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最后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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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后的疼痛
　　一
　　我的回忆首先触摸到的应该是2007年4月6日，也许还可以更早一些，但我只能从我最初的感知的疼痛开始，我知道我所感知的疼痛要比母亲的疼痛短得多，甚至不值一提，但我只能从这一天开始，在清流如梦的泪水中向母亲的疼痛回溯靠近。
　　 2007年4月6日，那个叫黄铁明的乡村医生打电话给我，他是给母亲诊断完病从我的家出来后用他的手机打长途给我的，我急忙摁了电话打了过去，他电话里有些语焉不详，似乎有很多的顾虑，但最终我听明白了，母亲出现了肝腹水，而且下肢浮肿厉害。当时我的脑子里就浑浊一片，眼泪就溢了出来，我赶紧给父亲打电话，叫尽快送母亲去医院，我随后就回来，并在电话里安慰了母亲，母亲出乎我意料的是同意去医院！我不知是他听说我要回家还是因为病情严重让她无法忍受才这样同意的。如在往常，母亲是不同意去医院的，就是她生我们几个孩子每次都大出血生命垂危时也没有要去医院。对于穷人，最怕的不是病而是花钱，虽然家境已好，但几十年这样的节俭已形成了习惯，就是有个病疾也是不告诉我们做儿子的，只是用经历了无数风雨与坎坷的身躯抵抗病魔。母亲那么情愿甚至有些迫切地要去医院让我的心更是揪在了一块，我忍住泪安慰母亲，母亲声音宏亮反过来安慰我，这更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挂了电话，我的女同事见状一边安慰我，一边关了办公室的门出去了，她不想防碍我的哭泣，不想面对一个满面泪水的男人的尊严，我似乎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母亲会离我而去，当时只是想接母亲来城里享几天福的愿望虽近在眼前却难以实现了！现在想来我是多么自私呀，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在这个时候还为自己愿望的无法实现而悔恨，而自责，其实我也无法分清自己的泪水里还有些什么，但潜意识应该是母亲将会离我而去，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此前，母亲经检查是骨刺，腰间血突出，年前我曾让弟弟回家去看，并带母亲走了当地的几家医院，皆说是老年常见病，没有好的医治办法，我只好在乌鲁木齐买了好多药，同时还邮寄了一些感冒药，尤其是治肺气肿的药。我只知道母亲三天两头会感冒，一感冒就咳嗽，尤其是冬天最为难熬，但我压根儿没想到母亲会得肝腹水（或者后来的骨癌），以至于真的离开我们。我觉得自己太年轻，还不能没有母亲，我的精神上的原动力就是母亲，至少是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一切对名利的追逐都是为了母亲，都是为了取悦母亲，为了让母亲在亲戚或村里人面前能有一点儿尊严（然而当我在病中的母亲身边时，我才知道母亲的尊严与面子不是我给予的，我再次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悲伤与惭愧）。
　　 我不清楚自己那么伤心的哭泣时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人在远远的嘲笑我的无知，会不会？悔恨有什么用？我想我应该呆在那个小城市，做一名小编辑，过一种平静而平实的生活，并将父母接到身边来，给他们端一碗饭也好，帮他们洗一件衣服也好，让他们在城里头生活，与小孙女一家人共享天伦，而不应该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举家迁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过那种表面上荣光而实际上上简陋的生活，过那种不能与父母团聚只能在电话中聊以自慰的生活。我明白有些事现在不做就可能永远做不好了，但我还是希望在这个大城市买一套象样的房子，再接父母来享几天所谓的福。
