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女真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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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屠杀和贩卖
在金初的金宋交战中，女真军对顽强抵抗的宋朝军民施行烧杀抢掠和屠城。其中以移赍勃极烈兼左副元帅的完颜宗翰最为典型。“虏骑所至，唯务杀己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人，焚毁舍屋产业” [1] ，“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2] 。
天会八年（1130）冬，完颜宗翰密今诸路在同一天一齐行动，大索两河人民，连行旅亦不放过，凡三日而罢。把搜索的客户编入官籍，贬为官司奴，耳刺“官”字，用铁索连锁，押到云中，或散养民间，立价出卖，“余者驱之达靼、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高丽之域者。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妇尽城星散，哀号满道，井缢者甚众”。被掳到云中的人不准出城，不给饭吃，一向清高的士大夫也不得不乞讨。完颜宗翰恐饥民闹事，遂以给米赈济为名，将三千人诱骗出城，全部活埋[3] 。残酷之状，史所罕见。

二.“淫弄毒政”，镇压汉人
天会九年（1131），完颜守翰采用其心腹、辽降臣、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在诸州郡遍设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夹城，重堑以围之”。还规定窃盗赃一钱以上者处死[4] 。云中有一个人拾遗钱于市，立即被高庆处杀头。平阳府有行人在菜圃中拔了一根葱，也被处斩[5]。
完颜宗翰害怕新占领区的百姓南流，又担心南宋的所谓“奸细”入境刺探情报，遂听从高庆裔建建议，下令禁止诸路百姓擅离本籍，严格限止行旅自由。如需出行，则要将人数和所带行李报告伍保邻人，再报百人长、巷长、所司，由所司担保向州府申报，才发给“蕃汉公据”即通行证，方可出行。沿途所经市肆、客舍、需验证“公据”方得宿舍。到达目的地后，将“公据”上缴官府，返回时再换发新的通行证。还规定每次出行只能住一次客舍，如违限不告而出者，用沙袋打二百返回。这种严酷限制的结果，导致“小商细民，坐困闾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几无人迹矣”[6] 。

三.强制汉人以抵债没身为奴、
女真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对女真族实行防止其内部阶级分化的政策，如果有女真人沦为债务奴隶，或鬻身为奴，则官为赎良；如果劳动人手不够，则官为补充奴隶，每户不少于四个。但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将汉人贬为奴隶。天会八年（1130），元帅府曾下令以“人口折还债负”，天眷元年（1138）夏，元帅府又下令“诸欠公私债无可还者，没身及家属为奴婢偿之”，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逼得汉人“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最甚者，天会八年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进行反抗[7] 。

四.将汉人当战利品分赐给女真人当奴隶
掠夺财物和人口是女真人奴隶主灭辽破宋战争的目的之一。在第二次攻汴京时单是破大名、安成二县驱掠子女即达2000余人[8] 。攻破汴京之后除勒索金银布帛之外，“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9] 。掠来的人口由国家（即皇帝）将人口同牛马财物一起按特权和战功行赏，分赐部将当奴隶，如“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10] 、“赐（石土门）以奴婢五百人”[11] ，赐乌延吾里补“奴婢百，牛三十”[12] 。开国功臣完颜彀英（挞懒）前后以战功被赏者十一次，除无数的金银牛羊外，还有“奴婢百三十人”[13] ，金熙宗曾赐皇后父太尉裴满胡塔“人口、马牛五百、驼五十、羊五千”[14] 。由于女真大小奴隶主，遂使奴隶数量迅速膨胀起来。一般猛安谋克户拥有奴隶一二人到二三百人不等，而大奴隶主则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金世宗为亲王时竟占有一万多个奴隶 [15]。女真大小奴隶主究竟拥有多少奴隶，已无法统计，但大定二十三年通检推排后的一组统计数字可作重要参考，在都宗室将军司、猛安谋克和迭刺唐古二部五乣户三部分女真奴隶主相加总口数为6324960，所拥有的奴隶总口数为131856，占女真奴隶主的22%强 [16]。在女真奴隶制走向衰落时奴隶还占这么大的比例，大奴隶制鼎盛时期奴隶数则肯定远大于此。何况上述数字仅是女真奴隶主所拥有数，还未包括契丹、奚、渤海贵族所拥有的奴隶，也不包括官户、监户和二税户[17]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么多奴隶绝大多数原本正是汉人，还有少部分契丹人等。

