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话胡适

haola-ic

??平心静气话胡适
　　
　　　　
　　　　
　　当命运使年仅二十六七的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共执新文化运动之牛耳，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一时，也就注定了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时光悠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却也招致了某些人“无缘无故的恨”。譬如批评家王彬彬就说：“有着‘自由主义大师’称号的胡适，从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天涯》1997年第2期）对胡适大加挞伐。譬如学者王富仁认为：“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读书》1998年第9期）民间学者林贤治则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读书》1998年第9期）也许胡适早已习惯了这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悲剧性命运了，他自身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从这些信息中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又是何等的不受欢迎啊。
　　　　
　　胡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ZF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但从大的方面归纳来看，胡适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里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另一个方面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的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个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而他的后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差不多是被故意忽视或避而不谈的。
　　　　
　　一般的人对胡适先生的早期文学活动知之甚详，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胡适形象已被遮掩与隐蔽，他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日益模糊。现在谈论胡适，其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与精神方面，而非文艺与学术方面。虽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已无须置辩。但若以今天的眼光立论，作为叱咤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他曾大力宣扬过的实用主义哲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论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才是胡适在当下的意义。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并世无第二人”——罗尔纲如是说。
　　　　
　　近年来，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但都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的阐述与发挥，却遗忘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胡适。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的狂飙，影响巨大，流风所及，汇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发挥与系统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晚期思想不仅未改初衷，而且变得浑厚、深沉、圆熟。这期间胡适思想进展表现在：他着力于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和行为规范的思辩，不再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奠定了其学理的基础和理论的构架。胡适注意到“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自由主义》）故胡适特别嘱意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争取思想自由；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推动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行立法的方法。他反对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特别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与自由》），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的行为规范。其所思所想，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又有胡适本人的思想结晶，读之让人感慨不已。自由离中国真的如此之远？
　　　　
　　胡适在文化上虽然倡导“全盘西化”，但看他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特点，绝无“西化”之痕迹。他著书立说的时候，很带有旧儒的风范。然而，谈治学，究学理，先生却毫不含糊，对事不对人。论及中国祖先留下的遗产时，多怀疑和批评的语气，有时甚至离经叛道，与鲁迅相仿佛。祖先的遗训便是对的么？他在整理国故时对旧文明的抨击，在旧文人中，是未曾有过的。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样的批评已经很温和了，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是20世纪中叶前后，它确为逆耳之音。
　　　　
　　当有学者认为“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不就是一个廷臣吗？”之时，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是歧途。胡适确实参与了政治，但他却是通过自由批评的议政方式参与政治，而不是像他在《新青年》杂志的同人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直接从事政党政治活动。胡适在政治和文化间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认识。在思想上，与其说胡适主要是关怀一些具体问题而不愿纠缠在“主义”之争上，不如说他是坚决反对思想受到任何一种主义的范围和束缚。海外学者唐德刚有云：“（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熊培云语）陈平原先生有云：“当初年少气盛，颇不以胡适的‘平安’与‘宽容’为然，反省近百年中国政治与学术，这才逐渐理解胡适的价值。”
　　　　
　　鲁迅与胡适的恩恩怨怨几乎成为胡适研究的一个重心所在，诸多论者基本上是顺着鲁迅当年的思路，说胡适批判国民党是“小骂帮大忙”。学者谢泳对此有过认真细致的梳理，在《怎样理解胡适》一文中就曾列举过大量原始证据澄清这一事实：“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伪的。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ZF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看见他们和ZF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而更要看他们给ZF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就以胡适和傅斯年来说，蒋介石个人对他们确实有知遇之恩，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向ZF直言时和他们在野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从胡适和傅斯年一生的政治选择来说，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没有改变过的。”
　　
　　胡适最爱写的一幅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常人一般注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忽略“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这层意思。其实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此乃双璧之美，缺一而不可。当下某些所谓的学者好谈自由主义，但一遇到批评，便勃然而怒。胡适的宽容在此时此刻显示出巨大的人格感召力，难怪千家驹先生说：“胡适这种宽容精神，在当代学人中我从未见第二人。”但开风气不为师，放眼天下，谁又能像胡适一样在这么多的领域开风气之先呢。梁实秋曾经说过：“人权的想法是和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没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时代的前端。”说的好，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语境里，胡适先生的思想依然站在时代的前端。尽管“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挡住坦克”（诗人希尼语），但自由的思想却一直遭受政党的压制与禁止。
　　　　
　　种种因缘我又重读了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在平白朴实的文字里蕴涵着一种韧性的力量。在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里，这样的文字可能并不合时宜，热血青年的理想主义情怀很快就把胡适扫到垃圾角落的偏僻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驶，这样的文字重焕光彩，吸引我们一读再读。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的确确，胡适的精神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份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贬者还是赞者，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胡适的身影已经凝固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之中，并不断在当下产生其共鸣与影响。胡适已去，留下他的文章、他的思想让后来人仔仔细细地打量。但我们能否从他的宝贵财富中得到营养呢？思之有些彷徨。昔年陈寅恪纪念王国维时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胡适先生正可当之。
　　
　　
　　朴素修订于中大。
　　








转自： http://www.manyro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