　　 在那个小城里生活的时候，母亲曾来住过两个月时间，皆因牵挂父亲不会做饭，牵挂地里的庄稼，放心不下那几只鸡而匆匆地回去了。现在想来，我是多么愚笨而自私呀，母亲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她爱那里的一草一木，那几间砖房里的瓶瓶罐罐箱箱柜柜，一针一线，一粒米一根柴，那方洒满如雪一样明亮阳光的小院，那才是她的真正的家呀，是她自己几十年辛勤经营梳理的家呀！我这个儿子可以视她的家为自己的家，而我们在城里的这个蜂巢一样的楼房却未必能成为母亲的安乐窝，自己吃的所谓的特优大米与面粉，调和油、菜店里买来的有着农药味的反季节蔬菜未必是母亲所喜欢的，以及噪音，以及汽油味，以及拥挤的公交车，未必是母亲能够忍受的！我怎能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孝心而无情的将母亲从她的家中赶出来呢！为了所谓的幸福而要让母亲适应城市的生活呢？我的房子装修再精致，再宽敞也不及那个充满阳光与鸟鸣的小院，那几间檐前挂满金黄玉米与经辣椒的简陋砖房，城市的公园再多清新迷人也不及大山大沟里来得亲切自然，城市再繁华不及麦草垛前的闲人摊摊让母亲尽兴与舒心，不及在充斥着各种叫卖声，各种小吃的戏场里让她感到畅快。
　　 而现在母亲连这些幸福也许都享受不到了！
　　 我给父亲的卡上打了三万元，便动身往回赶。来乌鲁木齐这三年来，我一直渴望再回家看望母亲，本打算今年春节回去或接母亲到我的新房过个年，没想到我却要以这种方式这种心情回家。我对肝硬化这个病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我能从黄铁明的话语里听出一些让我不安的东西来，母亲虽然已送往医院，但我一路上还不停地联系医生，联系所有能帮上忙的人。县ZF办公室主任尚高明与我仅一面之缘，我抱着试试的心理给他打了电话，当时他在西安参加西洽会，我明白他这个角色工作的繁忙程度，他还是在百忙中给我联系好了医院、主治医生和环境较好的病房。火车虽全速行时，但我仍觉得太慢，我恨不得生了翅膀飞回去，两天一夜我无法入睡，脑海里怎么也想不清母亲的样子。弟弟年前回家给母亲照了几张相，照片上母亲脸色紫灰，斜着身子端着半碗面，伸出筷子夹菜的动作显得十分困难，显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在此之前我还侥幸想借助我汇回去的那些药物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我太耽于幻想了，母亲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腰腿疼痛难忍，夜夜无法入睡，吃不上饭，最终导致了肝病加剧恶化。
　　二
　　 下车后打的迫不急待地赶往医院，一进病房，见母亲斜靠在病床上，身后是一床从家里带来的花被面被子，母亲的脸瘦得可怕，显得可怜而无奈，一见我母亲的泪一下子溢上眼睑，我不能在此时抱着母亲痛哭，虽然心内难受，但我不能让母亲更伤悲，不能让母亲感到她的病情是多么的严重，是的，我不能这样，我只是注视了一眼母亲的眼睛，然后就如往常回家一样，显得高兴的样子，轻描淡写的，也十分的镇静，这似乎让母亲的眼泪有些失落。也许她应该为儿子的归来，应该为心有所依因激动而流下泪水的，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母亲的眼泪。年轻时由于与父亲不和，加之家境困难母亲没少流眼泪，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太多的难以抹去的痛苦回忆，只是在我们大一些后加之我离开家到外谋生再没有见到母亲的眼泪，但的确就是在梦中我也是经常梦见哭泣着的母亲的眼睛。父亲坐在病床前的一把小椅子上，见我进来，起身问我，我赶紧让他坐下，相较而言，母亲老得太快了，出乎了我的想象，而父亲似乎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看上去精神不大好。其实这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母亲患的什么病，我曾电话中叮嘱医生不要告诉母亲病情，从父母茫然的眼神中我感知到他们还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及后果，我放下行李，取出临走时顺便买的一些水果饮料小吃一类的东西，拿给母亲与父亲吃，这时我才发现母亲脸上有了和悦的表情，她不时的打量我，说我胖了，并不由自主的伸过手拉住了我的手，我顺势就坐在了母亲的身边。
