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骨为刀以及残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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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骨为刀以及残肢令


??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读完陈青云先生的《残肢令》，小说描绘了一把古怪的兵刃，长仅尺半，尖端作宝剑形，一边是峰利的刃口，另一边呈锯齿，作为惩罚主义的利刃，它令仇敌肢体翻飞，木桶一般散架，展现了极端的暴力。这种来自国家专政机器的轰鸣灵感，不是草莽民间的快意恩仇，而是独裁者钟情的罪与罚。怪刀如镜，也叠印出了那些“挥刀自宫”者的利己/利他的铺路石螺丝钉马前卒形象。
　　
　　
　　
　　多年前，偶然读到泰戈尔的短诗：“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就请拆下你的肋骨/点亮作火把/照亮你前行的路……”当时猛然惊秫，如同冰渣在焰口飞溅蜡一般的水汽。此诗在中国的际遇十分奇特，俨然已经成为“拆下肋骨作火把”的思想家顾准的“专名”，是黑暗年代唯一的光源。比这稍早，1895年高尔基创作了浪漫短篇《伊则吉尔老婆子》。“丹柯”是伊则吉尔最爱讲的故事，“丹柯”用手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那颗心正在燃烧。整个森林突然静了下来，人们全都惊呆了。族人像着了魔似的跟着他。森林也被感动了，树木在他们的前面分开，让他们通行，而后又在他们的身后合拢。如此凌厉的描绘，为什么人们着迷于泰戈尔的肋骨，而漠视于高尔基的心脏呢？丹柯那“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的话语，石头一样敲打我们的现实。正如伊夫•克莱因迷恋火的感觉与神圣而进一步逼近火焰：“我坚信在空之心一如在人之心，有火在燃烧。”这样的火，已经退掉了“形而下”的焦灼与激情，遁入纯思的空门了。知识人喜欢，我则有些敬而远之。
　　
　　时间如过火的灰烬，从来不曾让我想到复活，因为灰烬不过是火的睡眠。肋骨是顾准的，枪刺一般支撑喑哑的时代，火焰让暴力失去耐心。我感动，但无力在这灰烬里多想什么。2007年，受重庆一出版公司委托，我接手了一本文化论著的写作，展示古代侠客的本事与轶事。我系统阅读了2个多月的资料，也许用力太大，经常想吐。梦中经常是那些轶群绝类的侠，不是用刀，而是用他们的骨头，敲打我的天庭，骨头折断，天庭破裂，最后在一个轰毁的噩梦里同归于尽。书名反复挪移，最后定为《拆骨为刀》，蹈袭了泰戈尔的诗意，但凸显了我的意图。
　　
　　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就像一条条没有手柄的断刀，在全力递出去之后，就没有考虑收回。稳妥、保全、默生，绝对不是他们的事，那是儒生的事，是君子大人们的事。六人中，只有专诸、聂政手刃了仇敌；要离、豫让则以空前的忠义感化了对手或圣灵，对手竟然自杀或暴亡成全了他们的失败；只有荆轲、高渐离是失意的，他们在逼近始皇咽喉之际，命运使他们丧失了准头。某天，我突然恍悟到，这六人中，要离、豫让、聂政、高渐离四人先后毁容、自残，这犹如电光火石的一击，我似乎看到了蛰伏在他们的刀刃之后的，那比刀刃更为决绝的东西。
　　
　　西方学者Favazza在他的《身陷折磨的肉体》中将自残定义为：“刻意的、直接的造成对于身体的伤害，而这个行为的目的不是想要造成自己死亡的结果。”研究自残的学者都达成一个共识：自残是自杀的对立面。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按照西方的自残研究谱系，自残不外乎包括几个向度：文化认同性自残和病态性自残。第一类涉及到宗教仪式以及惯习。在特定的文化中，在体表打洞就是文化认同性自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驱赶体内的恶魔或使已经生气的上帝满意。第二类即病态性自残。由“利他主义的自杀”演化出来的利他主义的自残，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利己主义的自残，勉强获得了学理上的自洽。手头可以佐证这个理论的例证，是北欧神话中的奥丁。
　　
　　奥丁是亚瑟神族的主神，两次英勇的自残行为人熟知。第一次是为了喝到智慧泉，奥丁苦苦哀求密密尔，为了喝到一口泉水，但代价是要奥丁的一只眼睛，奥丁取下自己的右眼抛入智慧泉内。奥丁喝到了泉水，得到无穷智慧。第二次是为了命运女神的一个预言，他把自己倒吊在树上9天9夜，最后树下浮现出了卢尼文字，卢尼文字是一种咒文，能显示无穷威力。奥丁后来把文字和诗仙蜜酒都传授给了人类。这就使我们发现，奥丁的自残体现了一种以小博大的计算，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气魄，更有“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的豪迈，这就是利他主义的自残吧。
　　
　　在中国古代的烈女、贞妇，为了表明守节的决心，戒荤腥、服粗布、足不出户、蓬头垢面，在短时间内可以抹去二十年的韶华，甚至裁发、割耳、断臂、毁容，无所不用其极，这在《列女传》中有大量记载，这可以算作利他主义的自残。至于那些为避免受辱而进行的自残，则既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身体毁了，但浩气长存焉。比起战争年代那些为逃避兵役而剁断手指或开枪自伤的男人，烈女们没有他们“聪明”，她们似乎都是卫道士培育出来的花朵，却比这些男人更有血气。
