亲带我去炸鱼，随着蹦地一声炸响，高过头顶的水花溅起又落，像是下了一场阵雨，紧接着大大小小的鱼虾飘浮上来，这可把我乐坏了，父亲也非常高兴，整条河都充满了快乐。那是个父亲买不起猪肉的年，是个跟鱼虾有关的年，美好难忘。
　　西坑溪的上流，也就是进山后水流里长的鱼是苦鱼，味道苦涩，不可食，而那水质甚好，清冽甘甜。肥大的鱼无人捕捉，它们在水里嬉戏，自得其乐，益寿延年。
　　是西坑深山里粗壮的原始松木养育了丰满的西坑溪。现在的我只能用疼痛的追忆去思念那过去的一切。现在的西坑溪成为一条季节性河流，断流时常。
　　1978年起，村尾溪流边上堆满了松木，等到汛期到来，抽去挨在溪边上的一根长长的大木棒子，粗壮的松木全部落水，跟着流水飘流，三、五个人组成的放木队伍沿着河两岸一路跟去，他们背着锅，备好了七八天的粮食和衣物。他们要制止松木被流水经过的村庄里的人们玩命地跳入里水抢走，经历一次恶斗；他们的水性好，胆子大，木头搁在急流中的大石头上，就游水于湍急水流之间。他们风餐露宿，一直到尤溪坂面二十九都那儿，转手把木头卖了，才算完成使命。这样他们每天可以多得到五个工分，或者补贴一角钱。而那七八天的时日里，家人们无不为自己在河岸奔跑的亲人牵肠挂肚。
　　村子通了公路后，对松木的砍筏达到疯狂地步，家家户户推着板车，涌进了西坑的山里，砍掉了数千米松木，最大的松木直径有五十多公分，每米松木卖二十五元。砍下来的松木全归个人所有，家庭劳力多、身体粗壮者受益最大。月光明亮的夜里，还有人推着板车进山去。我是乐意看他们拉木头的。板车拉一根大木头，轮子就瘪了，在崎岖不平的山路里艰难行走。这非常危险，翻车时常发生，有好几个人被压断了手脚。
　　我也是在那时，看到了外面来的大型拖拉车，许多小孩子围住这个带六个轮子的怪物，五六公的老父亲也平生第一次看到车，他看的最仔细，又弯下腰，伸到车子的底部看了好一阵子，出来后说：“嘿嘿，这是天上来的，是仙人做的，人类是做不出这玩意儿。”他指着方向盘说：“人把住这玩意儿，不就是水上道师了？”所有的人都笑了。以后，一听到车响，我就奔跑去迎接，然后追赶着车子，任凭司机大声责骂：“小鬼，找死！想死来的是不是！”
　　乌厝岬成堆的松木，简直像一座座大山矗立在那儿。我们在松木堆丛中捉迷藏，钻到松木之间缝隙里，一直到底部。找的人从头顶上走过，趴下来往下看，底下的人就越是往里钻，身子蜷缩成一团。找的人就往洞里拉尿，尿水与阳光一同从缝隙里下来，尿水有了金色的光芒，这时底下的几个人就大叫起来，上去将他狠狠地按住，弄得不欢而散。钻入那些洞里，乐趣无穷。阴凉的洞里有毛草根，拔出来嚼咀，非常地甜。一些松木长出白色坚硬的菇，只能采摘过家家玩乐，不可食。可以听到木头内部虫子悉索悉索啃食，这是可食的虫子，我们叫它松柏虫，白白胖胖的流油，烤干来，特别香脆。洞里有时非常难得的捡到一分两分硬币，那真是美得一整天不敢说话，等到夜里跑到五六公的店铺里换来一两粒糖果。有时在木头堆上奔跑，不小心一只鞋掉了，掉进洞内，洞口小，人进不去，就找来竹竿挑半天，如果不成，只能哭，只能回家挨打挨骂了。而这过后，天天守住那儿，等这堆木头买了搬走了，才将那只鞋子捡回来。
　　我非常崇拜的，就是那几个开车的司机了。大人们对他们也非常客气，递烟，请他们吃饭，有的送自家种的花生，也有的送鸡鸭。他们要是不来，这木头就卖不出去了。他们来了，不载你家的木头，也一样卖不出去。司机高高在上，似乎不接受人们对他示好的目光。有巴结紧的，一直跟住他的屁股，递烟，呵呵呵呵呵地，而司机看上去非常地不耐烦。如果说，那时，我有什么理想的话，我最想当一个司机了。我多次梦见自己开起车来。
　　松木由汽车运输到与尤溪相邻的十几公里外的高才坂，然后就放排水运到二十九都。年底，父亲去放排，他与两位艄公在木排上生活了几天几夜。一回下滩排断，后面的木头顺着湍急的水流往父亲头顶飞冲而来，父亲一闪，一整夜抱紧插入水中罅隙的舵，手脚全冻僵了，而两艄公被冲到岸上晕迷过去，混身湿透。因故，父亲到除夕深夜才回到家，我们非常地担心，过着一个暗淡悲伤的年。父亲从二十九都带了两个桔子回来，当着压岁钱放到我的衣服口袋里，我高兴的藏了好几天，直到桔子皮软了才剥将吃了。父亲说，终于捡回来一条命，到了二十九都采购员又为难他，父亲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送给他，没想到他将烟拆散丢到河里，那烟支就像木头一样在水上飘着，飘得让父亲心疼如刀割（那时村子里大多数人抽一包一毛四的鹭江香，生活光景好点的抽两毛二的红霞，更差的是自家制的粗烟丝）。他是看不起这轻薄之物的，那是一包七毛钱的好烟了，不要，也不能扔到河里去，真是天打雷劈的。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去放排了。乌厝岬那一堆堆巨大的松木剩下来，几年后，全部腐烂成灰。那以后，西坑溪一年比一年消瘦一去，最后季节性断流，鱼虾随之减少。我现在认知了世界，我理解贫困时对资源的极度依赖，人的生命也十分的脆弱，而那样的砍筏是对大自然的一次严重侵犯，归根到底是一种罪恶行为。
　　
　　（三）搬家
　　我们家的餐桌摆在过水堂上，过水堂之下是猪圈，掀开两块木板可以往猪槽内倒食，猪圈虽然通风，也不时有恶臭的气味飘上来。父亲也许有意表现自己，在过水堂墙壁上用毛笔行楷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过水堂边上有一间房，没住人，放着我们家的米缸。那屋子空洞黑暗，听说那屋子死过人，进去打米时，我总是感觉那黑暗中躺着一个无声的人，心里嘭嘭跳，要是过水堂没有人，我是不敢进去的。我们睡在一楼，楼上那两间房从来是紧锁着，那里边放着一些古旧的器具，还有一副棺材，那儿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可怕秘密，我们全家人都没进去过。房子到处充满着恐惧的气息，我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他们不在家，我就跑到乌厝岬玩去。后来，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死了数十个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亲族，长辈。
