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世袭固始县成“故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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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民发帖子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难免给人“继承”之感。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回应，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8月25日《广州日报》）

　　固始县真会讲故事，这样的回应充分表现了权力的霸道。是的，官员之后有权当选，问题是，确定的12名乡长大都是官员之后，难道，就只有官员之后才会当官？全县那么多人口，官员能占几何，难道说在固始真的存在“龙生龙凤生凤”，只有“官二代”才会当官，而“民二代”只能做百姓？

　　应该说，公选是对传统干部提拔任用制度的有效创新。传统的制度，显然可以“暗室”形容之，在固有模式下，到底什么人该上，什么人不该上，这里面的偶然因素、人为因素太多，而且“官一代”在其中的影响很大，甚至不排除其中有权力交易，互为方便的可能。因而，传统的模式也更容易造成“官二代”上“民二代”让的格局。正是出于打破传统官弊的希望，这才有了公选制度的登场，而这显然凝聚了更多的民意期待。

　　公选公选，顾名思义，不仅要公开而且要公平公正。从人口概率来讲，一个县的官员尤其是曾经或者正担任重要职务的，其数量终究是有限的，体现在最终的当选结果上，他们的子女可以有当选的，但肯定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占绝大多数。固始县12名乡长，最后居然大多是官员亲属，显然是不正常的。这样的公选结果，明显有违公选制度设置的初衷。

　　一个良性的制度为何也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到底是制度设置不够完善，还是执行环节出现了问题？按照“故事县”周辉部长所说，“只要符合条件就能自荐，这些领导干部的亲属，在岗位上也是有足够的资历”。姑且将其当真，但让人狐疑的是，难道就只有“官二代”符合条件？当然也不无可能，与“民二代”相比，“官二代”们毕竟有着太多的机会进入官场，有着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而这，显然就是网友所诟的权力继承之本质。

　　公选之下，“固始县”竟然成了“故事县”。显然，这样的公选难以服众，而周辉部长的回应，也是徒增笑耳。只是这样的笑，苦中含涩过于沉重，有关部门当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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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旭东

　　一个帖子在各大论坛流传《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黑幕：多半官员子弟》。而河南固始县组织部长周辉表示：“这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8月25日《广州日报》）

　　平心而论，周部长的回应“很坦诚”，没有给这12名乡长的家庭背景打掩护，而是强调“符合程序”、“公选产生”。确实，谁也不能剥夺官员之后的升职权、进步权；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其公选程序一定就有漏洞。但是，12名乡长都是当地现任官员之后，要么是官员之后“都优秀”，要么就是官员“世袭”在继续。

　　不可否认，官员的子女有着“优秀”的土壤与成长环境。首先在就学上拥有先天优势，优质而有限的教育资源，他们优先享用；更何况还可能在高考的政策加分上享受到“特殊优惠”，甚至以“高考移民”的身份进入理想中的大学。在利益驱使下，获政策加分者多为官员、企业家子女，普通民众子女未考先输。有学者认为，加分的制定不够严密及公平，过程欠透明，实际操作弊病频生，在某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成为权力与金钱勾结的秘密通道。一些官员子女的“优秀”是这样练成的。

　　在就业上，官员的子女同样有着先天优势。“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甚至有人一生下来就成了“公家人”。

　　“毕姥爷”的儿子肯定上“星光大道”。但是，鉴于舆论的压力、信息的透明，已很少有人傻乎乎地直接往“星光大道”上冲，而更多的是在代表公平公正的“程序”上动脑筋、花心思。就拿固始县的这次公选来看，程序的设计上就将民意甩在一边，官意主宰一切：经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这样的“程序”能言公平公正吗？等于让“毕姥爷”们公选自己的孩子。程序“差之毫厘”，公平“谬以千里”。

　　是的，举贤不避亲。官员之后当官本不该遭受匪议。尤其要体现正义公平公正，其中，程序的公正是基础，透明的操作是关键，严格的监督是保障。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拔干部程序，民众的疑惑就不会消除。只要程序公正透明，有家庭背景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民众也不会猜疑。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程序也是“举贤不避亲”的制度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