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
　　一个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家书
　　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读完本书，您会了解台湾人30年来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
　　只想感叹一声：大家都不容易！

　　作者的话：
　　关于真正的台湾，你又了解多少？
　　这是我常常问大陆朋友的问题。
　　我明白，对于很多大陆朋友来说，台湾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台湾过去3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台湾普通民众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其实，台湾30年来的社会巨变，绝不亚于改革开放30年的大陆。
　　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局势骤然微妙；蒋经国于70年代末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接下来的几十年，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台湾社会风起云涌，每一个最普通的台湾人，都卷入其中，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30多年的社会巨变，也给我和我的家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欢笑与泪水。
　　本书从我出生的1977年写起，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细述30多年来台湾社会的大事件和小故事，与您分享过去30年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读完本书，您多半会感叹一声：这些年，原来大家都不容易！

　　作者简介：
　　廖信忠，
　　1977年出生于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1984年，李登辉当选“副总统”，廖信忠上小学；
　　1989年，蒋经国逝世的第二年秋天，廖信忠升入国中；
　　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组建“新党”，廖信忠进入淡江高中读书；
　　1998年，马英九和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廖信忠参加成功岭大专集训；
　　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获胜，而陈水扁随后锒铛入狱，廖信忠也在上海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


　　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重大基础建设都快要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倡导的文章来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着就是1978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人心惶惶的社会气氛下，有办法的人当然都先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而台湾当局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该说，在更早的时候，从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人士始终站在国民党对立面，却如狗吠火车般无用，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内外交加之下岛内形势风起云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那个“党即一切”的年代，社会上反国民党的声浪也从小涟漪成为小水波，越来越大，但国民党仍然坚持一贯的统治态度，因此这几年风波不断，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里面。
　　我的生日在11月份，而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当年的3月29日。我年纪大一点儿时发现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动不动就爱跟我妈开玩笑：“乖乖，原来我是早产儿啊……”我妈那种保守的女人当然每次都被我逗得无话可说。
　　简单说一下我爸。他是台湾中部云林县人，云林在传统上（甚至现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乡下,传统的农业县。但也因为是较穷困的地方，所以民风也较彪悍，大家一提到云林，就不由得联想到黑道的故乡。而我妈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
　　我爸就跟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就到台北打拼，他本来在药厂做销售员，后来一直做到台湾北区的销售主管。在台湾高速公路刚建成，没什么私家车在跑，又被讥讽为养蚊场的年代，他就已经买了车子，算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从乡下来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妈，年轻时在台南就自己开了一个打字行，刚好在我爸的台南总公司旁边，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在他们结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我爸已经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并住在台北士林的旧家，这是我3岁前住的地方。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王幸男邮包爆炸案”，对象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谢东闵，邮包炸伤了他的左手手指。这件震撼国民党党政高层的邮包爆炸案，据我高中时的老师回忆，在那指纹还无法用计算机辨识的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被动员去清查核对，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对全台湾已服役男子的指纹资料。就这样，几十万份资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叫王幸男的人所为。他因不满政治情势，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偏巧王幸男家的药厂，就是我爸工作的药厂。
　　据我老爸回忆，他某天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弄清他们身份后，我老爸就被带进某个地方喝茶，接着就是兄弟有几人、有没有女朋友、在教会干吗（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徒了）、药厂都在做什么之类铺天盖地的问题。好几个人轮流问了24小时，最后我老爸写了保证书后才让出来。事后他才知道，那时候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问过话了。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做国民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这样入了党。
　　所以，现在在台湾问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只不过极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前不久，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还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78，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②（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③（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④（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廖信忠

