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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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苏东坡


??百姓的苏东坡
　　
　　 刘艳琴
　　
　　苏东坡一生为官四十多年，最小做到团练副使、参军、别驾（通判），最大到双学士兼尚书，可以说始终是个官员，他的朋友也从最卑贱的、僧道、村妇、弃婴到宰相、皇帝、皇太后，地位跨度之大，古今罕有其匹，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苏东坡是妇孺皆可谈论的朋友。有一件事始终躁动在我的心底：二○○六年夏季我去宜兴，有幸观瞻了苏东坡的一处田产，由于没找到管理处的人，只好在大门外绕行了半周，大门边即是民房，两个老妇人正在翻晒谷物，见我扒着门缝往里张望，便热情地向我介绍。她们一张口，我便大吃一惊——这两个连自己名字都未必认识的村野老妪，说起苏东坡来竟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事后我很感慨，这一千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老百姓这样与他亲近呢？探讨苏东坡的思想和人格，我们也许能稍释疑惑。
　　
　　 不能说北宋是个FB的朝廷，更不能说北宋的文人不幸，相反，北宋是个文人最受宠爱的时代，也许正是这个宠爱，引发了文人历史使命感的此起彼伏，也就政见纷出，党争不断。尽管许多都不是个人利益之争，却使一批批的名宦大儒跌宕浮沉如狂风中的一片树叶。
　　然而，苏东坡还是不幸，不幸的是他生活在北宋最激烈的党争旋涡里，更不幸的是苏东坡不会（也许是不屑）明哲保身八面玲珑，他为官四十几年，倒是有三十多年是在各个州府。他从中国版图大西南的四川眉州出发，最东到达惠州（今广东惠州），最北到达了定州（今河北定州），最南到达儋州（今海南儋州），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真是“身如不系之舟”而他即使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中，也是真正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没能做到，他是无论穷达都在兼善着天下，从他做官的开始，就没明白什么叫职权范围，根本不理会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他最初的官职是凤翔签判，不过是个负责监督太守的职位，是北宋特有的、与太守一同签字使文书生效的一个官职，可以算个如今的纪检委书记吧，他却忙得不亦乐乎，时遇大旱，他又是写祈雨文，又是亲自捧水祷告，甚至上表朝廷请除弊政，俨然他是负责一方生灵的凤翔府太守。而真当了太守，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杭州太守时，他带领军民铺设竹管、陶管，引西湖淡水给海边的以苦咸水度日的百姓，他疏浚西湖以保存更多的淡水，将清出的淤泥堆叠成大堤——正当苏东坡豪情满怀地想大干一番的时候，灾荒却找了上了门来（似乎灾年总让他遇上，或许是别人遇上了也不上报朝廷），虽有提前准备，真到了这水旱不均、粮米难继的时候，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他放下工程全力救灾，半年之内急如星火地连上七表，呼吁朝廷拨粮款赈济，连拨来修缮官衙的款项也被他换了薪米分给了灾民。元佑六年，他又出知颖州，除夕夜登上城墙，见饥民扶老携幼在深雪里跋涉，苏东坡五内如焚，六神难安然，一夜无法入睡。也许是一夜没睡的成果吧，这次他动了一个心眼儿，天一亮他就找来一个皇族的官员赵令畴，让他帮着想办法救灾，那个皇族官员提议取官仓粮米、用酒坊的薪柴，煮粥救民（他这就不算私开官仓了）。他见不得百姓这样过这个新年。
　　即使被贬成惠州的一介草民，他还向时任提刑官的表兄程正辅写了一封雄辩滔滔、言辞峻切的长信，指斥官府变相地勒索农民，要求即刻停止这种做法。这个时候他与这个表兄的关系并不怎么友好，他是厚着脸皮走这个后门的。说起来苏轼走的“后门”还真不少，他知道皇太后对他宠信有加，就走了好几次皇太后的后门，不是要钱就是要求免除贫民的欠款，而且多数都奏效了，但到了自己的事，即使饿得煮食猪都不爱吃的苍耳来果腹，他也没走过类似的后门。也是在惠州，他看到老弱病残舟行不便，倡议在西湖上修两座桥，此时的他已经再也没有可捐的钱了，就捐了一条犀角装饰的腰带，倒是动员苏辙的妻子捐出了她身为宰相夫人时受赏的金银器物，看来，与苏东坡这样的人成为一家，是注定要得之于朝廷，而用之于人民的了。
