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汉民族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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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国，在中国什么时候汉族有过特权？只要考察一下古代就可以了。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期的汉民族处境不言自明。除了元蒙帝国的情况和众所周知的满清屠杀镇压外，再略举一例以说明问题。五胡十六国时入塞的游牧民族对汉族任意虐杀。北齐奠基者高欢(鲜卑化汉人)能得天下除凭藉北方六镇鲜卑流民外，还靠山东大姓高氏的武装力量。但即便这样，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欺压仍非常厉害。有一次，高欢的一些部将们在议事，其中高氏大族中最勇猛的将领高敖曹也在座。这时有校尉进来报告说，河水突涨，治河役夫溺死甚多，怎么办？在场的鲜卑人将领刘贵竟说：“一钱汉，随他死！”意思是汉人的命只值一文钱。高敖曹听了大怒，拔刀要砍刘贵。众人力劝方止。当着高敖曹的面鲜卑将领都敢如此贬辱汉人，可想而知平时汉族民众被草菅人命到了何种地步。
　　
　　  中国历史有确凿文字记载的有两千八百多年。自秦汉统一中国，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则为两千两百多年。在这此历史期间，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岁月是非汉族对中国全境或部份实行民族统治。汉民族，尤其是汉族普通民众遭受着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自不待言，那么另外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岁月又如何呢？
　　
　　  汉族人当皇帝固然不会明令把汉族人列为下等——因为无论怎么说，皇族本身亦属汉族——却也引伸不出“大汉族主义”。汉族的中原王朝对境内外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去考察。一是中原王朝弱势期，二是局势相对稳定期，三是中原王朝强势期。中原王朝弱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比重，汉初、晚唐、两宋、明末均属此类。
　　
　　  弱势期的中原王朝对咄咄逼人的塞外游牧民族大都采取割地、赔款、和亲等方法以取苟安。两宋最为典型，而晚明却较另类。由于明季有宋亡之鉴，士大夫阶级中主战派成为主流，再加上毅宗刚强的个性，使弱势的晚明仍对强敌采取抵抗态度。但无论如何，弱势的中原王朝，亦即弱势的汉民族与“大汉族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中原王朝为支付巨额的赔款、岁币必然向汉族民众征收更繁重的税赋。正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从而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

      在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烧杀掳掠下，无力抵御的汉民族进入了绵延千年的屈辱受虐和苍惶离难。从西晋到南宋，部份汉族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苦求生存，遂扶老携幼举家南迁。路途遥远、风餐露宿、疾病袭击、野兽侵害，多少人到毙路旁，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逃难人群从黄河到江淮，从江淮到钱塘。再越五岭过梅关直至滨海、雷州，从而形成汉民族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

      游牧民族南侵开始并不以王权转移为目的。其目标就是烧杀掳掠，即使没有进行反抗或已正式投降也逃不过被屠杀的噩运。如1630年满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时就把城中已投降的汉民和明庭官吏全部屠杀，(仅孟乔芳等三人幸免。孟乔芳后官至陕西总督，为清庭平定西北立下汗马功劳)。如1642年松锦之战后，皇太极下令对这两城中除属祖大寿族系者外一律屠杀。一时间，毫无反抗力的汉人民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和平善良的汉族黎民根本没有冒犯过北方游牧民族，而他们被后者惨无人道地掳掠屠杀则纯粹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成吉思汉的名言为此类暴行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令其亲属痛不欲生，再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
　　
　　  局势相对稳定时期，两汉的大部、中唐、中明均可属之。这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不至割地赔款但大多也以柔性方式取得安宁。主要作法有和亲及进贡回赏、开边马市。把公主或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番王，构建姻亲关系以消弥或减轻、延缓游牧民族的入寇。进贡回赏亦以此为目的。让少数民族的酋长带少量土特产进京纳贡，然后回以重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也可使强悍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中获取物质利益，使并无入主中原大志，只以攫取财富为欲的酋长们乐乎其中。为了让更多的游牧民族中的一般民众获得所缺的生活用品，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办一些榷场马市。此举也使汉地得到所需的马匹、井盐之类。进贡回赏的花费终究还是会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尽管它不及赔款岁币那样沉重。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唐局势相对稳定。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获大掠京都作酬劳的回纥，在肆意欺侮、压榨唐王朝几十年后终究因内乱和黠戛斯十万精骑的攻击而崩溃。当回纥部众解体衰微之时，唐王朝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反而以德报怨伸以援手。回纥散众分几支逃亡迁徙。奔西域的一支便成为当今维吾尔族之先民。南下唐境的两支得到唐王朝的善待。一支唐安置他们在振武、天德一带。给米二万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支迁居河西甘州一带。唐送其绢一万匹。由此可见唐汉民族的宽厚淳良。
　　
　　  中原王朝的强势期当数又如何呢？检视史册可知，这个强势期相当短暂。散布在两汉、盛唐、明初的强势期相加也只占中国信史的十分之一左右。其所谓强势，是中原王朝对寇边的游牧民族出击并能取胜。这似乎有残暴的嫌疑，故须探讨之。

