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眼里(《广西文学》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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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人眼里(《广西文学》第10期)
  
  
  ??在后人眼里(<广西文学>第10期)
  　　王冰
  　　
  　　
  　　文人是不适合做皇帝的，因为文人的纯粹与清高使他们厌恶一切政事，结果自然是大权旁落，一种权利一旦被人玩于股掌之间，直接的结果必定是严重的腐化，只能是上堵言路，上蔽皇帝，那就苦了百姓了，如果那个文人再是个混蛋文人，那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因为纯粹的文人太理想，混蛋文人太现实，他们不但不会居安思危，甚至不会居危思危，后主陈叔宝就是这样一位皇帝。
  　　虽然陈后主“雅尚文艺”“善于吟诗著文”，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江南的文化精英，但政治不能单靠文艺来治理，所以他必然的成为了历史上的著名昏君，虽然当时的社会背景给他的耻辱遮上了一层，即当时的贵臣重宦都以文学相处，很少关心庶务，文案簿领都推委给了小吏，并且此风浸以成俗，但陈后主个人的性格及喜好才是真正决定他命运的重要因素。他宠信奸佞，迷恋妖媚，以至小人在侧，宦竖弄权，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紊乱，连“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都“采其妖艳丽者以为曲词”，难怪唐人杜牧《泊秦淮》一诗中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如果陈叔宝是一介白衣，没有国家的命运担在他的肩头，他的超凡的文采也许会留下千古美名，但他是皇帝，关系着百姓的性命生死安忧，因此他的罪过便在于他不该是皇帝，但事实上又是皇帝。
  　　也有人说陈叔宝初登帝位，“屡有哀矜之诏，关心民间疾苦”，政治上是有所作为的。其实这些“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于后”，陈后主仍旧不过是个偏爱“长夜之欢”的酒色之徒罢了。就是他把陈朝最终推向了亡国的深渊，他作为皇帝应做的一切都被他一篇篇才华横溢的丽文阻挡遮盖了。
  　　《陈书 后主本纪》中说：“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此句正击中了作为文人皇帝的他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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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正统的观念是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由此使得改朝换代变得尤其困难，所以历史上总有一种怪现象，这便是一个王朝已经死了仍须有一位末代皇帝来缓冲一下，但王莽除外。
  　　王莽也确实有些特殊。开始的他是“爵位益尊，节操愈谦”，连其妻“衣不曳地，布不蔽膝，见之者以为童使闻知其夫人，皆惊。”可后来的王莽却是“百姓怨恨，莽犹安之”。我私下里推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王莽一开始就用他的聪明睿智导演了一出伪善的假戏，以欺骗那些希望出现“圣贤君主，太平宰相”的人们，因为那时土地剧烈兼并，高度集中，西汉王朝要摇摇欲坠了，人们需要一个挽狂澜的人物。二是也许是他后期不受制约的权力使得他必然地走向厂了腐化，由此使他忘却了他早期“爱民、养民、惠民”的治国之本了，但总让人不解的是，在一个人身上，为何反差如此巨大？
  　　在中国，“君贱而臣制”，皇帝的权力是不可分的，这是不是王莽前后截然相反的根本。“国者，君之车也。”“君上之于民者，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威不可分，威分的则失权。”这样的思想一旦强烈的印在一个帝王的心中，那将是可怕的。但权力不是不可分的，混合政体的思想早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就有了，并被波利比乌斯用作解释罗马政体稳定的原因，孟德斯鸠也认为以此会平衡政治结构各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有节制的君主制或混合君主制一直为人们所熟知。但中国则不然，这必然导致有权必溢，极权极溢，所以王莽前后的表现从权利这个角度便可形成他的一致性了，但他一世的专制使他并未形成更大的根基，在人们心中，以汉为正统的观念并未根除，所以王莽之后并没有过度便有了东汉王朝。
  　　 4
  　　读到吴王夫差，便有人为他未杀勾践而最终自取灭亡感到可惜，对此我常常怀疑，假设由此勾践而感恩戴得呢，因此我总觉得这种看法有些失之于简单化，里头有太多由果而因的因素这种因素顽冥得可怕，因为历史本应有的节律一下子变得太过平板了。
  　　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混乱无序，相互攻伐，是非观念不强，罪恶大于圣洁，社会失衡导致社会结构崩解，千古圣人孔子就是在此时度过了他那忙碌而无奈的中年和晚年的，在这样一个茫然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在生活变幻莫测，富贵如浮云的时代，有几人能够观望及处理身外的一切。
  　　没有！
  　　但种种评价总显着世俗的种种特殊的偏爱，这是怎样一种精心包裹起来的虚无啊，仅仅是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英雄未杀另一个英雄，指责便横生而来了，我们往往因为一种结果而对过程的评价变得偏拗起来，或者说，我们总是过于轻视一个帝王作为王所蕴涵或体现的东西，特别是作为战乱时分的逐鹿之王，我们不能以别样的眼光看待他们，这种视角本身就已不能给自己一种正确的前提了。