　　 此后近一个月的日子里，母亲每天输液五瓶，每天打白蛋白4克，最后每隔一天打6克，母亲的两只手背被针扎的到处是血痂，几乎无处下针了，每次扎针护生发愁，母亲更是发愁，有几回反复左右手扎了几次。扎好针液体一滴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母亲趁我出门时就将流速调大了，她实在是坐不住，有时药里面加了速尿，每隔十分钟就要小便，由于腰腿疼，母亲坐的体位稍有不对就疼痛难忍，我回来之前的两个月里，听父亲说母亲几乎没有躺着睡一晚上觉，一直是斜靠在被子上等待天亮。父亲说的时候母亲就打断父亲的话，故意说些其它的事，不让父亲继续。由于小便次数增多，母亲的疼痛就显得十分剧烈，最后不得不打曲马多，我让母亲在病床上小便，母亲执意要下床自己拿了吊瓶去卫生间，而且不让我跟进去。
　　 现在说什么悔恨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要说如果，那就太多了，对于母亲的骨病，也就是腰腿疼的病，或者说所谓检查出来的骨剌或腰间盘突出等病我并没有太重视，我想肝病才是首要的，而且几个主治医生也是这样说的，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疏乎的地方出了大问题。我无法想象的是，县人民医院的所有先进设备都对母亲进行了检查，也没有查出有癌细胞的痕迹，我庆幸并大胆地安慰母亲，母亲也似乎看到了希望，情绪好了起来。
　　 在医院里，母亲每隔一周要进行化验、B超、CT等，上下楼极艰难，我几次要背母亲，母亲都不愿意，都强忍着巨大的疼痛进行检查，几次我看见她疼得腿直打颤，躺下去无法翻身，用力地抓床角，头上直冒汗，我就不顾一切地去扶她并叫医生停下检查，我恨不得能替代母亲去忍受这种病痛。
　　 母亲的疼痛的右腿一直发凉，我只好每天挨着她的腿坐一会儿，用我的腿给她的腿取暖，这样做似乎很灵验，母亲的腿能很快热起来，而且疼痛的症状就减轻不少，晚上母亲也要我睡在她身边给她暖腿，我担心挤着母亲了让她睡不好，只好等母亲睡着后悄悄地下床睡在我临时找的一张小床上，可我刚一下来母亲就醒了，我想大约是因为疼痛，也许压根儿母亲就没有睡着。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水肿症状全消退了，而且也能吃进饭了，每天早上可以吃小半碗豆腐脑及一碗汤面片，有时也吃点饺子，还有别的，我见她吃得很香，十分地高兴，刚开始的几日，我让母亲吃三顿饭，每次我都问她想吃什么，她总是说你买啥我吃啥。我想，只要母亲想吃的，凡是县城能买到的，无论花多少钱都要买给她吃，但她似乎对吃并没有多少奢望，大概是胃口不太好，我买了好多水果，她也只是尝几个，大多都现场分散给来看望的人，有的还要给一些亲戚带走。有些水果比较贵，我也舍不得吃想留给母亲慢慢吃，但母亲并不在意，对于那些叫不上名字的珍希水果基本上都送了人。
　　 来医院看望母亲的人真多，有的年轻人出外打工临走时也要来医院看望一下母亲，有的带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有的没啥带的就炸了油馍或做了些凉皮来看望母亲。几乎每天都有来看望的人，这让我感到母亲的高大。
