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南下与被征服者的反抗

sumuzhe

剃发与留头：两难的决择
　　
　　衣冠发型比命重——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
　
　　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所以，在清朝打击之下，以摧枯打朽之势，被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FB朝廷，江南汉族人民内心中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满清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报以厚望。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满清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各派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投降汉奸的窜掇，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
　　
　　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满清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
　　
　　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高压强迫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满族人“发展”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为虏，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惟一例外的是，朝鲜由于向满清投降早，作为一种特殊礼遇，皇太极对这个附庸国表示宽大：冠履不易，可以免剃。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这个虏君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相较汉族，蒙古诸部没有易服剃发之忧，他们头顶上的头发也剃，不过是留方梳双辫，所以后金时代满族与蒙古诸部虽然恶仗连连，其间的感情却很好通融、联系，日后就成为“满蒙一家”。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所以，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虽然文人无骨，此话水份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那个相貌猥琐不似人君的王八蛋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这老哥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
　　
　　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他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在让全家女眷全部放大脚之后，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老小子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人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守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王爷）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7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比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屯时变成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非常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位二十多岁的投降清朝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喊捉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老贼，然后拆下门板焚尸。
　　
　　方享犹大呼，被众人抓住，关入牢狱。清军攻城时，这个强迫百姓剃发的河南籍美少年汉奸书生，被江阴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民众忽然想起在同察院还有四个与方享同来的满洲打扮的军人，据说是清ZF派到江阴监察剃发的，于是众人持刀，冲入同察院。这四个“满洲兵”，刚入江阴时满口叽哩哇啦地讲满语，当庭食生肉，随地大小便，睡觉也是铺块席毡倒地而卧。众人杀入时，他们还发箭抵挡，但很快皆被生擒。
　　
　　仔细察搜，大家发现这四个人是“假鞑子”，他们外表装凶蛮，可内屋里面床帷灶釜，皆精致无比。枪捅脚踹之下，四个人立刻满口苏州话：“我们本来是苏州人，不是鞑子，爷爷们饶命！”
　　
　　民众闻言更恨，几个肉贩上前，用刀碎剐四人。
　　
　　四人临死哭嚎：“方县令害我们，让我们假扮满兵吓唬人……”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
　　
　　“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
　　
　　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刘良佐骑马，环城高喊，让江阴人投降。阎应元凭城大骂：“我只是一个小小典史官，尚为国尽忠。汝为朝廷侯伯高官，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脸面来见江阴父老！”于是，阎应元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惭甚。但是，为了向满清主子有交待，他“发明”用三层厚牛皮作的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进逼城墙。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煮，在城头上煮开后立即泼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数百人，一轮攻城只能告歇。
　　
　　相持数日，清军无法破城。
　　
　　忽一日，清军见江阴城门忽洞开，以为有人献城接应，立即开始进攻。城中百姓在阎应元事先安排下，皆伪降。有清军将领占据官署，以为得计。
　　
　　没高兴多久，江阴士民伏兵大发，有壮士挟双斧，舞动如飞，杀入官署，一斧砍下清将头颅，然后大呼杀出。伏兵四合，江阴人民又杀掉入城未及逃跑的数百清兵。
　　
　　阎应元布疑兵于城外江岸之上，“大明忠义营”字样的灯笼此起彼伏，引诱清军来攻。清军发兵，却不见一人。疑惑之中，江阴城中有民兵缒城而下，主动劫营，趁乱杀死不少清军。
　　
　　混乱之中，先前杀掉高杰降清的老汉奸许定国竟然也被砍去脑袋。

　　阎应元为人，躯干丰硕，双眉卓坚，目细而威，面赤长臂，活象关云长的长相。每次巡城，他身后皆有一人手执大刀跟从，貌类周仓。清军中的满人都喜欢听《三国演义》，他们在城下望见，更是心怀凛凛，以为阎应元是关大刀转世。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
　　
　　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
　　
　　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
　　
　　积尸如山，流血漂石，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
　　
　　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沾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拨刀自刺已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
　　
　　降将汉奸，嚎声啕啕，泪水涓涓，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阉，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昆山方面，本来局势平静，剃发令下，人心大骇，民众争起，杀掉清军委任的地方官员，烧掉县衙，并把巡抚官署一把大火烧为平地。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再讲嘉定。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庆进逼，在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
　　
　　嘉定居民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带领下，用大木、巨石填塞城门，誓死拒守。
　　
　　8月中旬，李成栋猛攻嘉定城北的娄塘桥，杀死上万民众。8月24日夜，由于天降大雨，城上不能张灯，李成栋趁黑，派兵潜伏于城根下挖地道，在其中暗埋火药。
　　
　　黎明时分，李成栋用大炮猛轰，引燃火药，“地裂天崩”，城墙倒塌，清军乘间烽涌而上。由于清军军士从屋顶上奔驰，一时间通行无阻。最终，城内难民逃生不得，皆纷纷投河死，河水为之不流。
　　
　　黄淳耀兄弟奋战力竭，最后相对自缢殉国。
　　
　　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