原帖由 除尘 于 2009-10-30 17:22 发表

顶下啦，这些天这个帖子看了好几遍了

呵呵，谢谢支持，我会继续把连载进行下去的

DL小语

很喜欢看台湾的故事！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79，我的家庭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五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我们台湾这些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①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ZF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攻大陆”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1983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李师科案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可他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枪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JC抓小偷时争相模仿，然后当JC的小朋友一定会说：“李师科！看你往哪里跑！”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被大家当做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抢银行真的是件轰动的新闻。在后来几年，社会上还常常有种说法：从李师科那时候开始……搞得好像台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李师科前”和“李师科后”两个时代似的，让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称“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尼采前及尼采后”，原来李师科在民间的历史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啊！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人一样。在过去的台湾，很习惯用“忠党爱国”、“绝对服从”等符号来定义这群老兵。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相结合。但在背后，有多少渺小的个体在时代中呼喊着无奈。原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开放，才知道有相当的部分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开始散布到民间各个角落。有些原“青年军”，因加入部队失学，退伍后继续苦读，等到四五十岁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横公路有一个长春祠，即是纪念这些殉职人员的。中横公路最险峻的景点太鲁阁段，是一个大理石峡谷，一直是台湾的知名景点之一，若到过一次即知道当年施工的艰难。台湾有个公营的工程单位“荣民工程处”，简称“荣工处”，最早这个单位的业务就是把这些荣民组织起来，专门承包一些重大又艰难的工程，也算让这些荣民用劳动换取酬劳。
　　而许多施工人员，等工程结束后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几十人或几百人一伙，开设了农场。像台湾特别有名的在中横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贵的梨山梨，这些东西的种植基础就是他们立下的。
　　但更多的荣民，因为没有谋生的技能，在退伍后或工程结束后，只能散布到社会最基层，做些最不起眼，但也必须有人做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点心小贩、清洁队队员、出租车司机或保安工友等。
　　当初那些荣民参与的工程，最早的目的大部分还是军事用途，但长远看来还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推动力，所以这些荣民对台湾建设的功劳可说是相当大。但是在台湾经济进步的脚步中，他们仍然像是被牺牲的一群，大部分都晚景凄凉，少有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文坛大量作品都是在讨论外省老兵议题，这都是从李师科案后开始引发的思考。几十年来他们的肉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李师科效应在社会上的影响，使有阵子银行抢劫案大增，估计也是受新闻影响，因此被关注了很久。老兵的话题，在那一阵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我在教会里