　　苏东坡只在登州做了五天的知州，却上了两个奏章，很有见地的《登州招还议水军状》让皇上停止了损不足而奉有余的调兵，《乞罢登莱榷盐状》结束了登州百姓食盐低价入官、难以糊口、十室九逃荒的历史，苏东坡走后，登州百姓设祠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官，至今的蓬莱百姓中，还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故事，向所有热爱苏东坡的人热情相告。
　　知徐州时，正赶上黄河的大洪水，徐州城被围，他亲上城墙护守，几十天不回家，劝阻想弃城逃亡的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终于保住了被围困了四十五天的徐州城，当他迁任湖州太守时，百姓夹道相送，感激他“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
　　知密州时蝗灾大盛，看见饿殍塞途、哀鸿遍野，他捶胸扼腕、扯发顿足地惨呼：“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百无一用的绝望煎熬得他昼夜难安。苏东坡再也没有了出猎的豪情，再也没有了登超然台的悠闲，他满面尘灰，一身草屑，愁苦万状地在旷野上疲惫地掩埋尸体，“洒涕循城拾弃孩”，他的身前身后常常跟着一串嗷嗷待哺的孩童，一个堂堂的太守就这样临时充任了幼儿园的园长，我不知道是该向他表示我的崇敬还是悲哀……他此时唯一能做的救济就是尽量节约官米，捐出所有薪俸，来收养这些拾来的三、四十个弃儿，而他自己却靠采食枸杞、野菊度日……这让我想起了在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周恩来收养的还是烈士的遗孤，而苏东坡收养的却完全是丝毫没有关系的、也许连他们的父母都为了自己活命而抛弃了的孩子，如此撼天动地的大亲大情，真是古往今来罕有可比。
　　最让人感叹的，是他九死一生地被贬黄州后，看到当地有溺死初生婴儿以减少人口的恶俗，他是“闻之辛酸，为食不下”，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写信，教他恩养弃子，严律杀婴，自己则成立救儿会，向当地的富户劝募钱米，请当地的僧人管理财务，他也每年捐出十千钱，而此时的他是身无分文官俸，日用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自耕于军营的东坡以糊口的囚犯。
　　今天的徐州、密州、黄州城里的贩夫走卒、桑女柴妞，甚或巨商大贾、高官显妇，哪些曾是苏东坡翼下的不死之孩儿的后代，实在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知道，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历史上不曾有过苏东坡，也许就不会有眼前的你、我、他。
　　即使是个别的贫穷者，苏东坡只要力所能及，无不鼎力相助。卖扇子的卖不出钱来还不上买绢面的债务，被债主告上堂来，他就用他那光照中国书画史的墨宝，大书大画于绢扇上，扇子立刻身价猛增，不但替他换钱还了债，还略有剩余；穷老书生上京赶考冒带私货以换点生活费，本官吏捉来，苏东坡不但不惩罚他假冒了自己的名字，还真写上字迹，申明是自己带给苏辙的，让这老书生一路畅通地带到京城；老阿婆的儿子私卖了房子给东坡，老阿婆夜哭被苏东坡听到，问明了原委，他便退还了房契，全然不想想自己已经为了这房子倒空了钱囊……
　　这种把老百姓装在心里的意识，甚至不经意地推及到了动物身上，他“乌台诗案”后，深感缧绁之苦，便禁止杀生而食，实在忍不住馋，也只吃“自死物”更是不再吃鱼，后出知颖州，还大费周折，网颖州西湖里困于浅水之鱼，把它们迁到深水之处，这“迁鱼”之举，恐怕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政绩”了，除了苏东坡，谁还会将不死之愿望惠及池鱼？此事可真是难为了这个清贫的馋太守。
　　因此，只要能对百姓有好处，无论是什么“卑贱”的事，他都不推辞，甚至主动去接受，在苏东破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高贵的。
　　
　　