　　
　　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这些人形兽物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有一名叫朱瑛的义士聚集逃跑于周遭的民众共两千多人，重新回到嘉定，处死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在葛隆一带设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
　　
　　气恼至极的李成栋忙率军回攻嘉定，并在路上把葛隆和外冈两个镇子的居民全部杀光。被民众赶走的清军委派的县令浦嶂为虎作伥，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
　　
　　这位汉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
　　
　　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提枪赴阵而死。
　　
　　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经过如此惨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远近始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可见，血海肉山，杀戮淫威下，终于使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清朝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从来虏性似虎狼——满清政权初期的凶残性分析
　　
　　满清在北方，多年来一直烧杀抢掠，为北方汉族人民憎恨入骨。大辫子的狰狞以及哇里哇啦的满语，一直是恐怖的代名词。
　　
　　首先，满清（后金）摆脱明朝，绝不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正义反抗，完全是养大狼崽忘恩负义的分裂脱离。
　　
　　后金立国之初，每每大兵齐集，自努尔哈赤到小兵，皆欣然命酒，嗷嗷怪叫：“去抢西边！”
　　
　　所以，抢掠，杀戮，强奸，焚烧，构成了清军对明战争的主旋律，毫无任何正义而言。
　　
　　吴三桂献山海关投降之前，皇太极时代，挥兵毁长城侵入内地七次，掳掠二百多万汉人为奴隶，屠杀百万，所过数千里尽为赤地。
　　
　　清兵过后，人民欲耕无人，欲耕无食，欲耕无牛，饿死又达百万，所以，他们对汉族人民的残虐，令人发指。
　　
　　言及明清战争的是非，可以说满清（后金）所发动的完全是非正义的残暴的掳掠战争，明军所进行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安宁的反侵略战争。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今日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而忘记历史，甚至故意篡改历史。
　　
　　回望历史，绝非是清算历史旧帐和纠缠民族矛盾，而是弘扬我们主体民族的崇高精神，褒宣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如果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等虏君为“正人”，那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张春、史可法、左懋第、袁继威、金声、黄道周、夏完淳、陈子壮、瞿式耜、李定国、张煌言，这些挺身而起反抗民族奴役的大汉义士，又为何等人！
　　
　　难道，他们是抗拒历史潮流、抵抗“大清”大一统的“死顽分子”吗？
　　
　　如此众多的民族英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毁家纾难，投笔从戎，这样的铮铮仁义志士，绝非是FB大明王朝的“殉葬品”。
　　
　　无论我们这个卑微的时代怎样践踏他们的人格，无论历史如何跌宕起伏，这些英雄人物，必将名垂百代，浩气长存！
　　
　　中华民族的脊梁，绝非是阴险、以杀戮为快的清朝帝君，而是那些舍生忘死的大明英雄！他们那种勃勃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主体民族赖以生存的深层基础！
　　
　　剃发令下，流血成河，江南人民，以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满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于“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
　　
