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异端的喉管与沉默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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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02年，在中国为明万历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在那一年的五一黄金周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五月七号那一天的子时，一个76岁的回族老人在明王朝的大牢里凄然捂着自己的喉管离开了人世。据说这位老人死去的过程其惨无比，在先一天趁侍者给他剃头的机会，夺刀自刎，毅然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在牢狱中“气不绝者两日”。这个老人名叫李贽——那个王朝的异端。
　　
　　在同一年的新教徒城市日内瓦，发生了这个城市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保卫战。参加保卫日内瓦的新教徒们大概不会忘记，就在五十年前的1553年，他们的领袖，也就是上帝自己都未必承认的干儿子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广场上用温火慢慢地烤死了一个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在基督教会处死异端者的历史中，割喉是经常用到的一种酷刑，比如阿涅斯.德.罗姆、维克托瓦.德.蒂沃里这两位最终被教会列为圣人的异端，就是被慢慢割喉致死的。而这一次，“善良”的加尔文意外地没有在刑火刑前割断这个尊敬的阿拉贡人的喉咙，因为他想要塞维特斯的惨叫能够穿透所有听众的耳膜和信仰的天庭......
　　
　　异端都是不怎么听话的人。李贽的不听话，是因为他居然在专制统治下提出了“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异端思想，要求个性解放，并且还公然在黄安讲学的时候招收女弟子。而他的《说书》《焚书》《藏书》三部著作，更是对这个社会的统治根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据说这些书在那时候都是异常畅销的，人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年代，说真话的书都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书。李贽在自己的于寺庙中编就的一部书《初潭集》中，借评历史痛斥封建理学家“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更绝的是他在《焚书》中对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氏兄弟和朱熹等人的痛骂，今天听来依然过瘾——“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
　　
　　塞维特斯据说也是个不听话的主。在上帝的干儿子面前，居然敢公然站出来反对“三位一体”说，这样坚决对抗的声音不仅让加尔文觉得大失脸面，而且意识到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就决定在那个十月的秋日公开把这个异端给红烧了。可是这一做法不但让加尔文以及他的宗教改革遗臭万年，而且似乎也没有达到震慑民众的目的。起码那个叫卡斯特里奥的斗士就敢于站出来呐喊——“什么是异端，谁有权利宣布别人是异端”“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在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自己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当然，敢于公然站出来充当异端的人总是少数，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舍得自己的喉管的。为了自己喉管的安全，只好拼命地假发声或者发假声了。于是，甘于做“哑羊”的人越来越多了。哥们，你以为闹着玩呢？那可是刀架脖子上的事。
　　
　　“哑”无非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敢说，二是根本无话可说。不敢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怕“祸从口出”，据说在唐人孔颖达的对《周易》中“颐”卦的释义中就第一次出现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之说，而钱钟书在他的皇皇巨著《管锥篇》中，更是将“口戕口”的历史追溯到了《大戴礼·武王践阼》中所记录的先秦古器物的铭文上。可见中国人“装聋做哑”表演之早。
　　
　　而无话可说的原因无非就是根本不知道，想说也说不出来。为了减少异端的出现，统治者们早就总结出了一套套的对付办法，其中最有成效的恐怕就是“愚民”政策。而这个馊主意的来源，就是来自我们那些在第一个轴心时代里最优秀的头脑。如《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道之”，《老子》第六十五章中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商君书·垦令》中的“民不贵学则愚”。试想一下，全是傻子的社会岂不正是统治者最希望的吗？怪不得钱老先生要哀叹了“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管锥篇〉第233页）
　　
　　而真正对“哑羊”处境最传神的形容，则来自佛教经典即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中——“钝根无慧，不别好丑，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默默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这样的形容是浸染着血泪的。苏轼就哀叹过自己不得不做哑羊的“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见〈苏轼诗集卷八·司马君实独乐园〉），陈寅恪晚年也说自己是“做过哑羊”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自我辈成年已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子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的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呢？”