　　我总是疑心“乌台诗案”并非冤枉了苏东坡，以他一贯的人格和立场，看到新法荼毒百姓，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在杭州期间写的那些诗，诸如：“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近屡获盐贼,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叹一日娱。”“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对于新法害民的揭露讽刺，昭然若揭，而《吴中田妇叹》不啻于另一版本的《卖炭翁》：买炭翁所遇的官吏还给了老翁充炭值的“半匹红绡一丈绫”，而吴中田妇被逼得只有投河；在他给别人的信中，许多封的末尾都嘱咐人家“火之”，可见连他自己也知道说了不该说的话；听到朝廷已派人来捕他回京候审，他惊慌觳觫，自谓必死，要求归家诀别，表明他也知道罪名不轻。自宋太祖以来，百年无大臣坐罪被杀，这被程颐称之为“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的第四事，苏东坡自己的《上神宗皇帝书》也曾很欣慰地宣称“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为什么他独独估计甚至断定自己会被杀？而且在狱中还与苏辙约定了暗号——如果皇帝已决定杀我，你送饭时就送条鱼来。因而，可以说，他的觳觫虽有秀才遇见兵的惊慌，更主要的他知道那些反映百姓真实情况的诗，是很让当权派以及当权派的后台神宗皇帝反感的，至于是否反感到要杀他的程度，那恐怕只能系托在当权派的脾气大小上了。
　　他明明知道有被杀的危险还一再地冒死上谏犯颜上表，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只要是一见弊政便“如蝇在食，吐之方快”，范仲淹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苏东坡却无论是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以忧其民为上的，他上表乞钱救民，上书求太后宽免贫民的欠债，一有朝廷与百姓争利益的事就急赤白脸地大声抗争……如此长时间的孤军作战，他实在有点指支持不住了，在给好朋友孔仲臣的信中，已经胡子一把、头发斑白了的苏东坡赤手空拳地仰天长叹：“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闻者谁能不下泪？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甚至有一个错觉：苏东坡一直都在替百姓向朝廷要钱，全不顾忌“钱”正是积贫积弱的北宋皇帝最头疼的事，他不帮助朝廷多收缴点钱粮进国库——像王安石那样，反而帮助百姓从国库往外掏钱，这样的“异己分子”不清除了还会留着吗？他的“自谓必死”也实在算不上盲目悲观。
　　
　　
　　面对苏东坡的人生，我时常想起曹操杀吕伯奢时说的那句“千古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说得咬牙切齿，鲜血淋漓，堂皇而无耻，而苏东坡却正好相反，他是宁叫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但是他自己没有说，他只是在实践着。他终生在波峰浪谷中摔来跌去，有的可以说是为情势所迫，有的则是有意的迫害，对于这些宦海的浮沉，苏东坡顶多感叹“人生如梦”，连一句牢骚也没有，更不在得势的时候打击报复。王安石司马光两党斗得如火如荼你死我活，苏东坡明知自己人单势孤却也不随波逐流，甚至有点专门抗上之嫌，王安石当政他反对新法与民争利，司马光要全部废除新法时他又说新法中例如免疫法是利国利民的变革，不能尽废。因此，无论哪一派当权，都让他离京城远远的。但苏东坡与他们二人的私交却都很好，司马光死后，苏东坡给他写了《司马温公行状》。苏东坡一生行文几千篇，却只写了两篇《行状》，另一篇是写给他的祖父苏序的，可见他不轻易给人写这种类似于传记的文章。苏东坡又给司马光写了墓葬的神道碑，两篇文字历数司马光的高风亮节和忠信爱民，内容多有重复。苏东坡这样不厌其烦地给一个并非血亲也并非有恩的人，这么下力气树碑立传，根本没想过他们曾经是政敌，他还曾经因为这个人而离开了朝堂。