五.强迫汉人雉发左衽
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枢密院对两路指挥下令改俗：“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18]。” 所谓两路指已被金占领的河北路和河东路。宋徽宗、钦宗出降后，金又将改俗令推行到新占领区。天会七年（1129）六月重申“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19] 。令下之日，各级官吏包括一些降金的汉宫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加以执行。如代州守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庆源和解梁知县“见小民有衣犊鼻者（即汉人作工时的围裙）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20]。
女真人男子剃去颅顶及两侧头发，留颅后发，编结为辫，垂于户背。妇人则将头发束于颅顶，辫为圆髻。汉族的服装发式在各个历史时期虽有些变化，但长袍（或衫）、右衽的格式则是不变的，成年男子束发于头顶，覆巾或冠。汉族人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毁伤的古训，除了小孩剃童发之外，是不能剃发的。因此，雉发左衽命令引起汉人的强烈反抗。“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典故，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 [21]。正是由于汉族百姓的强烈反抗，迫使女真统治者对后来的伪齐统治区有所区别，即可以“不易官制，不易风俗”[22] 。海陵王上台后于天德二年（1150）亦下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23] 。尽管如此，由于女真衽发制度牌强势主流地位，历经几十年的流变和互相融合，包括河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汉人也都雉发左衽了。大定十年（1170，宋乾道六年）闰五月，范成大出使金国，据其《揽辔录》记载，他在途经汴京时看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髡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冒之，谓之方髻” [24]。到章宗承安五年（1200）五月，朝议女真、汉人拜仪，司空完颜襄说：“今诸（色）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25]。” 说明金朝中期以后，女真的衽发之制已经通行全国。至于范成大所见的“戴冠者绝少，多绾髻”，已非原来的女真男子发式，而是由于中原地区气候、环境不同，并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中相互影响、融合的结果。

六.强制移民“实内”
金统治者把金源肇兴之地称为“内地”即上京地区，金太祖、太宗、熙宗三朝把内地作为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加以重点经营。在灭辽破宋战争过程中，为削弱燕地和中原汉族、契丹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也为了弥补“内地”劳动力之不足并提高生产技能、发展经济，曾不断强制“富强工技之民”和农民迁往“内地”。金军攻破开封后，曾“押工役三千家”[26] 北归。金世宗主政后出于军事目的继续执行“实内”政策，向东北地区移民。大量汉人被强制迁徙到“内地”后，除个别头领外，大多身份下降，多数人充当猛安谋克户的奴隶，承担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家内劳动，民为统治者的官奴。有的虽独立门户，但他们往往艰苦不能自存；有的“乏食至鬻子者”，“贫而卖身者”，纷纷沦为奴隶[27] 。移民实内政策使大量中原汉人背井离乡、降为奴隶，是极大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几十万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进入落后的东北地区，遂使劳动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与契丹、奚、女真等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注释
[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炎兴下帙六《赵子崧家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0页。
[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庚申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7页。
[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建炎四年十二月”，第744页。
[4] 《大金国志校证》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第113页。
[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七“绍兴元年九月”，第854页。
[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七“绍兴元年九月”，第854页。
[7] 《大金国志校证》卷一○《熙宗孝成皇帝二》，第152页。
[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九靖康中帙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9] 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请康稗史笺证•呻吟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9页。
[10] 《金史》卷七十七《宗弼传》，第1756页。
[11] 《金史》卷七十《石土门传》，第1622页。
[12]《金史》卷八十二《乌延吾里补传》，第1837页。
[13] 《金史》卷七十二《彀英传》，第1663页。
[14] 《金史》卷八十《熙宗二子传》，第1797页。
[15]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第1038页。
[16]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二》，第1064页。
[17] 参见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18] 金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卷一○六《枢密院千谕两路指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6页。
[19] 《大金国志校证》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第84页。
[20]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二炎兴下帙三十二引《金虏节要》，第960页；《大金国志校证》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第84页。
[21] 《三国北盟人编》卷一一五炎兴下帙十五引宗泽奏对，第844页。
[22]《大金国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第100页。
[23] 《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三《海陵炀王上》，第186页。
[24] 括号内文字系据陈学霖先生所引《永乐大典》卷11951补裰。
[25] 《金史》卷三十五《礼志八•本国拜仪》，第828页。
[26] 《靖康稗史•南征录汇》，第174页。
[27]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第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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