　　所以，当时在江南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就感慨：“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ZF，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先前为保头颅而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因为保其发服而奋起如虎。如当时江南诸王（指南明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
　　满清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人命，其实，从清王朝本身来讲，也严重阻碍了它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王阿济格表示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安置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扎，一应俱全，绝非空外来风，且当时他们决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惟有满清一方，向他们降附，大势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清ZF当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终于为保汉族冠发，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胶和堵胤锡。因为留发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满清为敌怨。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赤子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1654年（顺治十一年），满清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恰恰因为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而开读诏书，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
　　
　　冠发衣服之争，一直郁积沉结，直至清末，大汉民族二百多年怒气一泄而出。太平天国这个怪胎，虽然理偏教邪，军中儒生所写的《奉天讨胡檄》，却很让人感慨：
　　
　　“夫中国自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剃发衣冠成禁忌——清廷的陈名夏案始末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清朝的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因“南党案”被诛。而其挨杀最大的原因，正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留了头发，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太平了！”
　　
　　后人无识，不少浅薄学者以为陈名夏心怀故国大明朝。非也，此人乃不折不扣的汉奸。正是满清朝廷中各派汉奸的相互倾轧，最终才使他被满清主子以弓弦绞死。
　　
　　陈名夏之死，当时有些汉人学者暗中深加同情，以为他“衣冠复明”的主张非常正确。更有心向“大清”的奴才，认为他是忠臣见忌被杀。
　　
　　两者都不是，陈名夏被杀，完全是他自己说错话，被清廷之中同为汉人的政敌大臣抓住把柄，急往满清主子处告讦。猜忌之下，他不死，也难。
　　
　　狗咬狗，最终一狗被咬死。
　　
　　陈名夏乃江苏溧阳人，在崇祯朝当过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入京后，他投降过，后来趁乱跑回南京。见阮大铖、马士英等人要追究“顺案”（即追究向李闯投降的明朝官员）的罪责，陈名夏大人精一个，见势不妙，复跑回北方，向清朝归顺。
　　
　　由于站队及时，陈名夏一直受多尔衮重用，在清廷一直是步步高升。顺治五年，他已经做到吏部尚书。顺治八年，为内翰林统文院大学士，晋省保兼太子太保，堂堂当朝正一品。但到了顺治十一年，他就获罪被杀。
　　
　　就实而言，投降满清的汉人，特别是在北京被动归顺的汉官，除孙之獬、冯铨、李若琳这几个特别寡廉鲜耻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对满人特别跋扈的现象非常反感。
　　
　　“首崇满洲”是清朝国策，这些汉官不敢明白直说，只是不停上谏，希望清廷决策层真正满汉一同看待。他们表示，只有这样做，清帝才能是中国共主的样子，才能长治久安。
　　
　　清初的满洲贵族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极强，连他们的仆人都敢在街上任意拦住汉人高官的轿子大声笑骂，无礼争道，歧视汉人。而且，北京城内上好地段，皆为满人所占，尽逐汉人于南城。当时，北京城内只要有汉人身上出麻疹或患皮肤病，必死无疑，会全家被强迫安置于荒山野岭，任其冻饿而死。因为，满族人最怕“出痘”（天花），稍稍被疑有“痘”，全家倒霉，有时牵扯得四邻汉人性命不保。