　　他真正的政敌应该算王安石，苏东坡险些因王安石而命丧黄泉，但他心里对王安石一样没有仇恨。历尽王安石余党的迫害，好不容易活着回到了中土，路过金陵时他还去看望了退职闲居、穷困潦倒的前宰相，与这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孤独老人谈诗论佛，盘桓数日，王安石耿耿于往事，苏东坡倒独重于眼前，他还想劝王安石 “以非常之礼事君”，规劝皇帝不要再流放读书人到岭南了（如果王安石真的照苏东坡的话做了，那个可恶的章惇也许就没有雷州之迁了），他不知道王安石是不像他那样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王安石死时，是他在“知制诰”官位上代拟的最后一道圣旨，还称王安石为人并不坏，只是性格上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礼优葬。这个厚道的苏东破！
　　如果人死后真的有灵魂，不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位始终势不两立的政敌，能否感动于苏东坡的宽宏大度而握手言和呢。
　　在这里我实在不愿意提到这个名字——章惇。苏东坡晚年的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实在是拜这个小人所赐，这个曾被苏东坡预言可以杀人的章惇，在哲宗绍圣元年做了宰相，大宋朝从此开始了枝枯叶落风雨飘摇的历程。先是元佑党人俱遭罢黜，已死的剥夺爵位和荣衔，继而又欲掘墓鞭尸，并祸及子孙，活着的人中，苏东坡第一个遭到贬黜，也被贬得最远，一直贬到大多数人都有去无回的岭南瘴疠之地，章惇还觉得不解恨，再贬苏东坡到更远的惠州。在惠州的东坡，已既老且病，子亡妻死，心如已灰之木了，便随遇而安，自我释怀，就当自己是惠州一个屡试不第的举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来，他仍然不记得文与可曾经的“莫吟诗”的劝告：《纵笔》吟诗：“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竹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就这一点儿与生俱来的快乐也让章惇很是嫉妒，于是再贬他到更远的儋州。在这最后一次的贬谪中，我们看到章惇玩弄权利于掌股之上的那个丑陋的狞笑。据说章惇把苏东坡再贬的地点选择在蛮荒之地的儋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苏东坡字子瞻，名字的谐音竟然决定了一个官职几近宰相了的人的落命之处，让这样一个如此拿权利当儿戏的人管理偌大的一个国家，北宋焉得不亡！
　　也许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章惇自己也绝不会想到他也有贬谪雷州的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的苏东坡不是拍手称快，不是举杯相庆，而是想到章惇的老母此时的担忧，他写信给与己与章惇都有点亲戚关系的黄实，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又拖着沉重的病体给章惇的儿子回信：“闻其年高寄迹海隅，此怀可知。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写完信他已累得握不住笔。这种能把自己的苦难能推而及人、把别人对自己的迫害一笔勾销的宽宏大度，如若那个连死人也不放过的章惇能够得知，不知道他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
　　但是，有一件事情苏东坡似乎有违孝道，那就是与表兄程正辅的再度交好。苏东坡曾经有一个胞姐，十六岁嫁给了舅氏的表兄，一年后死去。种种迹象表明是受了婆家的虐待，这让苏洵大光其火，断绝了与妻家的一切往来，也告戒二子不得与曾是其姐夫的表兄来往。苏洵死后，苏东坡不记前嫌，逐渐恢复了与表兄的亲情。在考察苏东坡的人际关系时，我常常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一句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转用在苏东坡身上，当不过分。
　　
　　
　　