  　　夫差并非没有父亲的睿智和勇力，公元前489年，攻陈，迫使宋鲁服从，公元前486年，挖沟，连通长江淮河，耀武于齐，公元前482年与赵庆车相会，成为盟主，先晋国涂血。据说有人在通读了《资治通鉴》之后，发觉作为帝王的个性心理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气魄宏大，比如唯我独尊 ，礼贤下士，特别是乱世之王，创业之王更是，所以我觉得也不好将夫差逐出次列吧。而且前人所做事情的理由，后人是不太可能推知的。有人仅凭想象就妄加断言，总不太合适吧。谁能说本来雄心勃勃的夫差后来就成了一个失去明智头脑的傻瓜了呢？历史上真能得“宽猛之宜”的帝王并不多，做到这点更不容易，秦以酷政 ，王莽以苛法自灭，在放与杀之间，夫差怎样做才算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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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国家的性格是一种群体力量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力的凝结最终成就了它，这种观点似乎忽略了作为国家的代表人物——“王”的作用，许是因为某种陌生而模糊的隔膜便烂断了我们的一种视角。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王”才是国家性格的最终成就者和体现者。小到割据一方的山寨之王，大到裂土而封的浩瀚之王，他的生机勃勃，他的独特的情结与禀赋，他的个体心灵的幽闭与放大，操纵着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走向，王作为行政世俗化的结果，他有更高意义上决定国家或规范或沉沦的走势，而这又形成了一个神奇奥妙的怪圈，不相信此道不行，太相信此道也不行。我猜想夏的最后一个帝王桀便是太信此道的人，于是这个叫履，承夏几百年基业的人便成了亡国之君。他的这种思想所体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他有违作为人君的三大德行，即仁、明、武。
  　　仁者，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
  　　名者，知道宜，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武者，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桀呢？看看他周围的干辛、赵梁就可知道了，他们不过是些谄谀不正之徒而已。
  　　桀同其他的王一样，他所承受的更多的是人们的顶礼膜拜，他们一样玩弄屠刀，假意斯文，裂土而封，僭越世俗，称霸一方，却都被那些政治权谋者拥过来的阴魂遮蔽了。这样的王能造就出一个什么好的国家来。
  　　据说在挖掘出土的二里头遗址，有一宫殿为夯土结构，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地基高出地面0、8米，可谓庑廊回环，檐牙高啄，可以推想，里面曾是倡优成群，靡靡成音。做王做到这个份上，他所铸就的国家也将陨落了，也应该落了。先祖大禹的“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壅壅穆穆，为纲为纪”的创业之王的风范完全被踏得杳无痕迹，满身的女人味和血腥味使他辨不出什么，也懒得去辨，就这样，“右河济，左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的泱泱大夏帝国便如同流水，在折返往复之后一去不返了。
  　　 6
  　　汉献帝刘协也真够倒霉的，连绵不断的天祸一次次的使他如同他的政权一样萎缩下去，《汉书 汉献帝本纪》仅仅四千余字的文章，有关天祸的记载就有34次之多，诸如“地震”“华山崩裂”“有星孛于大梁”之类接踵而来，在古代的中国，君王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证明自己威权的合法性，常常需要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便是天，日月普照，风行雨施,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君王的权力若没有天的承认，就不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力，所以当天不再给人一种合理的安慰，人心便会骚动不安起来，所以刘协面对的是又一个比拳头的时代，既然他不能依靠任何人，他只能在别人掌心里转了。
  　　像历朝历代交替时期的皇帝，刘协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格象征，其政治影响依然不容忽视，谁将他控制在自己手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当然知道，所以汉朝这块老子号招牌到这时虽未改变，主人却早已换了，刘协的不甘心，只能使他陷入一种更深的无奈之中。在曹操的严密的防范和镇压之下，他的任何举动也只能死在娘胎里了。
  　　 但他还是要无奈下去，曹操也不是不想取而代之，因为中国的传统，皇帝是世袭的，也就是只能在一家一姓中传递，符合这一原则的，就被认为是正统的，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就被人认为是乱臣贼子，曹操还不想背这个奸臣的罪名，所以刘协背负了这种无奈十四年，才最后死在了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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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人眼里，本没有什么必然的历史不知为什么一下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律，而且总以一种特有的声音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悲怆，在这一点上，似乎总有一种专门的契机像一身巨狮在刻意守侯等待，其实这是一种令人心惧的历史宿命，当然其中也极其自然的有一种刻入肌骨的东西。
  　　翻开清末的史稿，我们总会让里面的淋漓的热血、无奈的叹息，里面的原始的车马刀剑、尖利的枪炮刺的无所适从，我们脑门上的冷汗只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之外的一些人，认定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在那个朝不保夕、生死无常的时代，你没有能力决定你的福祸、荣辱、迁谪、生死，就连被人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中堂李鸿章也不能例外。
  　　据说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中堂但在允与不允而已。”
  　　 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辨？”
  　　 伊藤博文说：“只管分辨，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以一种沉默传达着一种更为尖锐的声音——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梦想，可以说，清朝的当权者还是认识到了一种来自外界的危机的，并想以“缓本急标，货先于食”的策略来加以改变，但其致命的一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把学习的层面仅仅放在了格术方面，但就是这点，也竟有人斥之为“丧心病狂，寡廉鲜耻”，再加上还有一群钻营奔竞之徒，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洋务难以支撑清朝的大厦便在情理之中了。在《筹办夷务始末》中有这样的记载：“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为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但正如诗云：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人们认识到时局已经到了“以贫交富，以弱敌强”的境地时，似乎一切都有些滞后了，从四周传过来的声音已经盖过了我们的凄厉的呼号，