　　知青们告诉父亲，不要怕那些当官的，这给了父亲非常大的勇气。父亲到了市里，落实办的那位同志将身子半靠在椅子上，二郎腿高高地翘到办公桌上，听完父亲的汇报后，厉声斥喝：“春耕生产大忙，谁叫你跑到这儿来的？！”父亲说：“我是经过村生产队的批准来的。”那位同志很不耐烦回应：“这事也有你的错，这事得找信访办，跟落实办无关！”父亲走到门口，气不过来，又转身进去大声叫了起来：“不是你的事就直说，你太欺负老百姓了！”
　　信访办的同志告诉父亲：“这事得找县里，那同志姓陈，回到县里直接找他。”
　　后来父亲又去了两回市里，头尾历经四年的努力。一天，大队书记问了叔公年来砍了几个根杉木，叔公承认150棵，按中农成分标准每根罚款3元（贫农罚款1元），总共450元；而我们被拆了15间房，每间按30元赔偿损失，共获赔450元；由此相互抵消。文革时被大队拆去的房子原材料全部归还给了我们。
　　第二年，我们在被拆平的旧地重建新房，这结果凝聚着父亲的汗水和智慧。
　　那个月色清朗的夜里，我们搬家了，那个夜里，我兴奋地无法入睡，一直推着门，吱呀地响一整夜，这时，父母亲是不会骂人的。新房子只修建好一间房，其它的四面通风，一直搁了数年。新房子一切都是陌生的，我的玩伴也发生了变化。这同时，老房子的恐惧远离了我。
　　因建房，我们家更是清贫了。母亲狠心节俭，一日三餐舍不得下米，一锅的稀饭全是米汤，照着清亮亮的脸，吃完饭肚子咣当当地响着。邻居知道我们家的境况，看到我突然塞给一个煮熟的地瓜，或者让我到了他们的厨房去，打一碗饭让我吃下。那地瓜我是舍不得三下五去二地吃光了，我得慢慢地品尝，那真是一种幸福，我的身体得到了富足的安慰。我不懂的感激他们，我只是有事没事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接受一次又一次的粮食赠予，而他们也嗔怪说我母亲的心也太黑了。
　　
　　（四）上学记
　　也许父亲认为我应该上学了，父亲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我一个人去了学校，把那张纸条给了一年级老师，我领到了书本和练习薄。纸条上写着的也许是关于我提早了一岁就学和暂时交不起学费的请求。那天是1981年9月1日。我乐意到学校去，新环境有许多新鲜的生活等着我。
　　我只是怕留级，同学们取笑留级生的，大人们也把留级生挂在嘴边唠叨。而语数两科成绩各上60分就可以升级，所以升级也不是太难。课堂上我最乐意做的事就是借来一枚硬币，垫在一张薄薄的纸下，用铅笔磨出它的底像出来，不动一点脑筋的，就那样磨呀磨，与硬币上一模一样生动有趣的图像跃然纸上。数学课比较吸引人，老师在黑板上挂了一块纱布，以其上贴纸苹果和纸西瓜什么的，我也上去贴，按老师的要求在加号的两头分别上三两个水果。我没见过这样的水果，充满了一丝幻想和渴望。我想世上没那个东西的，只是老师画得好，想象出来的。语文很难，我们总是无法将：an和ang，en和eng，in和ing区分开来，其实我们分不开来的音还很多，比如，花和发，拖和偷等等。学校六个老师，有四位是本村里的民办代课教师，老师们也没办法把这些音清楚地区分出来。
　　花开时节，我们到学校后山的茶树林里捉蜜蜂，把纸张折成漏斗形，蹑手蹑脚地接近一朵茶花，漏斗的开口迅猛地往花朵一罩，蜜蜂连同那花朵一同拿住了。捉来的蜜蜂去掉尾巴那根刺后，活生生的小东西就任我们摆布了。放在铅笔盒里，上课时也可以偷偷地玩上一会儿。如果被老师发现，整个铅笔盒就被没收去了，等到一学期结束放假了才敢向老师要回来。对于小动物的喜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也养蚕，从蚕卵破壳成幼虫，采摘桑叶，一直到吐丝成蛹化蛾产卵，无不充满着好奇与关爱。一放学，就去采桑，去喂养在纸盒里的蚕儿，可以在一盏油灯下观察它一夜，只盼望着它快点长大。而这喂养照顾的过程也非常不容易的，蚕儿生病了，拉稀后就死去；有的成蛹不化蛾，死在茧里。这些结果令人非常心痛。
　　有同学把养得白白嫩嫩的蚕儿拿到学校卖，一分钱两条，三、五条不等。
　　那时的天比较冷，大多同学身上的衣服单薄，也没袜子穿，冬天里都提着火笼子去上课。火要是快熄了，下课时就对着笼子大口吹气，吹得一脸灰黑，或者提着笼子打转，一不小心碳灰洒了一地，引来大伙取笑；也可以找要好的同学要一块两块红红的炭火救急一下。最好的享受是往清凉油铁盒子里装上几粒豆子和花生什么的，然后把盒子扔到火笼子里慢慢地烤，熟了再取出来吃。胆子大点的同学在堂课上也烤，烤过头了，焦味满教室里飘，手忙脚乱中，一下被老师发现，老师将笼子抢夺过去，大力扔到窗外，破碎一地。回到家里，这事也不敢跟父母亲说了，丢了火笼子，只能活生生地挨骂挨打了。