　　苏东坡在仁宗时入仕，徽宗时病亡，历侍五朝。神宗掌国时，苏东坡由堂堂一任太守沦为阶下囚犯，哲宗之初，神宗之母高太后摄政，他却一跃而“入奉禁严”“曾不周岁，一阅三官”，青云直上，可谓登峰造极，这让苏东坡大展身手，直至做了哲宗皇帝的老师兼秘书，皇帝的诏书大部分也都出自苏东坡之手，不幸的是七年后老太后突然弃世，让他有如瀑布跌渊，立刻遭贬，直至流放到海南岛。处顺境易乐，处逆境易愁，人之常情，加官进爵的多数都是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赴任；削官遭贬的，基本都是垂头丧气，伤着心、灰着脸离开京城，李白直招入宫，他便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被“发银谴还”，他就“拔剑四顾心茫然”了，苏东坡的确是古往今来的一个特例，他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升官未见其大喜，流放也未见其大悲，贬谪黄州，他只能靠军营东坡一块荆棘丛生、瓦砾遍布的无主荒地自耕自食，日子过得节衣缩食尚且捉襟见肘，他还两度载酒夜行，与好友聚游赤壁，“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饮酒赏乐，偃仰醉卧，侣鱼虾而友麋鹿，沐明月而浴清风，仿佛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废太守，而是一个富足闲适的老贵族。
　　 苏东坡是最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清风明月、竹石山川，凡可以悦耳目者苏东坡都尽情享用，而餐风眠云的同时，又决不迂腐地摈弃口腹之享。他最喜欢饮酒，为酒写诗写文写赋写颂，从未见过谁对酒有这样痴情的赞美。他是酒态百出的，豪气满怀时，酒就壮了英雄胆：“酒酣胸胆伤尚开张，鬓未霜，又何妨！”落寞孤寂时他以酒为伴：“把酒问青天”，“一樽还酹江月”，畅快时又大露孩子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偶尔自己也“夜饮东坡醒复醉”，即使没有酒，“空杯亦常持”，天底下的爱酒之人，谁能爱屋及乌到这持空杯的地步！他喜欢的不仅是酒的味道，更多的是饮酒的情趣，因此，他从不遗憾自己的酒量不如人：“我虽然喝一杯就醉了，不是和你们海量的人一样得其所哉吗？”于是就有了他千里邀人甚至夸大其辞地骗人来喝酒的事，就有他反复酿酒多次送人的事……看到别人敞开胸怀畅饮着他的美酒，他自己就“浩浩焉，落落焉”了，这种轻飘成天地间的一片羽毛的微熏之感，我敢说，那些正在饮酒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能体会到这境界。
　　可以说，苏东坡做什么都是认真的，都力求完美，哪怕是一菜一汤。几种普通的蔬菜白米经他一番先后组合，就是一锅别致的菜汤；一块普通的猪肉，经他“慢著火，少著水”，几个小时的反复煨蒸下来，就成了难得的美味，直到如今，东坡系列食品，仍然是塞北江南的一道道名菜。
　　苏东坡最美的享受似乎还在睡上。他时常是酒后大睡到“不知东方之既白”，平日的黎明上朝前，梳洗穿戴完毕了还要小睡一个“回笼觉”，他说过，世上再也没有比睡上这一觉更美的事了；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他不但不因环境的污浊、地铺的潮湿、监禁的苦楚、生死的难料而辗转反侧，反而能酣睡如初，据说皇帝派去的密探看到他能如此安睡，便料定了他心底的坦然，这也成了后来赦免他不死的原因之一了。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从皇帝的老师兼秘书的高位一贬而为惠州的一芥草民，这时的苏东坡已是老迈投荒、自料必不能生还故土了，却还能“春睡美”。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年龄大了，觉已经很轻了，连做个好梦都难，哪里有什么“美睡”可得，怪不得一样老迈的章惇要嫉妒他呢。可是章惇忘了，对于在监狱里尚能安睡的苏东坡，偌大的一个海南岛是多么宽广的一只大床啊，苏东坡有“谪居三适”，这“午窗坐睡”便是其中之一。
　　如此看来，苏东坡的一生都在“美”着，他吃美食，饮美酒，享美睡，赏美景，真是“美”的一塌糊涂，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常常屋不蔽体、食不果腹、屡遭迫害、九死一生的人所能拥有的享受呢？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景况远胜于苏东坡，尚且抑郁而死，韩愈只不过贬到了潮州，就衔酸抱痛，戚戚不已，求哀君父，乞求不在瘴江边埋骨，屈原见放，汨罗自沉，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独独这苏东坡随处建房造棺，安土乐命，如此襟怀，古今无一，世所罕见。
　　无论官职高低，苏东坡始终是一个平民，没有贪欲，也就没有官欲，这种“草根情结”，始终是东坡的生命本色。
　　
　　
