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的文化根系太过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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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文化根系太过茂盛。
　　
　　除却盛产出一大批如司马相如、李白、苏东坡等优质的文人外，自古以来，“美色”汹涌的成都，还是外籍诗人游历朝拜的文化“圣地”。“自古诗人例到蜀”的诗句便是明证。除却筑草堂寓居成都的诗圣杜甫外，唐时的诗人王勃、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都曾在成都游历和定居，来这里采集特殊的气场，吸取另类的养分，并且留下华美的诗文为证。便是今天，成都的文人也密集得有些茂盛。就是随意出一本诗集，也能惹来说是一本“四川县志”的嫉妒。
　　
　　身为“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的文化气质，呈现出一种奢靡的华丽，一种难言的柔媚，一种别致的风流，一种浩然的大气。地理环境的优越，城市经济的富足以及历史文明的悠久，使得这座安逸的城市对于文化的需求是苛刻又包容，激烈而茂盛。于是，这座城市装满了太多的传奇和典故。
　　
　　若要探究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人格，最好的办法是沿着历史的长河，以地域文化着眼，从蜀人士风入手，坦然视之，细心观之，寻找风雅的历史，千古的风流，还有这座城市四处滋张的诗意和激情。
　　
　　才子的风范　
　　
　　从某种程度讲，正是那位叫司马相如的大才子，以“汉赋超男”的形象和影响，决定了巴蜀文化的气质特点和审美取向。
　　
　　在许多人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津津乐道的是他写文章的漂亮文笔和恣意才情，还有，就是他琴挑卓文君，和其夜奔成都的千古风流。然而，若只是将其列为“风流才子”的代名词，便是皮相之见了。且不说他敢和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的特立独行，且不说他和卓文君开店卖酒时，脱下长衫，涤器市中的淡定从容；单就说他在皇帝身边，却很少以献赋为手段，献媚取宠，阿谀逢迎的洁身自好，便足以令我们敬重。魏晋名士嵇康就曾在其《高士赞》中大声赞美：“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辞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他“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可见他还是有一颗清心，一副傲骨。这一点，鲁迅看得明白。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特别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正如司马相如在在《难蜀父老》中所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他本人就是一个走非常路，行非常事的“非常之人”。这一点得益于自我意识的强健和人格精神的勃发。他年轻时，“好读书，学击剑”，并因仰慕战国时期赵国宰相蔺相如的为人，竟自作主张改名为相如，可见个性是如何张扬；后来在朝中当官当的不爽，就干脆托病辞官，“客游梁”，与邹阳、枚乘等“诸生游士居数岁”，又是何等的不羁，何等的倜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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