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工地

sumu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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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管与木板围成的高大围墙将中国劳工与苏赫巴托广场隔为两个世界，他们每天的全部生活也被“圈禁”于即将建成的香格里拉大厦工地里。他们觉得，蒙古很危险。
　　
　　苏赫巴托广场，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此时对夏季的蒙古来说，仅仅意味着一天生活的开始。广场周围的酒吧，笙歌渐起，酷爱喝酒的蒙古人，渐入佳境。滑轮少年，吉他歌手，三三两两，聚向苏赫巴托的雕像，准备展示自己的才艺。暴晒褪去后，蒙古人的夜生活即将到来。
　　
　　我路过广场的时候，李安顺（化名）与黄文徽（化名）双手搭在建筑工地的围墙上，正望着对面喷水池前照相的男女发呆。
　　
　　他们身后，是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的香格里拉大厦，乌兰巴托未来的五星级酒店。由北京建工集团承建的香格里拉，17层的玻璃面墙，傲视群楼，在广场旁边分外惹眼。钢管与木板围成的高大围墙，将香格里拉与外面世界隔开的同时，也将李安顺与黄文徽与外面的世界生生隔开。
　　
　　“你们是哪里人？”一句中国话，一支中南海，将二人的话匣轻易打开了。
　　
　　李安顺，安徽郎溪县人，与生在绩溪的胡适可算作老乡。他原来是县城粮食局下属油籽厂的职工，2万块钱买断工龄之后，便随着同是安徽老乡的工头出来做工，到现在为止已有8年。妻子在家中经营小卖铺，女儿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已留在南京工作。
　　
　　从今年3月算起，李安顺来到乌兰巴托已有半年，每天的工作是在这栋大楼里面看仓库管后勤。大楼的对面，便是熙来攘往那个的苏赫巴托广场，这个国家的行政中心，精神象征。
　　
　　出乎我的意料，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不知道广场正中的苏赫巴托塑像是谁。因为他从未涉足那里半步。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谈到这里，老李与老黄便向我倒起了满肚子的苦水。
　　
　　“我们平时不敢出去吃饭、喝酒，根本没有任何娱乐，连香烟都是有蒙古小贩早晨送到工地上来。”李安顺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激动。
　　
　　“为什么不敢出去呢？”
　　
　　“因为醉酒的蒙古人会找我们麻烦，轻则骂街，重则痛打。JC也会检查我们的护照，而我们手里只有复印件，原件都在老板手里。老板让我们平时不要出来，要是我们真的出去有了事情，老板就会说：‘说不让你们出去你们不听，现在出事了吧？’”
　　
　　这样我想起了此次到蒙古之前朋友的忠告：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当时听来，并没当回事。到了蒙古以后，接触的中国人越多，才逐渐体会到他们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由来已久。蒙古前华侨协会段会长告诉我，在蒙古的华侨基本上都有过挨打的经历，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在老家过的舒心啊，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在这儿不行，唱之前还要先往周围看一看。”
　　
　　我在二连浩特的一个朋友也有过亲身经历。前几年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JC带到JC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当地JC偏袒蒙古人，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以后没事我再不会去蒙古了，太受气。”
　　
　　李安顺曾亲眼看到，两个醉酒的蒙古人闯进他们的宿舍，在几百个中国劳工面前楞是将一人打成重伤。
　　
　　老李愤怒地对我说：“当时我们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他们淹死，可老板不让我们还手，说被蒙古JC抓去了要挨揍，还要坐水牢。”说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转过头去问老黄：“到底有没有水牢？他们都说有，谁也没见过。”
　　
　　更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今年7月1日。因为民主党与几个小党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党徒与民众聚集在广场周围示威，随后演变成骚乱，人民革命党大楼被烧毁，JC开枪，当场打死了4名示威者。
　　
　　这本与中国劳工毫无干系。但是香格里拉大厦恰好夹在苏赫巴托广场与人革党总部之间，而大厦偏偏又由中国人承建。这个交集当然逃不过那些好事之徒的眼睛。