　　父母亲手中的活多了起来，土地承包后，父母在土地上穷尽了性命。三、四年级期间，我把妹妹背到学校，老师允许我坐到最后一桌，上课时可以随意站起来或者蹲下去，要是我的肩膀酸痛得受不住了，也可以换个方式，抱着妹妹，到教室外面的操场去走走。而我经常是背着妹妹，半蹲着听课，让妹妹坐在椅子上，这样可以不误课，又减轻肩膀的负重。妹妹尿湿我的衣裤时常有的事，同学们不会取笑的。这事，老师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一次期中考试，妹妹突然大哭不止，老师让我把书桌搬到教室外面的操场去考，我也完成了那次考试。班级里也有几个同学每天上午来上课，下午去放牛放羊的。这好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默契，无言的约定，那些同学可以不完成作业的，考试不及格也一样升级。他们通常坚持不到毕业就中途弃学了，专职放牛羊去。
　　老师也太热爱着地里的活。常常利用课间或者下一节没课时，跑到学校下边的田野里去干活，听到上课铃响，忙乱中，光着脚双腿带泥却一本正经地走进教室。
　　大家都在宽容着彼此，都知道，除了学习，还要为生活承担一部分自己的责任。
　　学校控制最死的就是严禁学生打扑克牌，周末在家里也不行。打牌简直成为一种犯罪行为，要是被发现了，或者有人检举，校长就在放学排路队集合时，让那打牌的几个同学站到台上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将牌焚烧，老师还在扑克牌上浇了点煤油。烧完牌就逐个念检讨保证，那检讨保证书是用大个的毛笔写好的，检讨完后，就贴到墙壁上去，以示其他同学引以为戒。最后校长再次训话，站在台上的同学有的哭泣不止，有的只是低着头，样子作恨罢了。等到寒暑假到了，同学才可以尽情玩乐，打扑克，玩：40分。五十K。三八二十四。七鬼五二三。争上游。勾J勾。拔对对。
　　每一学期，学校都会组织两三次夜巡。老师分成三个组，夜里，每家每户查过去，发现没有做作业、学习的，一一登记起来。最倒霉的是这时刚好在家里跟父母作对或者偷偷打牌做其它坏事的，第二天，就一个一个地揪到台上来，又是检讨保证的了。那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和老师的心情好坏，对学生的处罚大至有以下几种：罚抄课文，三遍五遍十遍。罚扫地，一天三天一星期两个星期。罚站，站在座位上一节课，站在讲台边，站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站在老师办公室里，站到大操场上示众一个上午。停课。开除。有的同学在惩罚中失去自尊，脸皮越是厚了。有的同学自尊心增强了，自信心却弱了。
　　最是受不了的是学校没有大便所。小便所在学校楼梯间里，人多，要挤着占个位置解决问题，那敞开着的小便所尿水四处流溢，贴着小便所的就是三、四年级的教室。没有大便所，也没有女厕所，如果内急，得赶到学校附近的农家去，往往让女同学先占了，等不过来，就再跑，跑更远一家，如果还是来不及，只能找个暗处就地解决了。
　　到了五年级毕业班，教学抓得很紧。放学后全班留下继续上课，老师不停地抽烟，一点儿也不累地讲着练习题，有同学耐不住了，老师就将粉笔头狠狠砸向他警告。有一次，老师让我们跟着班长，抄黑板上的习题，自己就下地干活去了，一直到天黑了，还没见老师来。同学们开始大骂，骂给老师取好的外号。老师气喘息息红光满面跑到教室，吐着浓烈酒香说，真是不好意思，去挖地瓜，碰到老弟家酿地瓜酒，进去喝了两杯，忘事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对学生道歉。我们努力有了良好结果，全班16人，只有一位同学没考上初中。老师说，有的学校有一半的同学没考上初中。领取毕业证书那天，班长从每个人身上收取五角钱，买好了给学校赠送留念的礼物，一个开水瓶，或者一副茶具什么的。我们从家里扛来一捆柴火，带来了鸡蛋，青菜，花生，豆子之类的东西，在学校的厨房里加餐，这是特有的待遇，第一次跟老师这般接近，我们好像一下长大了，懂事了。拥有这一天，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盼望了。
　　
　　（五）学校里的自由市场
　　在学校里，我没有什么理想和愿望，只是怕考不及格留级了，留级是丢脸的事情，越是高年级了越是有一种自豪感。除此之外，便是在学校里混日子了。那时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母亲，她逼着我带年幼的妹妹；放学后还要去野地里拔兔草，割猪菜，帮忙煮晚饭什么的；周末、假期里，就让我上山砍柴火，帮忙做农活。那些到河里捉鱼、在村子里游荡的乐事，少有我的份，我玩耍归家后，母亲没有好脸色的，说：“你懂得回来吃饭啊!我以为你可以不吃饭的？!”因此，我更愿意整日呆在学校里不归家的，学校是个自由市场，有无穷的乐趣。
　　课外时间，大家除了在操场里扔皮球，踢毽子，捡石子外，就是静静地呆在教室里看小人书，有时也三两个人挨在一起合看一本，有新买的，更是蜂般围了一群，有的站到了桌子上弯着腰伸长脖子，相互挤压时免不了发生争执，恶骂打斗起来。如果是要好的同学，便预约借来看的，经常是下课时间来不及看完，就在课堂上继续偷看。小人书被老师没收，或者当场焚烧也时常发生。我们把小人书叫着：“人儿。”我最是爱看的“人儿”有<两个小八路>、<地道战>、<八女过江>、<渡江侦察记>等战争故事一类，<红楼梦>系列的也好看，更多的是喜欢那画：穿旗袍的女子，精美的楼阁建筑，花花草草，最是美丽的是婀娜柔软的芭蕉树，跟着临摹了一张又一张。而三国、水浒、白毛女、林海雪原之类的我却不大喜欢。我那同班的表叔“人儿”最多，经常有的出售，新旧都有，一本两分，五分，一毛不等，可以要价还价的；也可以旧换新，两换一，三换一。“人儿”成为我们学习生活以外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许大家喜欢故事之外，还爱着那“人儿”上的画，一页又一页的描摹。随之流行起来的是锤子、剪刀、布的游戏，输赢之间，得失一张白纸。这游戏不是高兴就可以玩的，如果手中没有多少白纸张，就输不起了。利害者羸来大叠白纸，抓在左手，右手频频出击，手势夸张，声音尖锐高亢，玩得异常自信，搏来痛快的感觉。那些纸张在众人手中来回传递，一天天发黑起皱破损，最终当着废品，擦屁股去了。