  　　 1860年，地点在由总理衙门设立的同文馆内，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呈递奏疏说：“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点是针对洋务派力主的技艺、天文、算学的作用而来的，更有人以“天象示警”来进行劝戒。其实天的意志都是一些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些人的，它总是虚无或者渺幻的，它远不如人世更为实在，更能引发人们的直面关注，人们需要它时，它便存在，当不需要它时，它只是一种自然的摆设而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运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它弃置于地了。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性命在打拼的林则徐，他的“制怒”很让人觉出时代的风云变换，革新的举步惟艰，人的一种隐忍和惶惑，他在1840年就写成了《四物志》，接着我们熟知的那个叫魏源的人，又用不长的时间写出了《海国图志》，还有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制洋器议》，里面都有类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邦法政治方面的陈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缺憾。之后三十年余，即1872才建立了轮船招商局，1877年才开设了开平矿务局，1880年才有了电报总局，并开始了以海军为中心的军事建设，建立了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其中以李鸿章的北洋为主。但洋务运动还是在甲午海战之后，以1898年的“公车上书”为标志失败了。
  　　 当我每次读到这段史实，我总想其实1894年7月23日之后，李鸿章往朝鲜派兵已完全成为一种形式了，以他与日本人交道了几十年的经验，他已经开始明白日本在朝鲜东学党起事之初，怂恿自己出兵完全是一种预谋，也是一个极深的陷阱了，但他却依旧要往这个口袋钻，有太后老佛爷在自己背后紧盯着呢，他不能不这样，也许在他送走“济正”号、“广正”号后，他便想到了他们是永远回不来了，挂着英国商轮旗帜的“高升号”也是一去不返了。不久，即6月初，派往朝鲜的直隶总督叶志超在牙山附近逃得不知去向。只好宣战了，在8月1日一个阴晦的时刻。9月5日，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还是那个叶志超，各路人马的最高统帅又是不战而逃，马不停蹄狂奔500里，渡过鸭绿江，闪出两扇大门给了日军，日军从此便长驱直入，肆意横行了，直到1945年的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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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本身存在的迷惑性使我不止一次的深信，即使前人在多大程度上遮蔽和玷污了它，我们都无从真正知道它的本来面目，我知道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就象人在看待某一事物或者某一个人时，总潜意识地倾向于那丑恶的一面，因此，同样的历史和道德，有人抓出了“吃人”二字，有人，比如罗素，却盛赞其仁义道德，但我更倾向于后者，但事实却总似乎落脚于前者，比如我曾写过一点对几个皇帝的看法，但不久便都被自己否定了，因为历史总是具体的，而不是逻辑和推断，逻辑和推断往往会使我们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使战乱频繁，芜杂无序。
  　　早些年读《圣经》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个经典性的故事，叫“先知不被家乡悦纳”，里面说：“人们来到巴比伦平原，在那里定居，然后商量，“来吧，我们来做砖头。”于是他们便烧出了砖。然后又说：“来吧，我们来建一座城市。”于是便出现了一座城市，但之后的结果又将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心灵中还会残留些什么？曾记得海德格尔曾言，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使人失去了秩序的保护，而且使美妙的事物脱身而去；不仅神圣的东西作为通向神性的足迹被隐蔽了，而且连通向神圣的足迹也被隐蔽了，危险落在了人的身上，威胁着人的本质，我想这种危险才是真危险。据说中国最有秩序的时代是五帝时代，美满和谐，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舟张辟雍，仓仓相从，八凤回回，凤皇喈喈”， 《庄子》中也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的论述，但当我们走到现在，回头一望，人类的乐园早已倏忽逝去，人类几乎天生就具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除了隔膜，除了扰乱一种即将建立的秩序，损耗一种已经建立的秩序，绝对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我有时想：人的聪明在于，人类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争取那空明灿烂的自由；人的愚蠢在于，人们在争取此种目标时却失去了保证一切正常运行的秩序，这不能不令我们心碎，读弥儿顿的《失乐园》与《复乐园》时，每个人都会为之慨叹，原因其实是它们乃是现实的折射。当然这是必来的一种惩罚，里面必然渗透比先前更多的汗水和血泪，我们谁都无法越过，人类也将从中学会坚强和坚强之外的许多东西，法国的巴斯卡说过：“人类是一棵芦苇，原本是世间最脆落的东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寻找秩序中，一切都会改变。《易》中说：“易生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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