　　
　　中国历史上最为凌厉的人物，莫过于聂政。聂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前对自己实施毁容的人。
　　
　　聂政成功刺杀侠累后，眼见局势一片混乱，聂政血勇大吼，力杀几十人，随后自己用剑划破脸皮、挖出眼珠、割腹、挑肠而倒地。这不仅是一个为“知己”复仇的过程，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义的举动——那就是一诺千金。这也是侠者的特异之处，必须排除亲情、至情的干扰，一旦决定把性命交出，就不会考虑收回！“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史记•刺客列传》）简捷的语言，朴素的语气，道出了一个血性男儿最真实的想法，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父母在，不许友以死。”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和严仲子，不惜“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不但体现了聂政的血勇，更体现了他的精明。自然，更让人感叹的是他的姐姐聂嫈：“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而死政之旁。也许正是在一个纷乱的流血年代，产生了这样简单而决绝的人物，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真实而简单。
　　
　　在西汉时，割耳剺（lí）面就曾作为自杀方式而被民间继承，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对此提供了图像学证据。在我看到的画像石上，聂政右袒露出胸腹，左手掀衣，右手持剑刺入腹中。彭卫先生在对汉代的自杀现象进行讨论时曾指出：“汉代的‘自刺’就是《史记•刺客列传》所描写的聂政‘自屠出肠’的自杀方式，类似中世纪和近代日本武士的切腹。”又说：“东汉一代再未见到自刺的例子，说明采用这种方式自杀已渐成绝响。”（彭卫《论汉代的自杀现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57页。）事实上，这种方式在东汉后并未断绝，到隋唐时期又频现于史籍之中。
　　
　　问题在于，自杀的原因，毁容的原因都很清楚了，为什么聂政要采取“挖出眼珠、割腹挑肠”的独特方式？这不是在增加自己的痛苦么？难道仅仅是毁容、自杀还不够么？他难道要把所有的身体之痛翻转出来，以血肉来“追还道义”？或者说，聂政是企图以无休无止的疼痛，还洗刷自己杀人的“污秽”？最后剩一具血肉模糊的躯壳，去盛满属于自己的忠义？！好在这样的“痛苦追加”不是个案，更为特殊的是要离刺庆忌。
　　
　　庆忌坐在船头，“细人”要离手持短矛侍立其后，突然一阵江风迎面扑来。风如同杀气，猝然把要离吹起。瘦弱的要离顶风起身，黑鹰一般打开了翅膀，突然收拢，借助风势，以自残后剩下的独臂猛刺庆忌。但庆忌伸手把要离倒提起来，重重抛向江涛。要离游回船边，再次被他提起，抛出去，就像是在扔一条死狗。如此三次后，哈哈大笑的庆忌把要离提起来放在自己膝上，笑着说：“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刺我！”左右卫兵举刀朝欲杀要离，庆忌摇着手说：“真是罕见的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掉两位天下勇士呢?还是放了他，我成全他吧!”庆忌自刎，轻轻倒在船板上，就像沉到了酒坛底部，他伤口涌出的血，酒一般在反刍往事。他的左右准备释放要离，但要离不走了，他说：“我有三条罪不容于世。为给国君做事而牺牲我的妻子，不仁；为新国君而杀故国君之子，不义；为了成别人之事，而使我残身灭家，不智。有此三罪，何面目立于世啊！”言罢，投身于江。船夫却把他捞出水，要离问：“为何救我？”船夫说：“你回国后，必有爵禄，何不去接受？”要离惨笑了：“我不爱室家、性命，何况爵禄？你等带我的尸体归国，可取重赏。”说罢，他夺过了随从的佩剑，一剁一划，砍断双足，最后一剑，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吴越春秋•要离刺庆忌》上说“要离乃自断手足”，已经是独臂之人了，如何再行自断手臂？这显然有抵牾。
　　
　　因羞愧而自杀，但为什么要首先砍断自己的双足呢？所谓人恕之而不自恕，人救之而不自遣。我想，区区自杀已经不足以偿还了，他渴望疼痛的惩罚，他渴望垂落到痛的最底部，来追加自己的三重歉疚：对知己，自己没有手刃仇敌；而仇敌以自杀来成全自己，唯有倾干皮囊之血，才能回报这仇敌的知遇之情；由于事前实施苦肉计，那被自己烧死的妻子啊，又该如何偿还？还有，那条被自己砍下来的手臂，是否也握紧剑柄，在黄泉等候自己的到来？一个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人，对不起知己，最对不起仇敌的侠士，唯有沉到苦海里，无岸无涯，割断前世与来生，痛饮自己的血，维系永生永世。
　　
　　一个人不惜牺牲妻子生命、自残、直至自杀的结局，想得到什么？要离刺杀成功后，他能得到什么？名声？尽管一些人，就是为名而活着的。但一个“细人”，为什么苦苦渴望名垂青史呢？要离答应了伍子胥，答应了阖闾，他必须去践一个诺！我想，如果他答应了庆忌，他同样会一心去实践。要离用血勾勒出了一个区域，并拆下自己的骨头为刀，在践诺之后，又用骨头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他跌进去了。