　　
　　作为江南汉人，陈名夏本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态度，不仅致使满人不满，连北方籍的汉人也对他心有怨气。顺治八年，汉官张煊弹劾他“结党营私”，推升南人陈之遴，奏劾他“谄事睿亲王（多尔衮）”。由于此事牵涉到当时还在台上的满人吏部尚书谭泰，顺治帝未坐稳帝位，为了怕牵制波及，就下令处死张煊，罪名是“心怀妒忌，诬蔑大臣。”
　　
　　没过多久，由于清算多尔衮运动的兴起，满人吏部尚书谭泰是多尔衮铁杆亲信，被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告发，很快被处死抄家。济尔哈朗与皇太极平辈，二人为堂兄弟。皇太极死后，本来是他与多尔衮一起同辅六岁的顺治帝，却很快被排挤出清廷政治中心。所以，多尔衮一死，他势必要对此进行报复。
　　
　　谭泰被杀后，陈名夏“结党”之案重新由济尔哈朗审问。慑于高压，陈大学士只能哭诉自己“投诚”之功，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罪名”。由于他在与多尔衮共事时还是“公心”居多，亲政的顺治帝没有深究，只是把他罚为闲散官而已。过了一年多，他被重新起用，复为秘书院大学士，并充任《太宗实录》总裁官，兼吏部尚书。再过一年多，由于宁完我等人的奏劾，陈名夏被罢官。
　　
　　顺治帝这个人，当今的人们受小说、电视剧影响，总以为他是那个为美女董小宛殉情的多情帝君。真实的历史上，甭看这个人二十四岁就“崩”了，但确实是一个满洲沉猜阴险之主。他心中痛恨多尔衮跋扈，但对多尔衮时期实行的剃发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却从心中大感赞同。因为，剃发易服这些作为，完全符合满洲统治权贵的利益。顺治帝十分警惕满人 “沿习汉俗” 的苗头，生恐汉化会造成满洲民族性的消解。
　　
　　宁完我，是个汉人，年青时是明朝东北地区的举子，很早就投靠满人，在贝勒萨哈廉家为奴，曾为当时的后金政权极尽犬马之劳。由于嗜赌，他被皇太极一废十年。多尔衮时代，才重新起用他编译史书。由于会察言观色，他慢慢当上了国史院大学士。
　　
　　宁完我受多尔衮所拨用，他转向却很快，所以多尔衮死后被清算，他未受大的连累。
　　
　　清廷之中，宁完我这个早降汉人，对陈名夏这个新进汉人一直心怀妒忌。于是，他便与从前的前明阉党冯铨等人联手，不停在顺治帝面前攻击陈名夏。
　　
　　由于陈名夏选人荐官时多用“南人”，双方结下的梁子步步加深。
　　
　　冯铨就对顺治帝讲：“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意思是说南人笔杆子厉害但品性不行，北方人质朴拙讷却行品端厚。此后，顺治帝对陈名夏疑虑加重。
　　
　　凡事即有一个爆发点。“任珍议罪”，就是陈名夏倒大霉的开端。
　　任珍乃明朝降将，为西安镇总兵，他因擅杀家人被革职。居家无聊，任珍大发怨言，被家仆告发。清廷刑部逮捕后，审讯“为实”，论罪斩首抄家。
　　
　　案件最后复议时，陈名夏、陈之遴等人认为处死任珍没有实据，但又不敢直言他无罪，就主张“勒令自尽”，想给这个汉将留个全尸。
　　顺治帝大怒，怒斥陈名夏等人的疏议是敷衍欺蒙，削官罚俸，并派宁完我拟旨，痛斥陈名夏“纳交结党”。
　　
　　千载良机要抓住。宁完我落井下石，立刻趁顺治盛怒之时，告发了如下事情：
　　
　　一日，陈名夏与宁完我二人在朝中议事，言及当时南明永历政权在广西、四川、湖南等地攻势大盛、清军节节败退的时局，陈名夏说：“如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件事就可——一是留起头发，二是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可太平！”
　　
　　对陈名夏的这种言语，宁完我添油加醋对顺治帝说：“陈名夏居心叵测，痛恨我大清剃发之举，鄙陋我大清衣冠，蛊惑人心，号召南党，私通东林，实是布局行私，藏祸倡乱！他之所倡留发变服，实是变清为明，弱化我大清！”
　　
　　为了加深顺治帝的恶感，宁完我列举了陈名夏种种“罪行”，包括陈氏父子在江南私占公产，横行不法，甚至敢“鞭打满洲”，让满人“破面流血”，等等。
　　
　　最终，宁完我给陈名夏的案子定性：“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也就是说，他想“谋反”。
　　
　　顺治帝自然不能饶过，立命三院、九卿会审。墙倒众人推，群臣共责严审。陈名夏此次嘴很严，对别的指斥概不承认，只承认自己讲过“留发复衣冠”——恰恰是这一条，正能要他性命。
　　
　　经大臣会审推定，陈名夏论斩。顺治帝特旨开恩，改成绞刑。
　　
　　痛恨陈名夏多年的满洲贵族与宁完我、冯铨等汉官齐集宣武门内的灵官庙，一面叹茶，一边欣赏着卫士们用弓弦把陈名夏慢慢勒死。
　　
　　濒死之人松弛括约肌漏处的冲鼻屎臭，一点儿没有破坏众人的好心情。
　　
　　至于陈名夏之子，父死之后，被遣送东北苦寒之地劳改。
　　
　　当汉奸，确实不容易。
　　
　　从此以后，清廷再无人敢想“留头发，复衣冠”之议。
　　
　　
　　
　　




　　木棉花开血样红
　　
　　——两广汉人不屈不挠的抗争
　　