　　
　　是啊，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呢？在黑暗的专制下，我们只能选择当哑羊，我们只能选择装傻，我们只能选择昧着良心说假话，我们只能选择把自己的灵魂扭曲了来适应那个畸形的社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可以说真话。要知道，喉管再硬，也硬不过锋利的刀刃；脊梁再直，也直不过闪着寒光的长枪。
　　
　　但是，异端之所有为异端，正在于他们敢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敢于以否定者的姿态出现在任何专制者面前，敢于为了真理与自由倘开自己的喉管。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就是“异端绝对不能用物质的力量镇压或者压制下去。异端是一种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尘世的火和水将其冲洗掉。”
　　尽管统治者依然强硬，尽管异端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但是异端的血脉依然在顽强地搏动，异端的喉管依然持续在发声。无论是沙皇斯大林的铁血，还是文革的暴虐，无论是希特勒的水晶之夜，还是红色高棉组织的头骨金字塔，异端的喉管在持续呐喊着，就象一道道划过夜幕的闪电一样光辉灿烂。
　　
　　历史记住了西塞罗，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更是因为他敢于直斥恺撒和安东尼的暴政，尽管他在63岁的高龄仍然被安东尼的杀手割喉暗杀；
　　历史记住了布鲁诺，不仅仅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更是因为他敢于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真理慷慨滔火，我们不会忘记他在临死前的呼喊“你们宣布判决我时的恐惧，也许比接受判决的我的恐惧更大。”
　　而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己的历史更应该记住那些为了自由与真理而倒下的那些背影更为熟悉，面容更加鲜活的那一个个异端们。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今天能言说的自由，能免于苦难的自由都是他们用喉管中的奔涌的热血换来的，是因为他们在我们前面承受了更大的苦难。
　　
　　一串串的异端的名字就象星星一样闪耀在黑暗背景下的夜空中，穿透时间的长河而依然耀眼生辉。
　　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指斥黑暗而象李贽，西塞罗一样被割断喉管而死的张志新女士；
　　我们不会忘记那个被男朋友出卖而迫害至死的美丽姑娘黎九莲；
　　我们不会忘记为了真理和自由而甘愿入狱的顾准，这个被儿女所残忍抛弃的父亲，不知道今天看到自己女儿顾淑琳的忏悔，又会有何感想；
　　我们不会忘记那个勇敢地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出身论”的异端少年遇罗克，我想告诉在天国的他：和那个代替你站在那里指控黑暗的诗人北岛一样，我们同样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们同样不相信死无报应。
　　还有她，那个聪慧清澈的北大姑娘林昭，那个在自己的母亲出了八分钱子弹费后被枪毙的花样年华的女孩。我一直都不敢去想象那交八分钱的镜头，因为那使想起了林语堂先生的话“我没有梦想，我不梦想军阀不杀人。但只是希望军阀杀人之后，不要用二十五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家属。”
　　......
　　
　　就象林贤治先生在《读顾准》中说的一样，“真正的思想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异端”。这些异端们就象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专制者们的梦想中。而思想的进步，自由的获得，时代的前行，无一不是在一个个的异端之思的推动下激起并前进的。异端不应该是思想的异数，异端也不应该是少数，异端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血脉......
　　我们要记住，历史不是别人而正是一个个勇敢的异端们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方法。正如克罗齐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我们相信，今天我们那些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多人的自由而战斗着的异端们一定会被我们的历史所记住。因为他们的自传也许就是我们将来的历史！
　　
　　不信吗？那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叛逆异端李贽身上来看看，在清代修《明史》时，是不为其专门立传的。而我们今天的历史，永远地留下了这个异端孑然傲立的声音。
　　
　　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湖南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送给我的同乡何清涟女士的明信片上的一句话——“在这个少有真话的年代里，也许你会寂寞，但寂寞让你分外美丽”。
　　其实这也正是我写这么多所真正想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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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

沙发要坐``好帖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