　　我那表叔家里种了不少桃子、李子，也拿到学校来买，换钱，换“人儿”。对于水果，我是异常贪恋的，直至今日还是这般喜爱着。我家里没有一株果树，而别人家的房前屋后有些许梨树、李树、葡萄、水蜜桃什么的，家里的孩子从中满足嘴馋的欲望。我到表叔家去，姑婆便亲切地带我到她的后院去采摘李子，而我不可以常去的。表叔却不认我这个亲戚，带到学校的东西照样是一分一分算的，那时，我把父亲订阅的十几本<民间文学>偷偷给了他，换来他家的几粒水果。
　　大我几岁的玩伴阿达家有数十株李子树，叫耙草李儿，那李子因给秧禾初次耙草时就成熟了而得名。这种李子细小，清脆甘甜，一个可一口咬碎吞下。他让我帮忙看他家的牛，比如牛离我们远了，就让我跑去牵回来，然后就给我几个李子。这确实是美事，奔跑是我的天性爱好，我弟弟却不愿意做，阿达讨厌他，不允许我把李子分给他。阿达要看着我把几个李子吃完了才放心。而我却是把最后一个一直含在嘴里，趁阿达不注意，吐回出来给了弟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而在我的记忆里，却无比深刻。
　　五年级阿拴从家里弄了很多杨梅和水蜜桃来卖，装在小布袋子里，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跑过去叫卖。他的果子大而结实，美味可口，三、四粒杨梅就买一分，一个较大的水蜜桃高卖一毛钱。我经受不住诱惑，找他赊来吃，一个多月下来，欠了他五毛多钱。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就偷溜到叔公房间里，拉开抽屉，拿了几个硬币给了阿栓。叔公经常有三两个硬币闲钱放在那个不上锁的抽屉里，每过些日子，我就偷偷去一趟。最多一次，我拿了两毛多，一下把欠的钱还清了。这次，叔公和父亲都知道了， 两毛多，可是大钱了，我准备好了挨父亲痛打一顿，叔公原谅了我，我万万没想到父亲却也原谅了我，这种温爱的教育让我感动，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一场风雨过后，我就溜到邻居的梨树下，捡拾掉落地上的碎果。路过哪家的果树下，也禁不住突然跳跃起来，伸手摘下一粒果，或者随地捡了一个石子砸向树上的果实。主人家见到就叫骂了：“欠相的孩子，谁家的？”而我一溜烟，远远地逃了。思想安静下来，很是后怕，也不知为什么，总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丢人现眼的事。也于夜里，与同伴爬到树上去偷果，上衣的下摆塞进裤腰带内扎紧，果实从胸口处扔进去，上身塞得鼓鼓才罢休。
　　到了四年级，我学会了赚钱。给修建新学校的老板搬砖头，一块砖一厘，从一楼搬到二楼，烈日当空的大中午也不肯休息，两三个人合伙搬，一次赚三两毛，伸出脏兮兮的右手，接过老板给的钱，可是比什么都开心。周末，也到山里采山苍子，将树整棵砍下摘果，回到家里将枝叶再次收拾干净，然后挑到邻村的加工厂去买，那个露天加工厂在溪流边上，十来个人紧张忙碌着，收来的山苍子堆成小山，山苍子放到一个大蒸笼里蒸，烟火滚滚，味道浓烈。那老板成为乡里最富有的人，让人们羡慕不已。摘山苍子赚来的钱可以多些，部分上交给父亲，部分自由支配，买个乒乓球小皮球什么的，也到村子唯一的一个小店里买水果糖吃。记的整个小学阶段，我从来没有向父母亲要过一个闲钱，除了过年一两毛的压岁钱外，他们也没给过我一个闲钱。
　　
　　（六）流言
　　1982年夏天，太阳是白花花地亮，溪流被晒得滚烫，田地干裂，草木枯黄，大地像是要蒸发了般。流言也随之而来，村庄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息，弄得日夜不得安宁。
　　大人都上山下地去了，村庄有点空，只剩下一片炙热的白。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看好晒谷坪上的谷物，赶走那些贪嘴的鸡鸭和麻雀。母亲还交待看到陌生人来了，叫我赶紧躲藏起来。她一再强调，我不能睡着了，没有了警惕。大人们让小孩玩在一起，多几个人，他们比较放心。传言说，外面有挖小孩心脏的，他们坐直升飞机来，邻乡已经死了几个小孩，心脏被挖空。看到穿着打扮气派的陌生人最值的怀疑。那年夏天，道路上少有孩子的影子，父母或者把孩子一起带到地里去，也有的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其实在家里也不安全，他们会闯到家里来搜捕的。我家旁边有个生产队留下的大仓库，里头堆满了木头，母亲告诉我，看到挖心脏的来了，就逃到仓库里躲起来。那个夏天，所有的孩子心脏嘭嘭直跳。
　　我特别留意南方山边飞过来的飞机，它一出现，我就赶紧躲到屋内，一时来不及，就钻到草丛里。我是担心被飞机看到了，飞下来抓人。我的一伙伴胆子很大，手里抓两块石头，朝着天空大叫：“下来，有种的下来。”他是想用石头把飞机砸得稀巴烂，他说他要是有枪，就把飞机打下来。而我是恨不得飞机撞到了山头爆炸了。那时，我们在家后山挖了个地洞，那也是不错的藏身之处。一天，山上干活的人看到了直升飞机在盘旋，有房间那么大，他们以为是挖心脏的，举起耙子准备耙它一下，机仓里面的人却朝他们微笑，不停地挥手友好示意，好像解放军，不像是挖心脏的坏人。我想，飞机如此之大，那伙伴手中两块石头是不砸不烂的。后来，又有人说有的飞机跟学校一般大，那么大的东西怎能在高空中飞起来呢？我将信将疑。
