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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附中校长成为互联网的热议人物。原因是这样,北大附中初中部因为2月25日雾霾天气放假一天后,校方并没有按照当地教委的要求在26日恢复初中部教学,而是选择让该校初中部学生继续在家自学。消息传开,很多人都认为该校校长是位能为学生着想、敢担当的好校长。 随后的气象变化也似乎在证实这位校长举措的正确。26日下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宣布从27日凌晨零点解除重污染应急预警。从20日中午12点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到21日中午12点升级至橙色预警开始,这意味着北京156个小时的空气重污染预警正式结束。 但笔者还是忍不住替这位校长捏一把汗,假如27日北京的空气污染状况并未好转,继续是红色警报,那北大附中初中部该如何教学?如果这种污染空气会持续一周甚至一个月,那么校长会不会继续让学生在家自学? 这种假设并非是空穴来风,历史上曾经在其他城市发生过。以洛杉矶为例,1977年这个城市共有120多天为一级污染警报(非常不健康),这个天数也就相当于中国的重度污染天数。难道洛杉矶市在这些重度污染的日子里都是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显然不是。 尽管洛杉矶在1943年发生第一次雾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现象,但是后来发现雾霾并不是能立即消退,于是就改变了先前的应急机制:因为雾霾不再是偶然发生,而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1977年共有120多天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天气都是雾霾。 北京目前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雾霾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常态。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从2013年1月1日至4月10日这100天里,北京雾霾天数达46天,较常年同期偏多5.5倍,为近60年最多。而到了6月份,北京雾霾天数为18天,比同期多了6天。如果说一遇到这种天气学校就得停课、工厂就得停工,那社会将如何正常运转?事实上,北京这次连续156个小时超过7天的空气严重污染给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应急预案(试行)》的机会。 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空气质量指数(AQI)在201-300之间为重度污染;在301-500之间为严重污染。该预案依据空气质量预报,同时综合考虑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将空气重污染分为4个预警级别,由轻到重顺序依次为预警四级、预警三级、预警二级、预警一级,分别用蓝、黄、橙、红颜色标示,预警一级(红色)为最高级别。 我们不妨以涉及中小学生的措施来看这个应急预案。如果是空气黄色预警,政府就会“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等户外运动”;如果是橙色预警,“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如果是红色预警,那么“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应急预案中,所谓的红色预警只是“预测未来持续3天出现严重污染”,如果今年再出现像过去几天连续7天的严重污染,那“中小学、幼儿园”就该真的停课?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这个《应急预案》的缺陷。之所以是应急预案,前提就是说空气污染是属于非常态,因此才需要这种方案。假如说目前空气重污染已经是属于常态,那么还拿这种方案,那势必会导致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空气污染并不会因为中小学停课而消失。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空气污染的常态化?在我看来,添置各种空气净化设备可能是应对空气污染常态化的当务之急。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北京学生家长忧心雾霾凑钱为学校购空气净化器。”说是北京市西城区马甸桥附近一所小学的家长在2月23日接孩子放学时,发现教室里有一扇窗开着,后来她就呼吁能不能集资给教室买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插座和后期预期维护成本一共3080元,平摊下来每位家长共70元。 在我看来,这位家长的举措可能是更加理性,而不是像北大附中校长那样一放了之。对于那些家里安装有空气净化器的家庭而言,在家自学当然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家境一般的家庭,可能家里并没有这样的装置,如果在家自学,孩子们还是得承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与其让学生在家遭受污染,还不如在教室里安装空气净化器让他们继续学习。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空气净化器的成本也并非高不可攀,空气净化器终究会像闭路电视系统一样成为学校里每个教室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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