　　
　　他用自断双足的方法，使那只“鹰击于殿”的大鹰，死得只剩一条翅膀。所以，要离在砍断自己手臂时，与其说是把手臂抵押给了阖闾，不如说是为阴谋计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在他后来砍断双足的时候，他就至少把两条腿，送给了庆忌做礼物。然后，他割肉剔骨，还了他欠的所有孽债！这让我想起《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里的话：“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鞭还鞭。”要离的骨与肉，就这样裂开了！临死前，要离对庆忌的手下说：“我不爱家室性命，何况爵禄？你等带我的尸体归国，可取重赏。”他希望自己的残肢，为众人换取回一点报酬。心计如硫酸，早已经把心智肢解至此！一个“细人”，一具残肢，只能做这么多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送伍子胥渡过江的渔父，赠食物给伍子胥充饥的濑水浣女，他们救了伍子胥，先后自沉于长江、濑水之中，这些都是用死，来践义的诺！这一种践诺的血气，成为了吴越之地最深的根。
　　
　　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读完陈青云先生的《残肢令》，小说描绘了一把古怪的兵刃，长仅尺半，尖端作宝剑形，一边是峰利的刃口，另一边呈锯齿，作为惩罚主义的利刃，它令仇敌肢体翻飞，木桶一般散架，展现了极端的暴力。这种来自国家专政机器的轰鸣灵感，不是草莽民间的快意恩仇，而是独裁者钟情的罪与罚。怪刀如镜，也叠印出了那些“挥刀自宫”者的利己/利他的铺路石螺丝钉马前卒形象。由于有这样的启示录，清末革命志士徐锡麒成功刺杀满清大员恩铭后被捕，刽子手先用一把铁锤，将徐的睾丸砸碎（据说此刑为所有惩罚中最为惨剧），然后剖开了徐的腹腔与胸廓。有一则笔记说，此时的徐锡麟口中仍在“啐血吟诗”。刽子手的一双血手将徐的心脏摘取而出，交给巡抚府厨房，被炒成几碟莱肴，供卫兵们下酒啖尽！时年徐锡麟年35岁。徐锡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被体制“吃”掉的人物。辛亥革命进程中，以徐锡麟之死最为酷烈。在这血淋淋的过程里，专制权力放之于人的身体政治，同时得到了最为狰狞的展示：不但要徐锡麒受完“活死罪”，而且要让他来生也是“无根”的怪物。有什么样的可以想象的痛苦，就有什么样的酷刑。酷刑的实质，是通过给他者施加无法忍受的痛苦来达到维持威严或教化目的。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成都科甲巷受刑的石达开。
　　
　　“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巳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任乃强《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石达开及其另外两部将韦普成黄再忠则“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痛苦被一条条割下来的肉予以量化和细化，这些惩罚是否达到了的目的？同盟会数十次前赴后继的刺杀并未被遏制，直至清廷终于被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徐锡麒、石达开以自始至终的“啐血吟诗”和坦然，拒绝了国家机器渴望出现的呼天抢地、屎尿乱流。其实，他们早就在内心完成了这样的自残仪式，他们已经痛过了。“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的话，基本上就揭示了所有答案。他们完成了一场预谋甚久的较量，垒积的硬度和锋利已使他们不惮于寻常之刃了，两刃相逢硬者胜，那些丰满的火花落地生根，照亮了侠者的骨头，是鲠在温软儒家文化咽喉里的骨刺。可是，他们还想剖开自己，把藏匿在骨殖中的芒刺全部发射出来……
　　
　　拆骨为刀的大侠，以自残来追还道义、以巨大的痛苦来触摸生命底部的行为，构成了横亘在历史天空的自残情结，不是西方学者所能规划的。为什么如今的知识人老是为“坦特洛斯的痛苦”“西西弗斯的痛苦”而絮絮叨叨呢？哦，有人说，那是形而上的痛苦，含有启示录之秘，与身体之痛不是一个量级。我不一味反对这样的体认，如同海德格尔所言“最不抱希望的时刻，痛苦常是意外的宽慰。”但身体之痛甚至一直就是支撑侠士们活着的脊梁与死去时的斗拱，是他们的居所。但是我从来坚信，一个软骨症患者，即使上演一番拆骨的“形而上”之秀，他抽出来的，多半是一根牛皮菜。于是，很多人就跟着形而上起来，不料却跟着栽进了体制的裤裆……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以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置身余秋雨、于丹、易中天口灿莲花的现实中，去重温侠者的决绝，尤其是面对那些“正义”的口水阵，我的反刍就如同呕吐。胆汁由黄变绿，由绿变黑——那是我体内的黑铁么？
　　
　　2007年9月25日中秋节
　　
　　
　　
　　——《青年作家》2007年11期“身体政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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