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鲁迅：忧患，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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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鲁迅：忧患，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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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先接触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是节选自《故乡》的《少年闰土》。活泼可爱的、明晃晃的少年闰土的形象，以及他童年的故事，虽然和我并无多少相似之处，但我却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我也因此满怀热忱地爱上了鲁迅先生的文字，对那些苍凉而从容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至于倒背如流。直到现在，《呐喊》和《彷徨》中的大部分篇什，我仍能流利地背诵。这大概不仅因为我自幼时起即产生的对鲁迅文字的热爱（或者说偏爱吧），还因为他的小说太深刻、人物太典型——没有哪个现代作家能象鲁迅一样，在不到十年的小说创作中，给读者造就了诸如祥林嫂、孔乙己、阿Q、闰土、子君、吕纬甫等一大批不朽的人物形象。
　　《少年闰土》显示的是一个鲜明的、富有朝气的，项戴银圈、手捏钢叉的小英雄的形象；然而，境象一转，当我们读完《故乡》后，才怅然地发现，作者何以要塑造一个那么富有朝气的小英雄。作者本为着祈祷希望，然而中年闰土的终于麻木，使他感到希望不过是“在于将来”，在于下一代。“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作者不惜笔墨，在文末用了较大的篇幅，以直抒胸臆的口吻，强调对于将来的希望。鲁迅先生那时的希望，是冲破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是“自己手造的偶像”，是精神的寄托，是“我”与吕纬甫分手后在月光底下自由呼吸的轻松。读过《呐喊》与《彷徨》过后我们发现，作者无不在深刻的忧患与焦虑中，苦闷而彷徨地找寻着冲破“铁屋”的希望的所在。然而，故事的背景（也即社会背景）太黑暗、太压抑，叫人看不出一线希望。作者也便于无尽的彷徨和思索中，在写完《离婚》后，断然（或者说愤然？）停止了小说创作。忧患和苦难，希望与新生，在作者内心激烈地交锋、较量。他用涓生的话，巨声呐喊：“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但虽则如此，他仍处在深深的忧患之中，寂寞地奔驰、挣扎。
　　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满了复古与新生的斗争。政治上，一面是封建军阀与政变的国民党，一面是新建立起来的中国GCD；文艺上，一面是林纾、辜鸿铭等领导的复古运动和买办文人的劣迹丑行，一面是历经了“五四”洗礼的新文学与新青年。全国各地的空气，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朱佩弦的《荷塘月色》、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以及王鲁彦、巴金等人的文章，都反映了当时黑暗的、压抑的社会环境。契诃夫的笔下，弥漫着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慵懒无聊与苍白衰竭，交织着平庸和病态的社会大环境与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苦闷、压抑、惶惑不安。社会是贵族的社会，人们对将来不抱希望，而沉沦于低俗、过时、腐朽的庸俗趣味。鲁迅所处的社会，则除此而外，他还时刻受到人身攻击和生命的威胁。暗箭是难以防备的，而况非但暗箭，还有赤裸裸的白色恐怖。白莽、柔石等左联青年作家，便于“看桃花的名所”龙华，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下。
　　鲁迅所感的忧患，固然有来自家庭的——如少年时奔走于药房与当铺，过早地体味了世态的凉热；旧社会婚姻包办制度留给他的“沉重的遗产”朱安；兄弟反目，即所谓西有长庚东有启明者，况且终鲁迅的一生竟没有和解的机会，如此等等——但使鲁迅深感绝望、深感中国的没有出路的，便是社会和时代的黑暗。“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形势突变，鲁迅于是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不久后因遭到排挤而赴广州，执教于中山大学。然而，“在如此不合理的ZF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他愤然离开中大，去了上海。上海亦远非清净之地，国民党的通缉令和反动文人的攻讦不曾稍歇。鲁迅的忧患，反映了近代中国新旧势力漫长的恶斗。鲁迅所代表的“猛士”与“挣扎”精神支撑着人们度过那混乱的历史时期，跨进“新的生路”。鲁迅的小说创作，既体现了他的沉重的忧患，也流露出他的不灭的希望。
　　鲁迅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发现了国民的愚弱，觉得应该以“改造他们的灵魂”为第一要务。然而为什么在其旺盛的创作期，偏偏放弃了小说创作？——诚然，与民众对话的最直接、最直露的方式，是杂文，但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改造民众之灵魂的，又惟有小说，尤其象鲁迅的小说。王晓明分析说，鲁迅的放弃小说创作，在于他终敌不过内心的“鬼气”、内心的自我矛盾。他通过《孤独者》、《伤逝》、《在酒楼上》、《弟兄》及《祝福》等，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吕纬甫、涓生、张沛君及《祝福》中的“我”，都明白无误地透着作者的影子。作者抵不过灵魂的拷问，抵不过自我审判所带来的重压，而终至于封笔。这“鬼气”与自我的矛盾，也正暗含着希望与忧患的矛盾。他因而说，“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闰土的终于麻木，祥林嫂的“老了”，子君的死，吕纬甫和魏连殳的挫折败北感，不都意味着希望的终结么？这个时候，先得理清自己的内心，蒸发其“鬼气”，才能去“改造国民的灵魂”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题为《鲁迅脱掉的衣裳》的文章，文中提到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的《鲁迅》一书。竹氏说，在阅读鲁迅文章的时候，总会碰到一个固定的影子一般的东西，它总是出现在同一个位置。就象是在华丽的舞场中有一个骷髅跳舞一样，最终所有实体都会隐去，而这个骷髅却不知不觉间在人们眼中变成了实体。我以为这骷髅正是王晓明名之为“鬼气”的东西，也即是作者自剖所带来的自我审判与内心的焦虑，鲁迅背负着它度过一生。在鲁迅那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因而他不曾真正地绝望，而是把这绝望付诸新的希望之中去了。
　　鲁迅的忧患是时代性的。然而，在台湾作家陈映真那里，我们仍可感应到同样的忧患，只不过陈映真的作品在忧患和苦难之外，更多些理想和追求的呼叫，因而显得更热切，少些沉郁和冷峻。陈映真说：“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陈映真《故乡》中“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的终于堕落，色彩的忧患并不逊于鲁迅《故乡》中的闰土。而《一绿色之候鸟》中，环境的沉郁及作者借季公之口所说的“一切的咒诅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咒诅，加倍的死都无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都有着明显的鲁迅风格。《面摊》中父母与病孩之间的一些情节，则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的《药》。陈映真的象征手法，同鲁迅是一以贯之的。《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出来的一圈花环，《面摊》中孩子在妈妈的臂弯里所见到的星星，绿色的候鸟，《将军族》中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相知相爱而殉情的故事，轰隆轰隆奔驰的夜行货车，《祝福》中年关祈福的意象……都在破灭中眺望着新生，在深沉的忧患中，抱以深沉的希望。
　　鲁迅的“希望”，还折射在何士光、张炜等人身上。读过他们的作品，欣然发现到鲁迅的影子，正于“华丽舞场中寂寞舞蹈”。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伟大的启蒙者。不仅如此，以他的人生体验和艺术才能，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小说家。他终于倒下了，而把沉重的忧患和暧昧的希望留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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