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教育不再“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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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常把效率挂在嘴边。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辆车每加仑油能跑25英里，另一辆车每加仑油能跑75英里，哪辆车效率高？初看起来，好像跑得多的必然意味着高效率。在某种技术性意义上，没错。同样是1加仑汽油的“投入”，“燃料效率”高的车能跑的里程就多，即有更大的“产出”。而那些数字，所谓的“客观数据”，是潜在购车者的重要信息。但是，决策者肯定会问另一个问题：“值不值？”毕竟，燃料效率越高，车的成本也越高。在作决策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权衡所有预期的额外收益与预期的额外成本。
    要买每加仑汽油能跑较多里程的车，就会有额外的成本，这对于买车者而言是一条重要信息。假设每加仑汽油能跑75英里的车卖8万美元，而每加仑汽油只能跑25英里的车卖2万美元。多数潜在的买主也许会感到前者虽然比较能出里程，但不值这个价。对他们来说，买这种车的额外成本超过了节约燃料带来的额外收益。效率的技术性定义（比如每加仑汽油能跑多少英里）只关注客观数据，并不能解释决策者赋予投入和产出的价值。经济学家的效率概念――为了强调，他们称之为经济效率――从决策者的角度比较额外收益和额外成本。如果决策者判定预期的额外收益超过了预期的额外成本，就称这个决策或行动计划是有经济效率的。
    简单地说，“值不值”这种问题问的就是经济效率。我们对此的回答可能因人而异。办公室里，一个员工开车来上班，第二个坐公共汽车上班，第三个骑车上班。每个人都对额外的成本和额外的收益进行比较，然后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交通工具。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有经济效率”的上班方式。他们在办公室里对哪种上班方式最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说到底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
    的确如此。对某些问题，经济学家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比如，问“哪一个更有效率，护理学位还是哲学学位？手机还是固定电话？砍光树林还是有选择地砍伐？”事实上，问题要是都这么提，就没意义了。一切都取决于实际情况。
    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对效率问题的看法。社会上对于某个特定项目的相对效率的争议，往往是对某种东西是相对有价值还是相对没价值的争议。了解这一点并不能解决任何争端。但是，如果连争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解决争议肯定就会更加困难。
    问题不在于“哪一个确实效率更高”，而是“谁有权做出某个特定的决策”。钻出睡袋然后爬山，这对于一个想着晚上钻进睡袋睡觉并且在寻找两点间最短距离的人来说，无疑是极端恶劣的无效率。登山爱好者肯定会一个劲地反对这种看法。但是，这并不会引发社会冲突，因为我们都同意，一个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度假时露宿山顶更有价值，还是在床上睡觉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对谁拥有哪些权利意见不一的时候，才会激烈地辩论某种做法是不是“真”有效率，比如，砍光树林或露天采煤。或者，在一个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的世界上，一辆汽车只坐一个人这一普遍现象是不是“不可思议的无效率”。
    在游戏规则建立起明晰和有保障的产权的同时，它也暗中决定了用什么样的程序来衡量预期的成本和收益，以达到决策目标。在寒冷的冬日，如果妈妈打开窗户，同时又开空调，那么，只要她对她所使用的资源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她就是在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她是在给别人的房间降温，或者如果别人在给她交采暖费，她的产权就要受到挑战。这样一来，虽然妈妈按照她的意愿对房间作了如此这般的安排，但事情却不再是看她的这种安排有效率与否，而是看她是否有独一无二的权利来衡量她的行为涉及的投入和产出的价值。
    当产权明晰、稳定且可交换的时候，稀缺资源的价格会反映出其相对的稀缺程度。后面几章会讲到决策者怎样用价格信息来追求效率。指责价格是“错的”，不反映成本和收益的真实价值，这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市场过程，而价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制订的。这不是对效率的批判，而是对现存的产权体系及总体的游戏规则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