　　平灭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等明朝“反正”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后，清廷决意继续南下。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八旗满洲的体质不适合炎热气候，于是清廷决定重用三个汉人降将，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三个大狼狗气焰嚣张，得得而来，即当时所谓的“三王南下”。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从前都是因膀大腰圆有武功，在皮岛军阀毛文龙手下效力。毛文龙收这三个人为“义孙”，孔有德名毛永诗、耿仲明名毛有杰、尚可喜名毛永喜。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这三个“孙子”日后皆叛明归清，孔有德封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顺治六年，清廷改封孔有德定南王、耿仲明改靖南王、尚可喜改平南王。
　　
　　三个大汉奸均契妇将雏，举家带口，大有为清朝主子不扫南明誓不还之意。
　　
　　其中，孔有德率二万兵由湖南杀往广西，尚可喜、耿仲明二人率两万多人由江西杀向广东。
　　
　　耿仲明行至吉安时，听闻北京朝中满洲主子要追究他窝藏逃人的“罪过”，心胆俱裂。害怕被抓入监狱受罪，他自己抢先一步，上吊死了。
　　
　　其实，当时朝廷正急需他这样的汉人鹰犬，根本不可能为了他们藏起区区千把人而用“逃人法”治他们的罪。
　　
　　老耿一死，倒“救”了尚可喜，清廷连这位王爷帽子都没给他摘掉，罚银四千了事。
　　
　　耿仲明一死，“三王”变成了两王，进攻广东的任务，主要交由尚可喜完成。耿仲明的“世子”耿继茂并没有立刻接他父亲的王位，转为尚可喜的副手，爵位仅仅是个“阿思哈哈番”。一年多后，耿继茂才得袭靖南王。
　　
　　




　　
　　拜佛王爷杀人狂——尚可喜广州屠城
　　
　　尚可喜，字元吉，辽左海州卫人。其父尚学礼原为明朝东江游击（明军中级官员），在抗击后金（满清前身）战斗中壮烈牺牲。崇祯年间，尚可喜为鹿岛副总兵（今辽宁长海的一个岛）时，邻近的皮岛有明军哗变。尚可喜主动出击，斩拿哗变分子，弹压有功。但不久后皮岛新上任的明朝总兵沈世魁认定他“擅杀”，准备把他抓住治罪。受此小小枉屈，不甘人下的尚可喜顿忘杀父之仇，率数百兵丁向后金投降。而后，他时时充当前驱，杀掠汉人。后金变为“大清”后，尚可喜得封“智顺王”，非常受到重用。
　　
　　当然，杀父之仇可忘，受枉之仇必报。尚可喜抓住一次机会，率军攻上皮岛，终于抓住并杀掉了与他有过节的明朝大将沈世魁。日后，多尔衮入关首战山海关，尚可喜也属“功勋卓著”之辈，为满州主子尽心尽力。
　　
　　1649年底，尚可喜派手下大将粟养志忽然出兵，在南雄大败明军，屠城后，攻陷韶州。清军倍道兼程，直扑广州。其间，英德、清远、从化等地相继失陷。
　　
　　1650年二月初，清军到达广州后，在白云山依山结营。坚守广州的南明将领，是从前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将军。
　　
　　对于清军来犯，杜永和准备很充分，不仅在城周广布炮台，他还派人围城掘河三道，使河水和海水相通，只在广州城西北面留出陆地，使得广州呈易守难攻之势。
　　
　　尚可喜多次招降，杜永和不从。
　　
　　守城的南明军队誓死抵抗，广州城内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入守城战斗。见广州难以猝拨，尚可喜与耿继茂分为两部，分为两大进攻部分，准备持久围城，在打消耗战的同时，时刻寻找机会破城。他们四处抓掳百姓，强迫当地人民为清军挖壕修垒。
　　
　　广州守城战，持续达十月之久。清军拼死冲锋，南明军奋死守卫，双方拉锯一样相互攻杀，士兵、平民死伤数万，加之溽暑疾疫，城内城外死尸成堆。
　　
　　由于广州城高壁坚，清军久攻不下。
　　
　　胶着期间，把守西门的明将范承恩降清，开门纳敌，终于使南明守军前功尽弃。这位奸贼，本为淮安胥吏出身，乱世抡枪，混上个将爷当，实则无文韬，缺武略，草包一个，在军中一直为人所轻。大凡没有本事的人，自尊心还特强，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一日，城中诸将为永历帝祝寿，广州主将杜永和酒喝多了些，笑骂范承恩是“草包”。就为这两个字，范承恩报复，暗中向清朝投降，广州城最终为清军所克。
　　
　　范承恩不仅与清军约降开城门，他还率自己人掘开炮台之外用以作掩护的水堰，使得清军能迅速攻入战略制高点。
　　
　　尚可喜很有演戏天才，他在命令士兵抱草填水洼涉进后，亲自指挥亲兵用长斧砍开外栅。临进攻的时候，他脱去甲胄，摆出要身先士卒率先登城的样子。
　　
　　其手下亲兵泣谏，几个人死死抱住这位“王爷”，不要他先上。
　　
　　尚可喜忽地一声抽出腰刀，做自刎状，大喝：“士兵攻城不上，你们又不让我上，让我如何对得起大清皇上，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众亲将听话听声，皆嗷然奋起，掉头往城疾奔当肉盾，率清兵冒死登城。
　　
　　南明军勇武非常，拼死捍卫城池。由于叛徒范承恩开西门，又有清军新调来的红夷大炮轰崩数十丈城墙，守军终于不支。