　　因为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从有记忆起，每个礼拜天我就跟着父母到教会乖乖地做礼拜。但是年纪小怎么坐得住呢？所以我总是会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结束。
　　也许我从出生就逃脱不了教会的“魔掌”。我是在礼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爸还正好在教会里讲道；紧接着12月，才刚满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稣诞生里的小耶稣；而依长老教会的习惯，婴儿就应该带到教堂里，接受牧师的婴儿洗礼，所以等到我发现自己有记忆时，我已经坐在礼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说我是个在教会里长大的人，一点儿也不为过。
　　后来，爸爸因为太热心教会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专心跑去传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为教会里大家瞩目的对象，大家都认为像我这样的小孩肯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对于教会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我简直是无一不参加，举凡唱歌、背诵、朗读、画图比赛，或是母亲节、复活节、圣诞节的合唱演戏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儿。只要有这些活动，妈妈一定第一个帮我报名。结果有一年，我终于大暴走，在朗诵比赛及作文比赛里面开始大骂，抒发我的不满，引起整个教会的轩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妈。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家里第一个信基督教的，所以热心，渴慕，虔诚。不过，这样逼我，让我越来越郁闷，也越来越反叛。
　　忘了说，我所在的是全称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旗下的一个教会。是台湾众多教会支派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以闽南语为主的教团。基督新教在台湾有许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国外不同教派教会的传教士传进来的，主要有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门诺会等。其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数最多的一个派别，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苏格兰的传教士传进台湾，借由办医疗及社会福利事业而慢慢将基督教传开来，到现在长老教会已可说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说到台湾的民主运动，也不可不提到长老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经过一百多年，已经跟台湾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简直就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许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长老教会出身。而长老教会这种加尔文（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识，因此，当长老教会见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现象”，就不断地声援党外运动。这样一个拥有大批信徒资产、好几间学校及医院的庞大教团，自然会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所以国民党当时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渗透、分化长老会内部，不停丑化长老教会——因为教会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国际阴谋集团”这个高帽子。不过国民党的一些手段，如烧毁罗马字圣经及没收教会通讯报纸的行为，也的确引起国际的关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为这些原因，那几年长老教会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轻一点儿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这种教会里成长的。当然啦，现在教会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激情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2年，令幼小年纪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几乎成为那一年的流行语。后来约二十年后，《ET》数码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温旧梦。
　　也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际大战》（STARWAR，大陆译为《星球大战》），第一次看到X战机和钛战机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两部电影影响我爱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记忆以后第一部看的电影却是《大白鲨》，而且看了好几次。再加上那时电视播了《泰坦尼克号沉没记》（大陆译为《冰海沉船》），让我对海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至今我到海边玩都还不敢到超过肚子以上的地方。
　　这一年台湾电影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几个年轻导演的新浪潮运动，影响了后来电影的发展。不过那时我年纪还小，要等到几年后才知道它的意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去世了，全家都赶回云林的老家，一整个大家族挤在那间日式榻榻米的房子里。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后来爸爸又传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传教为传福音）给爷爷，爷爷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个出殡前的晚上，整个家族还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挤在摆了爷爷棺材的房间里，几乎是爸爸主导了整个以基督教仪式守灵的过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厚的乡下，爸爸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坚持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顽皮得坐不住，动不动就攀上去看爷爷的遗体。第一次如此面对死亡这件事，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也不觉得可怕。当晚，整家子就睡在那个房间里。
　　第二天，整个殡葬的队伍由乐队前导，再来是灵车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到了教会。在乡下，这样的出殡仪式算是很常见的。说是乐队，其实也就是几个中老年人穿着不怎么整齐笔挺的军装，吹着不怎么样的音乐。关于这种送葬乐队，闽南语有个俗称“西索米”，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滥竽充数，大概也只会吹SiSoMi三个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场的家庭，在灵车队伍后面还会请电子琴花车。这是一种台湾的特殊文化，即那辆车装饰得华丽无比，后面有个小舞台，可能还会有艳舞女郎配合着电子琴声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所以出殡队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齐的乐队声，中间是请来的孝女哭声，后面跟着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电子琴花车歌声，最后面可能跟着一群看艳舞女郎的民众。
　　总之，这场丧礼在教会举行，称为告别式。爸爸的兄弟姐妹们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还是没什么概念，站在另一边乱看。在教会告别式结束后，人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爷爷的棺材被降到那个坑中，然后被沙石填了起来。
　　后来几年，每逢跟着父母去扫墓，因为那墓地是如一个个水泥高台般葬着一个个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欢在那些墓上跳来跳去，也免不了招来父母一阵骂。
　　虽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回老家，也不一定会跟彼此说已经回去过，但只要在爷爷的墓上看到那里的花新换过，就会因有人来过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义。
　　以前小时候每当寒暑假，爸爸总把我跟妹妹带到云林乡下去住几天，过几天再来，又带我们继续南下到台南的妈妈娘家住几天，这几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课。在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是传统的农业县，散布了几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糖厂。爷爷以前就是糖厂员工，所以这宅算是员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员工的，后来换台湾员工住。
　　爷爷死后，那间房就只剩奶奶一个人住。她的儿女们几乎都跑到台北来，只有她坚持不走，每天就在后院养些鸭子。后来她终于也来到台北，而过了十几年后我再去看那间房子，已经几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烟蔓草间。
　　小的时候，牙齿也不断在汰旧换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动要长出，旧牙摇摇欲坠时，就该拔牙了。不知道为什么，拔牙的事情总是在过年回到这宅子时发生，于是，总是在众亲戚的鼓励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条缝衣线，绑成一个圈套在牙齿上，然后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他还以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过还挺有效的。
　　应该说，很多20世纪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寒、暑假回中南部乡下的回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3，“六义士”劫机