　　我是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堂叔房间里看到了《王母娘娘的一封信》，复写纸写成的蓝色的字，大概是世界末日到来，人们过不了84年的，如果过了84年，86年一定过不了。还说，夜里听到陌生人叫你的名字，千万不敢回话，不然就大祸临头。要求得到这封信的人必须抄写九封转给他人，将得到王母娘娘的保佑，否则会得到报应，受到惩罚。我最怕就是夜晚的到来和陌生人的出现，怕那黑色的人的影子。而夜里纳凉的老人们也纷纷讲着这事，说刘伯温也预言了，世界末日是1984年。他们分析的是到时地球将发生以下怪现象：一是下酸雨，那是红色的雨，雨水经过之处，房屋和草木全部燃烧成灰，说上千年发生一次，上一次，红雨中出现一美貌女子，撑着红纸伞，她是仙女，红伞可以抵挡一切，她保护住一些善良的人。二是山洪暴发，水淹没村庄，山全部倒塌，西坑溪和后划溪将出现两头水牛精，把所有的人吃光。三是瘟疫。人相互传染得病，不可医治，像鸡鸭一样成片死亡。四是太阳爆炸，大地黑暗，没有白昼。人们的眼睛逐渐瞎掉。而我想，这日子真是不错，可以整天不要上课，黑暗中去偷摘邻居家的李子和水蜜桃，黄梅子，葡萄。五是地球大爆炸，大人们最相信就是这。
　　村庄开始流行习武，他们可能是为应对一种死亡吧，想长了翅膀，在世界末日到来那天飞了起来。家对面老祠堂里，三更半夜时常传来了嘿啊嘿啊练武艺自信的叫喊。几个妇女也跟着学，院子里挂满了沙袋子。几位早年习过武的，成为村里的偶像，人多无事时，他们会一本正经的比划几招，身体强壮的不服，冲将上去，一下被踢倒在地，有的抱住武者的腰，企图摔倒在地，却也无法得手。我只是感觉习武们太骄傲，不时要跟人家来两下，表现自己的才能。但是也以为，有武功真好，我是一直以为他们可以飞起来的，他们练的是轻功。我们小孩也学着弄了几个沙袋，拼了命拳打脚踢，希望哪一天真的飞起来。刘氏人家有一长者，七十来岁了，冷静少言，村子里的人都说他的武功最好，可以同时对付几个年青人。后来流传，他家养盅，说这是毒虫，养在盒子里，专门吃人，吃掉一个人后，养盅的人就可以发一笔大财。盅爱干净，怕陌生人，陌生人一来就恐慌大声叫起来。他家确实干净，每每路过他家，我都要观察一阵子，看那虫子是否叫了起来，而他的家从来不敢走进去的。那盅可以放在指甲，轻轻掐进猪肉里，人吃后满肚子都是虫子，然后死去。母亲非常注意，将买回来的猪肉煮得烂烂的。说将盅扔到粪坑里，那毒虫将死去，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杀死盅的最好办法。而那段时间，村子也没有人死去的。那长者是神秘的人物，成为一个谜，人们敬畏着他，好坏褒贬不一。
　　在刺目晕眩的阳光下，人们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中不时飘来白色的气球，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芒。说是台湾那边放过来的，气球上装有炸弹。后来，有人在山上捡到了气球，没有炸弹，里面有牛肉干和饼干，还有宣传画册，是一些非常精美的图片，配有文字说是台湾的现代化农业，大棚蔬菜等等，他们的楼房高大美丽，生活十分富足美好。人们是不相信这一切，说那是神仙才能创造出来，小小的台湾不可能有这个能耐，是骗人的；那食品有毒，不可吃。胆大者吃了，味道非常好，第二天醒来，却没有中毒死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画册上的东西一定是骗人的。我追过一个气球，追了好几座山头，气球就是不掉下来，慢慢地飘到更远的山里，不知将挂到哪一棵树上，让人非常沮丧。我欣慕的是牛肉和饼干。
　　这些谎言，是那么真实地在我们的生活里，小孩相信，大人们也确信无疑。学生们大抄《给王母娘娘的一封信》，老师却没有制止，没有揭开谎言的秘密，大家都这样热爱并且畏惧着自己活生生的而又脆弱的生命个体。
　　
　　（七）计生故事
　　夜晚来临，早早吃了晚饭，父亲把我和弟弟寄到邻居家里过夜。四下里异常热闹，明明灭灭的手电光与火把涌向山里。不久恢复平静，平静得很，死去那般，而我跟邻居阿艮在昏暗的油灯下下军棋，这是没有大人约束的夜晚，孩子的自由度得到放大。人们得到一个重要消息，今夜ZF来抓人。第二天醒来，太阳升得老高，村庄在明丽的阳光下透明无比，大地绿油油的，生机无限。一夜无事，那消息是虚假的。第二夜，父亲仍然把我寄到阿艮那儿，阿艮的父母年纪大了，夜里可以安稳在家，睡个熟觉。这夜，父亲把弟弟寄到叔公家。父亲和母亲睡到房子后院的大仓库里，一起来这儿过夜的还有阿森公夫妇。那个深深的夜里，我突然醒来，听到阿艮家厨房的门嘣嘣响了几下，然后是急促不安追逃的脚步声，不久一个女人痛哭了几声，随即消失，人被带走了。村子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喊叫：“抓计生的来了！大家赶紧跑！”那声音来自村子西南方的山坡上。我最是担心的是父母被抓了，一夜无眠。早早回家，家里来了不少人，父母亲都在，我的内心淌过一丝暖意，父亲笑笑地说：“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他们在谈论着，昨夜，某某某被抓了，又有人说，某某也被抓了，说出了抓时的细节，被牵住了衣角就牵走了，真是无用的，把衣服一脱，不就一下跑人了。他们大多睡在家里，失去了警惕，猫捉老鼠般一下被逮走了。全村被抓了十几个人，损失非常惨重。父亲说，那手电筒还往仓库的门缝里扫了几下，好像只有两个人影。阿森公接话了，说，要是他们踢门进入，也是有办法对付，可以让女人先逃脱，然后自己挣脱了。当官的没几两力，可以一下把他扔到水沟里。据说当官的手电筒都蒙上一块布，防止走光，让他人发现。他们庆幸自己或者自己的媳妇没有被抓走，又为被抓的乡亲们一声叹息，一阵子过后，散去了。我们孩子们也想到了一些办法，大人们却想不到这些，让人费解。我们完全可以像电影里《地道战》和《敌后武工队》里那样，挖一些地洞躲起来，也可以在道路上设置一些障碍，挖一些坑，让当官的掉进去。我们是恨死当官的了，就像恨电影里的日本鬼子那样。