　　  首先应弄清的是中原王朝的出击是什么性质？中外历史上民族、部族、国家的出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部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东征直至纳粹德国的东征，从大流士的西征到成吉思汉的西征直至大和武士的西征，都是以侵略征服的形态出现。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王朝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出击则截然不同，它不是以侵略征服为动力，而是自卫反击。是在以岁币和亲等方式都不能获得安宁后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所谓“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两汉击破匈奴、盛唐打败突厥的由来与经过都为稍懂中国古代史的人们所熟知。明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恢复华夏后对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穷追。朱棣经“靖难之役”即位后亦无伐北之心。他致书元主说“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元主竟将明使斩杀，朱棣大怒之余，忆及两宋惨祸。深知塞外游牧者终为华夏大患。委曲不能求，长痛不如短痛。遂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时毅然举兵北击。十四年之中，朱棣五次率兵亲征漠北。最终病逝征途。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有明之初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由此可知，无论两汉袭匈奴、盛唐破突厥、明初击残元都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
　　
　　  其次，还可以检视一下中原王朝反击战取胜后的后续动作。这后续动作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反击完成后势力基本退回汉境。如两汉之对匈奴，明初之对蒙古。二是留有屯田军和建立象征性政权机构。如西汉所设西域都护，唐所设安西、北庭都护府。西域各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而仍自理政事。三是建立较正规的行政治理。如明季之于满州。有明一代，汉人大量移居辽东。至明万历年间，辽境汉民已数倍于女真，并建立了数十个直接受明庭治理的城镇。明庭还在东北全境建立了两百多个女真卫所，任命女真酋长治理之。这三种形态都说明中原王朝没有在反击战取胜的区域里建立民族压迫统治。善良的汉民族是以文明吸引别人的。

　　  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又如何对待呢？无论是两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还是盛唐内附的东突厥，中原王朝都善待之。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汉和帝时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初唐灭东突厥后，得降众十多万。如何安置这些昔日烧杀掳掠的人群，唐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一种主张是使回漠北。因“留之中国，有损无益”，“他日将成心腹之患”。另一种看法是，驱回原处，于情理有悖。而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如善待归降之众，晓以教化经年，则可变唐民，何患之有？故亦宜徙于中国边境各州。游牧农耕任其所愿。唐太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如此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入寇得势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疯狂掳掠真有天渊之别！
　　
　　  此外，中原王朝又是怎样对待西南方各农耕少数民族的呢？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固然未必全部确实，但也反映出汉族对西南少数民族以文化融合为主而不以武力征服的方针。云贵和广西一部系在两宋和明代逐渐正式并入中国。中原王朝在那里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对这些州的少数民族不征或只征象征性的税赋。而沉重的税赋历来都是落到汉族民众的身上。“羁縻州”的知州、知县由当地酋长担任。谓之“土官”。而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则从两宋到明季以至清代才完成，其过程长达八、九百年之久。可见中原王朝奉行的是以怀柔驭蛮荒的国策，并无以大汉族去强行压服少数民族。更与满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企图以血腥手段同化汉族的政策有天壤之别。
　　
　　  汉族正式形成后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中，汉族民众从来没有拥有过象金国猛安、谋克户的女真全民统治权、元蒙四等人制的蒙古全民统治权，和满清八旗的满洲全民统治权。

　　  汉族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对民族关系的见解与典型论调大相径庭。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两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
　　
　　  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未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然而再隔四百多年到了中唐的番将作乱时，就再也没有匈奴族的动静。这就是说匈奴族已彻底融合于汉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