　　1983年5月，一架大陆的民航机，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南韩”。参与这次劫机的六名青年降落“南韩”后，立刻表示要投奔台湾。台湾当局在当时意识形态挂帅之下，并未依国际反劫机公约将他们视为“劫机犯”，反而称他们为“夺机六义士”。本来劫机者是要受到“南韩”ZF审判的，台湾当局却动员一切力量声援他们（包括在“南韩”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等）。
　　经过“南韩”拘留、起诉、判刑确定，并羁押了一年三个月后，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矶奥运的喧腾，劫机者被悄悄遣送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的第二天，立即被蒋经国接见。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颁发给他们约1700万台币的奖金作为生活费，还安排他们就业与就学，可谓风光一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随着时代的改变，英雄的光环也已不在。再之后的劫机者也改由人机分离的方式处理，飞机先送回去，人则当做劫机犯先在台湾关个几年，然后遣送回大陆。
　　再听到“六义士”这个词，已经是1992年了。“六义士”其中之一的卓长仁投资地产赚了钱，却在转投资其他时血本无归，犯下了绑架案并撕票，被判死刑，拖了十年后才执行。





　　1984
　　我们台湾这些年：上小学





　　1984年的3月，发生了一件“萤桥小学学生被泼洒硫酸事件”，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可怜的同学叫官声彦。
　　上一年级前的暑假，我又回到乡下老家去，在乡下那台收讯不是很清晰的破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看着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艾奎诺.科拉蓉回国在机场被刺的画面。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风扇一边嘎嘎地吹，大家一边坐在榻榻米上讨论这件事。台湾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是因为艾奎诺当时就是从台北乘中华航空的班机回菲，在机舱门口下楼梯时就被打了一枪。他倒下的那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一直忘不了。
　　没想到两年以后马科斯就下台了，我又在同一台电视机上看到艾奎诺.科拉蓉夫人上台。
　　这一年，我上了小学。其实像我这种11月生的，应该是在来年9月才进小学才对，但关心孩子者如我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当年就把我弄进小学。方法是，找个认识的小学校长，先把我弄进去读三天，然后再转到我家旁边的小学。因为那间学校在阳明山上，所以，我还记得那三天我妈每天都带着我坐公交车上山的情景。
　　上小学后，我开始学钢琴，一直弹到我上中学为止。学钢琴是个很痛苦的回忆，因为那个老师特别严格，一发现我弹错，一块小木板马上就向手背打了下去，也不管弹完了没！
　　当时台湾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父母喜欢把小孩送去学各种才艺：英文、音乐、画图是基本的，可能还有什么心算、珠算、功文、数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父母在弥补自己以前无法学这些东西的缺憾，就是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一开始冲太快又有什么用？
　　上小学，我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乖乖的，进到学校里见到蒋介石铜像都要鞠个躬才继续走，而且不能走过之后朝着蒋介石的屁股敬礼，否则会被骂。
　　学校也开始规定上学要讲国语，如果被发现讲闽南语要被罚。所以，小孩为了向大人争宠而暗生的劣根性也在这时出现了，各种打小报告的人纷纷出现。但小孩子就是笨，老师听了其实也不会太在意，只是笑笑而已。
　　一般小学的班级里，会有一些干部，除了班长副班长外，还有如——
　　风纪股长：就是抓你不守规矩，是大人的党羽。
　　学艺股长：其实就是帮老师收簿子。
　　卫生股长：检查每天早晚扫地有没有扫干净，并分配打扫区域的。
　　总务股长：收班费的。
　　……
　　除此之外还有值日生，一天两名，也就是下课擦黑板，提水桶，帮老师倒茶等杂事。
　　每节课就在老师走上讲台，然后大家喊“老师好”，老师说“各位小朋友好”的仪式后开始，然后下课前也会重复敬礼一次：“谢谢老师！”其实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人都还不错，也不会跟小朋友计较太多。
　　那时候，老师说的话简直就跟圣旨没什么两样，小朋友开口闭口就是“老师说”。老师总是说“小朋友不可以穿越马路哦，有斑马线要走斑马线……”后来大一点儿时，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老师穿越马路，幼小纯真的心灵顿时受到极大的冲击。
　　到了每天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班长会喊“起立！立正！敬礼！”这时候大家就会同声说：“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大家明天见！”不过比较顽皮的小朋友就会故意说成“大家明天都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