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易中天：走近顾准

荷塘堰堰 · 发表于 2007-5-19 22:11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丗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荷塘堰堰 · 发表于 2007-5-19 22:12

二、才气与骨气　　顾准遭受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他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要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惲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

荷塘堰堰 · 发表于 2007-5-19 22:12

三、顾准不是钱钟书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 　　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谁都能听得出那“味儿”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

荷塘堰堰 · 发表于 2007-5-19 22:13

四、无情未必真豪杰　　顾准其实也是极重感情的人。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里，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自己一些亲属、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都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因此对他们父亲的死活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

啊Q · 发表于 2007-5-20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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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茶凉 · 发表于 2007-5-20 04:01

   我喜欢单纯的女生````

为是 · 发表于 2007-5-20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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