　　
　　经过半天肉搏之后，近万明军被杀，堕入海中淹死的明军几近两、三万人。
　　
　　见城已破，杜永和只得登船逃走（此人最后在琼州降清，没能善始善终）。
　　
　　广州城陷，准确日期为1650年十一月三日。
　　
　　攻入广州后，大汉奸尚可喜怒极，下令屠城。根据各种史料和笔记，可推算出清军在广州城内杀二十多万（不是笔记《橡坪诗话》说的六十多万），血流成渠，积尸成山。广州方园四十里，最终被杀得仅剩七人（《广州城坊志》，黄佛颐）。
　　
　　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著有《鞑靼战纪》，他这样记载广州大屠杀：“他们（清军）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杀死，士兵们挥刀高喊：‘杀！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他们在12月6日发出布告，宣布封刀。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卫匡国所估之数，只是他眼见耳闻的一个数字。广州周围地区被杀的居民，数目远远不止这些。
　　
　　值得一提的是，浴血奋战的南明将士中，还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达官兵”。“达官兵”最早是明初归附明朝的元朝残军，其中包括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由于其间回回人众多，明朝官方文件就以“达”或“鞑”，称之为“达人”、“达官兵”、“土达”等。死于广州城守最有名的三位回族将领，是羽凤麒、马承祖和之浮这三个人，他们被称为“教门三忠”。为此，明朝遣民诗人陈恭尹曾写诗，专门颂赞为大明死难的羽凤麟：
　　
　　天方为教本坚刚，受命先朝卫五羊。生死只殉城下土，姓名不愧羽林郎。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茫。
　　
　　大汉奸尚可喜攻占广州后，坐镇指挥。喘定后，他在广州旧城为自己和耿继茂大修藩王府。饱经战乱的广东人民，膏血横流，成为奢豪华丽王府的点缀。后来，有人上书清廷，指出广东之地不能忍受“二王”坐镇的盘剥，耿继茂才被调镇四川（后改广西、福建）。于是，广东就成为尚可喜一家的地盘。
　　
　　珠江流域本来就是富庶之地，兼有市舶之利，尚可喜富甲一方，连王府门前的一对大石狮皆用上好良玉雕成，可谓穷奢极欲。
　　
　　还没放下屠刀，尚可喜就想立地成佛。在广州期间，这个汉奸王爷崇佛多多，广铸佛像，大盖庙宇，现在广州的华林寺、海幢寺、光孝寺等处庙宇，皆是当时他督民所建。民脂民膏，又因他为自己一家的“修行”而流入恶僧之手。
　　
　　《鼎湖山志》中载有尚可喜致庆云寺主持的一封信，上面写道：
　　
　　“……（我）向年提师入粤，屠戮稍多。虽云火焰昆岗，难分玉石，然而血流飘杵，恐干天和。内返诸心，夙夜自愧……”
　　
　　老汉奸不打自招，道出他攻占广东时犯下的杀人罪行。所以，供佛养僧，无非是想为他自己和全家祈福消灾罢了。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清。转年，人在这福建的耿精忠响应。康熙十五年，尚可喜儿子尚之信劫持其父，也和吴三桂一起树起反旗。三王联动反清，即清史上的“三藩之乱”。
　　
　　知道自己儿子参与对清朝的叛乱，七十多岁的老汉奸又气又恼，上吊后被人救治，但不久即惶急而死。
　　
　　见吴三桂势蹙，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反反复复，不久即向清军“投降”。
　　
　　天下大定后，清廷寻衅，杀掉尚之信及其兄弟数人，充公尚家王府的全部财产。但是，老贼尚可喜繁殖力强，有子女一百多人，并未被清廷全部杀掉。主要原因是，清廷派人剖棺验尸时，发现这个老贼一身满清装束，深博康熙欢心，觉得他一心忠于大清，就免杀他其余的亲属。
　　
　　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尚可喜家族余人全被遣返回尚可喜的辽东老家。
　　
　　有时候，读者们可能觉得苍天无眼。袁崇焕耿耿忠心，被明朝冤杀后，竟无一点血脉传世；尚可喜民族败类，大奸大恶，杀人无数，身后竟子孙满堂。
　　
　　就在几年前，东北海城的尚氏后裔还花钱请了一些软骨学者，给他们的汉奸老祖下结论：“顺应潮流，认清大局，与时俱进。”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礼义廉耻，黑白颠倒。尚可喜这个杀人魔王、大汉奸，一下子被盖棺定论为“支持祖国统一的立下千古大功的‘好人’”。可叹的是，东莞袁崇焕家乡没有什么纪念设施，而在辽宁海城，却有一座新建的尚可喜纪念馆，其“王陵“还被当地ZF出资修萁一新。
　　
　　是非成败，转头皆空。但人间大义，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
　　
　　尚可喜，这位制造广州大屠杀的汉奸，将会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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