　　苏东坡一生不曾稍离僧朋道友，有的还很亲密。曾经白日飞升了的陈太初是他启蒙时的同学，吴复古、陆惟谦二道士在他的后半生的颠沛流离中时常相随，来往最频繁的好像应该是佛印，两个人机锋相对，妙趣横生，相传还有个借花献佛的故事：有一天，苏东坡请佛印到家饮酒，佛印大醉，苏东坡命一佳人睡在佛印的旁边，佛印酒醒后怒斥佳人，那佳人哭哭啼啼地说：“贱妾红尘中人，苏学士命我同君共欢一宿，许以重金，若无成，将杀我于明晨”，佛印就取来笔墨，写了一个纸条：“借花献佛，有眼无珠，心不相印，有酒无友”，交与该女子说：“把这个交给苏东坡，不会有祸”，天明就拂袖而去。送美女给和尚，玩笑开到如此之大，非至亲朋友，是不敢的。此外，苏东坡所到之处，遍览佛寺道观，随缘结交的僧道更是不计其数，与他们诗酒唱和，不分彼此。如此深厚的交往却丝毫也没动摇过苏东坡的经世济民之心，哪怕是在他最倒霉、最需要安慰和解脱的时候。
　　中国文人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儒学为本，佛道为用，得志时期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失意时便“且放白鹿青崖间”，李白是这样，王安石也是这样，王维更甚，一生都在半官半隐。苏东坡可以顺其自然、修身养性、与人为善、不骄不嗔，但决不归隐山林、遗世独立，一向棱角分明的苏东坡在这方面出奇地圆通了起来，他似乎能忘却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一切，而一旦与君国臣民的得失相抵触，他就又什么都记起来了。所以他依于道，逃于禅，推演周易，喜欢陶渊明，却终其一生并不归隐，一但有利于百姓的事，即使自己不在官位，也要建言。还有就是他一生除了爱酿酒外，就是爱和药，走到哪里，就把药散发到哪里，甚至自己出钱买药来分发，直到他病体沉重，迁延在归途，还带病和药送人。我甚至揣测，苏东坡的佛道修为是他为了很好地保有自身以期留得造福百姓的“青山”？“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陆放翁实在可算苏东坡的一个知己了。
　　
　　苏东坡能诗善文，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诗成就的标杆式人物；文章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且“韩柳欧苏”他是排在前一等里的，他的前后《赤壁赋》足以雄视百代；词为豪放派的鼻祖，千百年来只有辛弃疾可望其项背；书法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首；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只有文与可堪匹其美；能修堤建楼；能烹饪酿酒；能炼丹配药……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物，苏东坡简直没有什么是不能的，也许苏东坡做的都是许多大政治家不屑于做的琐碎小事，没有裂土封疆，没有兴利除弊，更没有改朝换代，一件也提不到关乎历史的高度，但是，有史以来，除了先秦诸子的开创者，人们随其弟子尊其为“子”之外，后世唯有像程朱学派等真正的师承关系，创始者才被称为“子”，而无门无派的苏东坡居然也被尊称为“苏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强权可以迫使百姓闭口不言、道路以目，但强权绝对不能迫使百代以下的人还尊称某个人为“子”，也许这是苏东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自做着人民大众的牛，始终怀揣着婴儿般洁净的赤子之心，不时地在天宇下扒开胸膛捧给帝王将相们查验，肉食者鄙，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口耳相传，生生世世，无数的百姓在心里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文人也好，政治家也罢，能在死后得此殊荣，生前的一切冤枉、委屈甚至苦痛，不是都可以一笑了之的吗！苏东坡如若地下有知，必是含笑于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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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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