　　那些夜晚，我和弟弟被父亲背来背去四处寄着，经常是三更半夜起来，半梦半醒之间。一次夜里，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到楼上谷仓睡。我们不敢点火，担心被个别坏心人发现了告密。我们把前门锁上，然后往后门进去。我突然踩空，从二楼掉下来，头部受伤流血，到卫生所包扎后，还是睡到谷仓里。那时，育龄的夫妻们都不敢睡在自己家里，他们住到长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或者跟老人们换个房间；也有的睡到地瓜窖里去，外面让人挂上锁；有的老人吃过晚饭就早早爬到山坡上看风。而夜里，远远地看到人都先大声招呼，如果是陌生人，又像是乡干部的，就赶紧跑，告诉最亲近的人提高警惕。他们大多往山里跑，往西坑溪流芦苇丛里跑。
　　后来ZF的人白天也来了。我在学校里看的清清楚楚，我家柴火堆突然冒烟起火，母亲提了一桶水在泼，而房子低处的田野里，三个穿白衬衫的干部正快步赶向我家，母亲又去提了一桶水，干部越来越近。我在学校这边急着大声叫，母亲听不到。学校老师也说，这下我母亲一定被抓了，完了。火熄了，怀孕的母亲好像知道了什么，往家后山跑，三个干部追得很紧，转过山。母亲消失了整整两天才回来，而那两天，我以为母亲被抓去做手术了。母亲说，她跑到了西坑溪，躲到芦苇丛里，夜里跟西坑一户人家逃到了山里。
　　大家发现在村子里越是不安全，就干脆把家安到山里。西坑山里有一块高达数十米的巨石，石下有一个大大的洞，敞开的一面搭上茅草，里面摆上十几张床，母亲也生活在那儿。巨石上有一些树木，长了山柿子，山李子，山葡萄，往边上小路上去便可采摘到。不远处有清泉，鸟儿常来这儿戏水，人们做了一些捕鸟的器具按在泉水边。日里男人可以回到村子里下地干活，女人们就上山砍柴火，石洞外一片大草坪上堆积满了柴捆。夜里，男人们轮流看风，外面有动静，就往森林深处跑了，干部也没有进山来的。生活在那儿的除了一家没有再生育，其他人家都再生育了一胎二胎子女。母亲逃计生的结果再生了一个小弟。父亲的意思是我过继给我伯父，大弟弟也过继一半给了单身的叔公，他自己想要一个完全的孩子。而阿森公是坚持多子多福的思想，生小猪般一下生了七个儿女，生第三胎时跟乡书记正面交锋了一回，当众表示下一个孩子要跟这书记同名，后来果真取了书记那名，叫阿奎。这事，成为村里的笑谈，也成为一个经典流传着。像阿森公这样四五十岁了还逃计生的大有人在，人们以为做了绝扎手术，人会短命的，说活不到六十岁。也有的怕肚子挨上一刀，怕那手术的痛苦，怕圆满完整的肚子留下丑陋的伤疤。
　　ZF不再夜里出动胡乱抓人，他们有了新办法，开始拆起房子来，就在学校边上，一伙人爬到屋顶，用锄头扒瓦片。这时，非常热闹，老人小孩围了一堆，远远地，大人们也在看着，大声骂，骂ZF是强盗，他们应当断子绝孙。那个老人一头撞向柱子想寻死，ZF怕了，赶紧抱住了老人，老人躺在地上小孩般哭闹。学生们也一起帮忙起哄叫嚷，老师出来制止：“谁再叫，看谁敢再叫，都给我滚到教室去！”，说完敲响了挂在办公室外面的那口钟。那房顶最终屋瓦全毁，破碎一地，许多人说很残，很残了。
　　父亲一个人偷偷去了乡医院，等到母亲赶到，父亲已经做完了绝育手术，父亲一脸苍白地坐在医院外面的石磴上，母亲抱着父亲大哭，后来，叔公让人用自行车把父亲拉回家，姑妈、外婆、姨姨、舅舅等亲戚亲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带了礼品看望父亲。我们家逃避计生的日子结束。
　　
　　（八）初中生活
　　空旷的场院内有两棵高耸入云的大树，大树底下是老祠堂，这是初中学校，有七个班级，一年级三个班，二、三年级各两个班。老师的办公室在祠堂的客厅，厨房和宿舍就在祠堂的厢房里，女生宿舍在厢房楼上。我们初一年段近百人寄宿生住在一起，料想这儿原来是一个大仓库，废旧的土木房，门窗户破烂，用简易的几片木板订着，一大间挤满了人，黑乎乎的，臭脚味，臭鞋味，臭酸菜味，干涩的大米味，什么都有，老鼠在里头来去自如。晚自习下课后，老师来巡夜，吹响哨子，警告安静休息。老师脚一跨出门，有的又滴咕起来，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话。有不满那声音的，就高呼着：“不睡觉是不是？不想睡就出去说话好了。”就这样，那话语越来越小，最后平息下去，剩下的全是甜蜜的鼾音。夜里，有大声说梦话的，有哭着喊肚子痛的，有站在宿舍外的臭水沟边上下雨般哗哗响撒尿的。也有的，突然同床俩打起架来，真正的同床异梦了，俩陌生人般相互不说话招呼了，要求老师给换个睡伴。人与人之间的茅盾冲突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最最受不了的是一班有个同学长期尿床，老师让他独自一个人睡，安排在宿舍角落处，可是那尿骚味一样散发出来，弥漫在宿舍里，他总是把那草席和棉被拿出去晒，那味还是去不了。听说，那是一种怪病，难以治愈，也只能共同忍受着了，那同学读到初二年就辍学了。初二年时，我们的宿舍搬到一座两层土楼里，我们住在一楼，二楼住了老师家属，他们的孩子在夜里尿床，尿水流到了一楼学生的床上，学生占着理了，大骂着：“屌孩子，他妈的！把屌子割掉喂狗！”全宿舍都大笑起来，呵！呵！呵！异口同声地吼着。老师下来了，逮住了几个同学，一下揪到床底，他们只穿着条裤叉瑟缩着站成一排，低着头，哭笑不得。老师开始教训了：你们就没屌了！你们就没妈了！小孩尿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老师一走，几个灰溜溜地钻回被窝，又禁不住嘻笑起来，隐忍着把那笑声吞下去。后来，在那天花板上订上了一片塑料布，以防下次头上再次落雨。其他同学也跟着学起来，天花板上全部订上了塑料布，只是有风进来，头顶稀稀啦啦地响。在被窝里，有时会捡到鸡蛋，是老师们养的鸡到这儿下蛋来了。这多好，便放到饭盒里蒸着吃了。当然，还是好同学多，送回到老师家里，什么也不说调皮地跑了。