　　 本来我要给母亲买一双手镯的，母亲来城里的那段日子，我带她去看过首饰，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要，其实我知道母亲是嫌太贵。母亲却喜欢戴表，在我上初中时我不愿戴父亲买给我的电子表，母亲便带上了，母亲没有上过学，起先不会看时间，我便耐心地教会了她认数字，其实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要教会母亲识字的，想如果母亲识了字，能读些书那是多好的事啊，但这个心愿最终也没有实现。后来我工作后给母亲买过石英表，母亲认惯了电子表，又看不懂石英表，我曾再三地教也没有教会，但后来不知怎地母亲确无师自通了。其实我最后才明白，母亲最喜欢的不是手表而是手镯，那怕是一只玉石的也好，可粗心的我却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母亲的一双耳朵从小就扎了眼，可这个耳孔却空空地等待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一双耳环。我想给母亲买几件衣服，母亲说妻子前几年买的衣服还新新的，只是那双皮鞋在她水肿消退后显得过大趿也趿不住了，就这样母亲也不让我买双新的说家里有鞋呢，不叫我胡乱花钱。
　　 每天的医药费都在800元以上，我一直隐瞒着母亲，有一次当我不在时母亲问护士，那位护士却说了实话，并夸奖她的儿子有钱、孝顺，这下让母亲不安起来，她心疼钱，她有些愧疚地对我说这次看病花了我不少的钱，将我的买新房的钱都花了，关于买衣服之类的事，说什么也不应允，就连吃饭也说随便，住了快二十天的时候，母亲几次催促着要出院，水肿消失了肝功能也正常了，B超显示腹内的积液也吸收完了，医生让多观察几天，但母亲执意要出院，她说我没有好好休息，回家后要休息几天。我还是坚持观察了几天，最后那几天我发现母亲能平躺着睡了，而且睡得很香甚至打起了鼾声，这让我不敢相信，我有些兴奋，想母亲的恢复地真快，父亲见此情形也十分高兴，他说母亲两三个月没这样睡了过觉了，一时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快乐的氛围中，我因此抽空见了我初中和高中时的几位同学，我一遍遍地打电话给远在新疆的妻子及弟弟，我几乎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样兴奋，而且显得轻松了许多，似乎艰难与困苦全过去了一样，我们的兴奋几乎将母亲的骨病也遗忘了！这时候，妻子说要去香港，加上孩子病了，电话中娇弱地半天说不了一句话，母亲得知这些情况更不在医院待了，坚决要出院，无奈，在医生的嘱咐下，我们带了些药几乎是冒雨赶回了家。
　　 三年了，我顺着熟悉的土路打的很快就回到了家，在回家的路上我百感交集，故乡的容貌改变了很多，到处是苹果园，到处是新修的砖房，青绿的麦浪在风中翻涌，这那是我童年记忆中贫瘠的黄土高原啊！多么美的故乡，可惜似乎不是我的故乡了，路上有很多玩皮的孩子，我一个也不认识，只能从相貌隐约地猜测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谁。
　　 回到家，早有看门的邻居将炕烧了，也烧好了开水，只是桌椅上的灰尘没有来得及拭。母亲一进门就开始安顿着喂鸡，招呼着闻讯来看望的人，我则忙着在院子里生了炉子做饭，并给母亲熬中药，一会儿就来了十几个人，让我有些招待不过来。来人抓住母亲的手问长问短，母亲笑着说病好了，来的人听了也高兴了起来，一时间整个房子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与亲切。我想母亲做为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没有什么显赫背景的穷人，竟然有如些的人缘，这让我出乎意料。父亲说平常来人母亲总像对待亲戚一样留吃饭，送东西的，加上别人家修房过事母亲因手艺好都去给张罗帮忙，所以结下了好的人缘，在病重的期间，邻居几个女人一块将母亲拉在架子车上去看大夫，给母亲做饭烧炕的……
　　 三
　　 但我高兴地太早了，是的，太盲目太想当然了，以致于忽略了母亲的疼痛，其实我应该知道，疼痛在母亲的体内仍在继续，自当出院回家后母亲又睡不平了，疼痛一阵一阵地袭击她。而我只是给她吃一些止疼药，这些止疼药也只是一般的止疼药，对于母亲的实际病情根本起不到有效作用。这时的我还无法真正了解母亲的疼痛真正原因，我只能相信检查结果，心想只要肝病不复发，骨刺也只是个小病，虽然疼痛，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另外我也无法深切地体会母亲到底有多疼，如果这个疼在我的身上，我也许会强烈地要求进行深入的检查，到更大一点的医院去，但母亲没有这样做。母亲只是忍受，她不但要忍受疼痛，而且也要忍住本能地呼喊与呻吟，只有这样才能不使儿子担心，才能让儿子放心地走。