　　
　　李安顺告诉我，那天有500多名蒙古人将大楼团团围住，正在大楼里面工作的中国劳工有100多人。最危机的时刻，骚乱者已经上到了第7层，中国工人则退到了13层，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当时吓死他妈我了。”老李讲到这里时，脸上的肌肉有些抽搐。
　　
　　最终，是资方雇佣的保安公司救了他们。“来了两大车保安，不是现在门口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保安公司从全城抽调来的精兵强将。他们拦住了蒙古人，隔出一条路来，我们才得以脱身。”
　　
　　为了更好地再现老李与老黄的恐惧，在这里我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说话时的场景。当时我是背对着老李老黄，身后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小广场，熙来攘往。老李与老黄身子在建工集团的围墙之内，只有头露在外面，正对广场。
　　
　　当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观察到，他们的双眼就像站岗的田鼠，不停扫视对面人行道上的路人。
　　
　　“你们看什么呢？”我问到。
　　
　　“得提防着点儿，随时都可能有石头飞过来。”
　　
　　“有那么严重么？”
　　
　　“上次我们一个工友就在这里被一个蒙古小青年给袭击了。”李安顺说。
　　
　　谈话期间，我不时递上去的中南海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老李同意带我上到大楼里面去看看。进门的时候，门口的蒙古保安本没有过问之意，老李还是特地跑过去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进不来了。”
　　
　　5层的宿舍里，用木版隔出的库房就是他们的宿舍。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几张有床垫或者没有床垫的宿舍床板。老李从一个大木箱的深处掏出一包绿茶来给我沏上，边对我说：“这是家乡的茶叶，HJT小时候都喝过。”
　　
　　在这间逼仄简陋的工棚里，黄文徽给我讲述了另外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他与两名工友一同乘坐电梯，同乘的还有三个蒙古人。电梯行进中，其中一名醉酒蒙古人突然掐住中国工人的脖子，老黄的另一名朋友气不过，就上去拉那个蒙古工人，却不料上来就遭到一拳。
　　
　　“太他妈受气了。”老黄气愤地说。
　　
　　一直对我埋怨说没有肉吃的老黄，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身体单薄，骨瘦如柴。同老李一样，他也来自安徽郎溪，家中有十几亩薄田，老婆至今在家务农。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汽车司机，女儿已经嫁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岁数还来异国他乡干活儿的时候，老黄无奈地说：“农村儿子结婚就得十几万，不出来挣钱儿子怎么办？”
　　
　　的确，每月3500元钱的工资，比起家乡的种地生活，已经好上许多，这便是吸引他们继续留下来的根本原因。
　　
　　下楼的时候，老李又专门跑过去对蒙古保安说：“我带朋友来这里看看，他这就要走了。”老李为了我的安全，执意要求蒙古保安送我出门到苏赫巴托广场。我执拗不过，只得从命。从大楼到广场不到百米的路上，二人将我夹在中间，像看着一个犯人。我注意到老李的眼睛在不停地四处张望，像一只惊恐的羚羊，搞得我这个在乌兰巴托大街上平安游荡了一个星期的人也紧张起来。最终，在老李再三的叮咛下，我们互道离别。
　　
　　此时，已值华灯初上。苏赫巴托塑像旁，已经聚满了前来玩耍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马路对面的那栋大楼上，一群中国劳工，将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处处提防。蒙古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务工人员，在蒙古有2万人左右。
　　
　　我回过头去，整个香格里拉大楼漆黑一片。老李和老黄，或许正在某个角落里注视着我。城市的灯红酒绿与他们咫尺之遥，他们却像犯人一样将自己囚禁在工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交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没有交集。唯一另他们欣慰的，是每月几千元的收入与妻儿受到汇款后的微笑。
　　
　　

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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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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