　　住在大宿舍里，最怕的是下雨天，大家把雨水带出室内，到处湿湿地，要是在缠绵雨季里，甚至连棉被也是湿的，阴郁发霉的日子，就特别地想家，要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就更想家了，想家里饭菜的滚烫熟热，被窝的温暖厚实。于是向老师请假，在向晚的茫茫雨雾里，突然出现在父母的面前，母亲打开带回来的一罐被雨水淋湿的酸菜，心酸得泪眼潮湿了。
　　我带到学校里的菜几乎是咸萝卜和炒豆子，这些菜放五六天不变味发臭的。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逢乡里墟日，家里会送来一罐青菜，要是熟悉的，大家就不知羞耻地向人家讨点吃，哪怕是一汤勺也好（我们带的餐具一律是一个饭盒，一把汤勺，一大牙罐的菜），有的贪吃极了，明摆着人家不乐意，却硬是挤着伸进菜罐里打走一勺。记忆中，我父母很少给我送菜的。
　　学校外面是公路，公路边上有一条一两米宽用来发电的水渠。用餐时，我们几乎都到那水渠去，大家顺着水流沿着公路边走边吃，公路满是用餐的同学们，要是碰到车来，就赶紧跑开，或者将饭盒盖上，那时，也没有什么车子的。冬天里，可以坐在水渠边上晒太阳；夏天就踏进水里，水过膝盖之上，人躲在水渠边上的瓜架下。要是雨天，只能跟女同学一样，坐在宿舍床沿上用餐了。水渠之水成为我们的生命之流，我们在那儿洗餐具，洗脸刷牙洗脚，我曾经问过母亲一个愚蠢的问题，我说我的菜掉到水里怎么没一点颜色，我一同学却在水面飘着七彩的流光？确实，那时我的菜里没什么油的。如果不慎，饭盒或者鞋子掉到水里，水流急，赶紧爬到岸上追去，追不上的，只能悔恨自己粗心大意。
　　那时，非常渴望能吃上一餐稀饭。用饭盒蒸出来的稀饭真是稀巴烂，没一点味儿，简直不能吃，吃怕了干饭，也要蒸，要特别小心，得把盛好米水的饭盒放在蒸笼的底层角落，不然，大伙一大哄挤着找自己的饭盒时，把饭盒推来推去，稀饭全倒出来了。这样就得去烤饭，从食堂的灶内扒出一小堆炭火，把重新下好米的饭盒放到上面去，拿一本书扇火，把炭火吹旺来，折腾得满头大汗，一脸黑黑的灰。等把一餐饭吃了，别的同学早进教室准备上课了。那样的饭也大多半生不熟的。老师和炊事员不给我们烤，看到他们得马上拿一根木棍把烫手的饭盒架走，不然，就会被老师没收去，或者给一脚踢翻，只能饿着肚子了。我身上没有零花钱，许多同学也没有，借也没地方借的。这些事儿告诉父母亲，他们也只能暗自受伤，没有办法的。我二婶的妹妹在学校食堂里做事，我认得她，可她却不懂的我。那时，我太是胆小了，不敢找她寄煮一餐稀饭。
　　学校经常闹水荒，我们就翻墙出去，后墙有两口小小的井，学校的水就从那儿来的。当地的农民却不让我们去打水，因为我们踩踏了井边的菜地，他们就来没收我们的饭盒，我们得见好就跑，有的很凶，用石子往身后砸来。被捉去的，就得站在菜地边上，抓住下一位来接班，那是非常狼狈的事儿了。许多同学跑到更远的山泉里去找水，走近半个小时来回的路。大家不用公路边上水渠的水，看上去那水也是干净的，只是那水从河里来，河里有人类的废弃物，一想到那些脏东西，就不敢用来下米了。我想，那些躲在宿舍里不敢出来的女同学，饿着肚子上课的次数一定更多些。我也遭遇到口渴，下晚自习，看到食堂的门正好开了一条缝，就挤了进去，不想被老师捉住，活活地站着挨训了一顿，我的喉咙都快要冒烟了，我伤心地哭着，我是如此地干渴，不知为什么，却有这么多流不完的泪水。水还是要喝的，又偷偷翻墙去，借着月光，到了井边，掬起一捧水，痛快喝下去，那是透心般地凉快与舒服。
　　我不知女同学们跑到哪儿去洗澡的，她们或许有三两个通学生，去她们家洗了。学校里没有澡房，我们就到河里去洗澡，有时老师到河里游泳，那时，我们是太畏惧老师了，能躲避他们尽量躲着。因此等到晚自己下课，几个同学到那条河里去游泳、洗澡，趁着月光，一河安静的浪花，很是惬意舒畅。冬天，经受不住寒冻，就等到周末回家洗一次澡。同学中长疥疮的人多，教室、宿舍里漫着硫磺味儿，大家互相传染着，指缝和身体的暗处痒得夜里睡不着觉。晚自习下课后，我就偷偷摸摸地跑到那座正在修建的楼房里去涂药，一连去了几个晚上都没事，那儿静悄悄地，没有人到那儿去。突然，好像有个人影过来，我慌忙抓起放在地上的药大步跑到角落暗处，我踩到了木板上的一枚铁钉，钻心地疼也不敢出声，我重重地坐到地板上，张大嘴巴大口喘气，那人却掏出东西面对墙壁洒尿，这是什么人呢？吓我一大跳，真的，那时的厕所也是紧张的。我的脚湿了，我用手去摸它，虽然看不到，我知道那全是血。那些日子，我没有一点心情，一无是处生活着，只是想回家，离开学校，离开同学们，我是个肮脏的人，我必须把丑陋的自己隐藏起来。而对读书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想着如何更好地来对付这些有些复杂的学校生活罢了。
　　那时，我们总是爱睡觉，晚自习到了第二节，就有一些人开始睡了，面前架一本书，趴在书桌上睡熟了，老师揪着人的耳朵整个儿提起来，不知觉地跟着迷迷糊糊站起来，听到同学哄然大笑才恍然苏醒过来，却也呆呆地站直了，丢了魂儿似的。这还好，如果偷溜到宿舍去，只能骗说头疼肚子痛的，不然，被赶回到教室，站在讲台一晚，身心疲惫不说，光这脸面也丢尽了。更多的，我们事先听到老师皮鞋“咯咯咯”走来的声响，就相互通风报信，整作精神，拿起书本，非常认真那样阅读起来。