　　 关于她的腿疼，她一直指右臀部的一个肿块，说这个肿块如果消散就可睡平，而医生则说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专家们会诊时也并未对这个肿块有什么特别的注意，有的说可能是炎症，有的还说会不会是先天就畸形，我虽然不太满意他们的诊断，但从他们对骨病的漠然我只能认为骨病不伤大碍，况我在网上也查了母亲的病症，也与医生所说基本吻合，所以就对她的骨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说句老实话，近一个月对母亲的照顾，我也有些想家，想妻子与女儿，加之这时女儿又病了，且医生给打错了药，出现了过敏症状，这让我忧心，加之妻子要去香港，就等我回去后出发。而我认为母亲的主要的病已得到了控制，在家吃药打针巩固应该问题不大，也能离开我了，所以就决定回来。当我将回程的日期告诉父母时，父亲首先落泪了，而母亲也眼圈发红，这个消息无疑给他们精神上是突然的沉重打击。父亲蹲在桌子前发愣，母亲的脸上有很无助的表情，这让我想带他们走，或者一直留下来陪在他们身边，但这毕竟不现实。我发现我的离开让他们感到无法承受余下来的生活，无法承受病痛、寂寞与思念，虽然他们并不老，家里也没有什么农活，不像过去要为一碗饭而辛劳，为一口水而下到深沟去挑，虽然家里有电话、有自来水，有积攒的几年也吃不完的粮食，有二亩多苹果园，加上我们每月会定时给他们的银行卡上打些钱，这些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实际上他们精神上遇到了最大的也是我们无法理解与体会的困难。他们将儿子养大成人，却无法与儿子相处，到了晚年他们生活中情感中缺少了必要的元素，这没有什么能够替代的，这比母亲本身的病疼更为可怕。
　　 但我还是狠心地走了，我动员他们跟我走，但母亲坚决反对，父亲想到母亲的病似乎有这个意思，但见母亲态度坚决，也安慰我说他可以做饭，可以照顾好母亲的，我也相信父亲是可以的。走的时候我给父亲留了几千元钱备用，母亲与父亲一再推辞，尤其母亲眼圈发红，总认为花了我好多钱，说这次病将我拉烂包了。我想就两万多元并不碍事的，但这对母亲而言几乎成了天文数字，因为在母亲的印象中挣几块钱都是要流几身汗的，何况几万元。母亲的样了显得愧疚和不安极了，那样子是她不应该花我么多钱，不应该拖累我，这让我难受极了。
　　 如果每件事能历经两次就好了，但人生的这种机率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不可能重复的，我想对人生而言，经验是多么重要啊，但我们往往只能听老人的经验训导，可有些事老人也没有经验，这让我们在好多事中显得盲目，以致于造成终生的遗憾……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母亲在我走后疼痛加剧了，又开始昼夜难眠，最后发展到无法下炕，父亲背着上厕所的程度。我也因此昼夜难眠，每天打好几个电话询问病情，这些电话让父亲更为忧心，尤其是母亲，一次父亲不在跟前，电话响了很快时间，母亲不知是怎样挣扎着下炕接电话的，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如往常一样宏亮，似乎跟正常人一样。我知道这是母亲故意装来的，她只是不让我担心罢了。最后还是父亲进门后接上电话才吞吞吞吐吐地说了母亲的病情有些严重，我安慰父亲，让再到县人民医院检查一下，可最后父亲，坚强的父竟然哭出了声，父亲哭泣的时候，我听母亲在埋怨父亲，说自己还活着用不着父亲哭哭啼啼。然而父亲的哭泣让我意识到母亲病情的严重性，我对父亲说要接母亲到乌鲁木齐来治病，而且找好了做这个腰间盘突出手术的专家。我提到手术，没想父亲与母亲一齐反对，他们说手术危险，加上母亲体质不好，担心下肢瘫痪。另外，他们听说手术后要在脊柱上装钢卡子，按老家葬礼习俗，人殁后就是镶的假牙也是要取掉的，不能有身外之物的。母亲担心她去世后要从体内取这个手术时装的钢卡子，晕对儿子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所以坚决不同意手术。其实这时的母亲也抱着一种决绝的心态了，这让我几乎快要奔溃了。但我还是决定，让弟弟悄悄回去将母亲无条件地接到乌鲁木齐，我要强迫母亲无条件地进行手术。我便打电话给弟弟，弟弟也是忧心忡忡，他告诉我父亲曾电话里说母亲疼痛难耐，向父亲索要老鼠药。我想不到疼痛让母亲生了自尽的想法，还是母亲不想再让儿子受累了？