　　有的却在晚自习下课后开始神气起来，借着夜一张黑色的网，从自个儿木箱子拿些米出去，到校外店铺里换饼干吃；也换油炸饼，看着不远处的一小堆温暖红鲜露天的火，就凑过去，给了一小竹筒米后，就伸手到油锅上的铁丝架，捡到一块看似大些的，轻轻捏起来，放到嘴边吹，翻来覆去地吹。有的还到一户农家里去爆米花，或者跑到街上的饭店里吃面汤。这些事儿，只是胆子大的同学敢做，我生性胆小，每每大米都是剩着带回家去，我一周吃不下五斤米的，母亲总是为我的身体担心，还好，初中四年，我很少生病。如果听说附近的村庄有社戏演出或放映电影，几个同学结伴在夜里奔跑去，热闹一阵子回来，跑得气喘息息，却也是半夜三更了，或者有星光或者有桔红色的月光将大地照亮、染红，那就像酒一样将人熏醉，累得连翻墙的力气也没了。记忆异常深刻的是那时乡里放映影片《寡妇村》，早几天前就传这事了，非常诱人的电影，我们想那一定有着女性身体的秘密镜头，这远远超过《少林寺》、《少林俗家弟子》一类影片的吸引力，老师们也热衷于谈论这影片，他们要严加管制学生到时跑出去看的，因这影片已安民告示：“儿童不宜”。越是不宜，越是让人想看看一二。电影在一个大仓库里放映，为了防止《寡妇村》走光，那仓库土墙的一个大裂缝也被补上了。却有厉害的人混了进去，说整个仓库挤满了观众，许多老师也去看了。同学们一夜守着不肯睡去，等着厉害的人回来，围到他的床上去听故事，说其实也没什么，就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大木桶里洗澡，热气腾腾的，什么也没看到。守了一夜，就这些了，大家非常失望，不管怎样，还是为没看上影片感到遗憾。
　　我真正开始想好好读书是在初二年，那一年，我留级了，我知道这样的成绩很糟糕的，初中一读完便什么学校也没得读了。我这样瘦弱的身体，地里的活怕是扛不起，况且老师们总是疼爱那些成绩好的同学，我看了也眼红。另外我班级有两个女生，我也想表现给她们看一下，我们学校女生太少，全校也就二十来人。到了初二，学习成绩不好的不想念书了，就辍学了，三个班就并成两个。我那新来的英语老师长得年轻美丽，我喜欢她的课，喜欢她的红裙子，英语老师对我也好，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去，让我帮她抄正她写的作文，她是个民办老师，准备跟初三同学一起参加中考，那时，全校的英语老师全是民办代课的。英语老师外表和内在的东西都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从家里带了盏煤油来，开始秉烛夜读，早自习也比谁都起的早。有时深夜里回到宿舍休息，让半夜里去厕所的女同学们吓得哇哇叫，她们也许以为见到鬼了，听说学校里有闹过鬼的，老师都说了。这也许跟祠堂的古旧有关。那时，有两个年轻老师练武术，比我还早起床，天蒙蒙亮，就在办公室外面一招一式地比划着。那时，我看到了一些老师的秘密事儿，比如他们到外面喝醉了，提着火笼子在大操场里转悠，一圈又一圈地转着，真有意思。有的在辅导女生，迟迟的夜里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想他们是在谈恋爱，辅导仅是个借口，如果我听到里头有好几个女生的声音，那样我就放心些，不然，我感到不舒服，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舒服，也许是学校女生太少了。学校里的女生大多是家庭生活较好，打扮得也美丽，哪像我们男同学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我的怀疑也没错的，那时的师生恋倒成了好几对，要知道，学校总共才二十几个老师罢了。那时的老师真是自由，喝醉了跑到教室来，打碎玻璃，手淌着血，让全班同学站着，一个个巴掌摔过去。校长来了，让同学们坐下，笑笑地靠着老师的肩膀，说你喝多了喝多了。有一个老师一星期没来上班，听说是跟某个女生失恋的缘故。校长还是笑笑地说，大家不要急，我这就叫他来上课，很快就来。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个月后成绩上来，到了期中考试跃到全班第一名，年段第二。到了初三，来了不少插班生、回留生，我依然保持着优势。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许多同学带了蜡烛，或者煤油灯，在夜里攻读。有的带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背英语单词。我好像掌握了学习的秘决，却没有像他们那样拼命了。初三下学期，1990年的春天，我刚满十五岁的春天，母亲每周给我一个鸡蛋吃，也给一元的零花钱，我可以到学校外面买一碗一角钱的青菜汤配下难以咽下的生硬的干饭，我知道家里人开始重视我了，记的在临近中考前，还买了一罐补脑汁和一盒蜂王浆。
　　中考成绩不错，我上了师范，我们班有九个考上师范，六个考上中专，县重点一中也上了一些，差不多有一半的同学实现了自己的学习梦想。只是有部分插班补习的，用了他人的名字，县里来人查，被查出三个人来，他们的梦想落空了，后来有一位同学疯了，另两人从此也中止了学业。
　　


转自： http://www.ic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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