　　 弟弟请了假回去后，我急忙收拾房子，因我在那个小城市有一套较大的装修不错的房子，来乌鲁木齐后单位解决了一套只有七八十平米的房子，我来时没有带什么家俱，都是在乌市的亲戚凑的，房子里简陋极了，我想年底我会买一套好一点的新房的，我不想让母亲住这样简陋的房子，这倒不是对她而言条件不好，而是怕母亲见我从原来那么好的房子里移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有些伤心。于是我只好去买一些简易的家俱来，尤其是给母亲买了一张好一点的床，一切都收拾的干净整洁，就等待母亲的到来。
　　 母亲是坐火车来的，虽然买了卧铺但三个人几乎两天一夜没合眼，母亲在坐车的途中腿又开始浮肿了，只是腹内不是那么肿胀。我不时地打电话给弟弟问母亲的病情，弟弟安慰我说没有大碍，母亲接电话时也是这样安慰我，但我又怎能放心的下呢！我不知弟弟用什么办法说服母亲的，只是在母亲动身前我让小女儿给母亲打了电话，教女儿说她十分想见奶奶，也许是女儿的这个电话起了较大的作用。我知道她太想念这个唯一的孙女了，她将女儿的照片放在显眼使自己能一睁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父亲说母亲无论多疼只要一看到孙女的照片就满脸笑容，就会不住地夸女儿多能耐，而听女儿在电话里唱歌几乎是屏住呼吸的。
　　 火车到哈密的时候，弟弟电话里指他的朋友买了强镇疼药送到了火车站，而她从小带大的对母亲的病很少问及的小舅舅只买了些水果上气不接下气地开车赶到火车站看了一眼母亲，看后电话里对我说母亲的样子还可以，对于他的冷漠我无言以对。
　　 火车到乌鲁木齐时下午七点，我早四五个小时就去了医院联系好了医生，并回家将晚饭准备了八成，推了轮椅在火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接上母亲。父亲先下的车，他的脸上是到一个新的地方的陌生感与不安，后面出来的是背着母亲的弟弟，母亲比我在时消瘦了许多，头发似乎白了不少，头脸显得瘦小不堪，目光中还是愧疚，但多了一份见到儿子的欣喜。我推上母亲，在一个火车站勤杂工的指点下向货道走去，还没到货道口，就被拦住了，那个女乘务员招呼来几个乘客帮我将母亲抬下了地下通道的台阶，母亲对帮忙的人说了好几遍感谢的话，从母亲的表情看，这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比真诚的。单位的车就停在停车场，是一辆较豪华的小轿车，司机帮父亲放好行李又帮我与弟弟将母亲扶上车，才慢慢地小心地开着回了我在这个城市的家。
　　 下车后，我背母亲上了六楼，起初，母亲不让我背怕把我累着，背上母亲时我感到她的身子出奇的沉重，我尽量的将腰弯成90度，让母样爬上上面舒服一些，上楼的过程中母亲还伸手抓扶手帮我上楼，伸手帮我开楼梯间的木门，她要尽一切可能地减少她给我带来的不便。我问母亲这样背腿是不是特别疼，母亲很坚定地说一点儿也不疼。
　　 母亲到了我的身边，让我的心稍稍地安了下来，表面上看母亲就是腿脚肿得厉害，似乎没有在老家时父亲说得那样疼，这让父亲也感到奇怪，说母亲见我后也许是有了精神才不疼的。母亲坐在床上就问女儿什么时候回家，我说她妈妈接去了，很快就到了，说着妻子与女儿进了门，母亲急着要起身被妻子扶住了，母亲伸手握住孙子的手显得兴奋异常，比三年来第一次见我还兴奋，当然这里头仅仅是兴奋，没有见我时的伤感与眼泪。
　　晚上母亲疼痛无法入睡，显得昏迷，不时地打盹，我守在身边，妻子不时地过来看，我催促她快睡第二天还要上班，她执意还要守一会儿，而我打算是明天一早就去医院给母亲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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