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学生活杂谈(下)





　　纠察队
　　同类型的还有卫生队和之前提过的交通队等。
　　小学中低年级时，都很羡慕高年级的能当纠察队。因为纠察队可以管人，而且，小学生每次迟到都会被纠察队登记，对纠察队充满了敬畏之心。好不容易等到五年级，可以自己当纠察队管别人了，也感觉终于熬出头来，扬眉吐气。每天早上，总是在出门前，就要把那黄布绣着红字的臂章别在袖子上；放学了，也不肯拿掉臂章，走起路来，特别神气，大摇大摆地回家。
　　纠察队除了早上登记迟到的人，平常也负责校内风纪，比如午休时有没有人不睡觉，走楼梯有没有乱跑、边走边吃等琐事。不过，有时候看到低年级的萝莉们被登记后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还是会不忍心的。有一次，我为了登记一个人，抱着负责任的热情，跑到对方教室里把他揪出来，没想到他们级任老师也在教室里，我没看到，反而被那个老师骂了一顿。
　　现在看到小学生纠察队还是那副样子，就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很可笑。

　　小学鬼故事
　　其实，小学流传的鬼故事也多少反映出，小学生所谓的“恐怖”只注重表面现象，而不是恐怖的本质。比如说好像每一所学校，以前一定都是坟场、刑场之类的，要不就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半夜会自动传出琴声，贝多芬像的眼睛会转动等，或者是那几尊看起来很邪恶的动物雕像会吃人之类的。排在第一名的还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半夜会自动起来巡逻。并且，这类故事一定要配上“我朋友”来加强公信力，并且“我朋友”一定都是忘了带东西回家，晚上回学校去拿。
　　小学时，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是，前任校长的遗体其实都藏在校长室里，而校长常常在换，就是因为都被学校里的恶魔给吃了。同学在描述时，表情还十分严肃。后来长大问起其他人，怎么大家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鬼故事呢？小孩子的脑袋果然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大人们编出来要小孩晚上不要到学校乱跑的说法。
　　日本学校与美国学校
　　我家旁边的一条马路，每天一到下午三四点左右，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和洋人。马路一边是美国学校，马路正对面是日侨学校。虽然在一般台湾人的小学里，偶尔也会冒出金发碧眼的洋人或名字是四个字的日本人同学，但绝大部分的外侨还是读这两家学校。所以，从小学开始，我们这里的小孩几乎都跟这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有着爱恨纠葛的关系。
　　先说日本学校。小学时每年都会跟日本学校学生做交流，他们每次都会准备很精彩的民俗才艺表演，而我们每次只不过唱个简单的民谣，什么《茉莉花》、《梅花》、《望春风》之类的。在台湾的日本人很低调，虽然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反日情绪，但偶尔被激起时，他们学校的墙上会被乱喷漆，而他们只是低调地将其清除掉。
　　日本的小孩在台湾，即使在冬天也常见他们穿短裤短袖的。他们总是很有礼貌，当然这跟家长本身也有关系。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在公园里面玩球，大家也能很快打成一片。
　　美国学校前面的那片红砖人行道，以台北市的标准来说，显得异常平整。每到下午三点，那条马路一定会塞车，几乎都是来接学生的车子。与日侨学校的纯日本人相比，美国学校里的学生其实四分之三都是黄皮肤的伪洋人。在那个年代，台北市还没有禁街机，不管是哪一国的小朋友，常常都挤在机台前面玩着或看着。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还是如快打旋风（街头霸王）、格斗天王之类的游戏，这时免不了有“国际友谊赛”的情况出现。当然啦！小学生不一定懂得外语，但是，诸如“干”、“Shi*”、“F***”、“八嘎”这类国际通用语还是听得懂的。不过说来奇怪，跟日本人就是不容易吵起来，但是跟美国学校学生常常玩一玩骂一骂互看不顺眼，儿童版的街头霸王很容易就当场上演了。
　　也许，住在这附近的小朋友从小就很懂得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吧！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林强《向前走》




　　那年，有首闽南语歌打动了所有人的心，那就是林强的《向前走》。摇滚以其充满节奏感的旋律，热血的歌词，让人听几次就朗朗上口。跟以前大多数的闽南语歌曲不同，这首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歌词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初生之犊的乡下小伙子，对大城市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发下豪语，要在城市里闯下一番功业的心情，非常励志。当初，我在午间综艺节目里，看到林强忘我又热切地舞动着唱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了。
　　在过去，可能是历史或文化的影响，闽南语歌总是给人一种“悲情”的感觉。当然，这样说不一定精确，但闽南语歌的确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种特殊的沧桑感。日本的统治之后，闽南语歌有了些演歌的江湖气息，再加上后来的酒场酒家文化，闽南语歌开始有了酒的气息，或者说是一种风花雪月及风尘般的苍凉。
　　后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纷纷到大城市工作，所以，也有很大一部分闽南语歌是在描述这些——大概就是以后一定要衣锦还乡，故乡的爱人请等我成功回来，爱人的离别之类的主题。粗略地说，早期的闽南语歌，主题不外乎社会底层、风尘沧桑及市井小民的生活，所以有浓厚的苦命和不认命的哭腔。虽然以前也有些曲风比较不同的闽南语歌，但仍然成不了主流。
　　因此，《向前走》一推出，马上就引起一阵轰动与旋风，在流行乐坛中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仅仅是那种创新的曲风，同时它也让大家发现，原来闽南语歌也可以这么摇滚、前卫、流行、有人文深度。在当时处于十字路口、人心茫茫的台湾，林强以那种傻傻的形象，用不太标准的国语，唱出了许多到台北奋斗、不向现实低头、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的心声，也激起了许多人“只要向前走，什么都不怕”的雄心壮志。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首《向前走》都是许多人喜欢选用的竞选歌曲。
　　这首MV的拍摄地是当时刚建好的台北新火车站，背景画面很好地描述了许多外地人对台北新火车站的第一印象。我的大学同学说，当初他坐火车北上到台北读书，对前途一片茫然时，随身听里放的就是《向前走》这首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台北，台北对他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
　　其实他这样讲，多少也表现了“台北”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差异性。因为许多住在台北市的居民，心里很自然地会有种首善之区的优越感，过了淡水河出了台北市，就算是河对岸的台北县，也好像低了一级。总之，这里的人很习惯用台北市的角度去看台湾的其他地方。
　　再加上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台湾一直有所谓的“南北差异”，北部人跟南部人在思想及个性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当然，这个“北部人”指的是台北人。南部人会说台北人太冷漠，还是南部人热情；可是台北人会说那是因为台北人够理性冷静，不像南部人常常那么粗鲁做事不经大脑。长久以来，电视节目也有这样的画面：台北人低调奢华，中南部人有钱却像暴发户；台北人“高水平”讲国语，中南部比较“乡土”讲闽南语。诸如此类的事，从个性、思想，一直到建设、立场，都能拿来吵或互相讥讽。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战南北”，就是南北部人在那边打嘴仗吵来吵去，大部分都发生在网络上。
　　总之，台北人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最近台湾经济不景气，股市一泻千里，所以，当财政官员在电视上表示希望“中南部的有钱人一起救台股”时，你就知道这句话又将要引发“战争”了。
　　台湾有些人会觉得台北人有点儿骄傲。于是他们一方面讨厌台北，但另一方面又想要到台北来闯闯。同学说，台北车站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当初刚一下车，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与台北这座城市发生关联。
　　林强在那一年可说是红透了半边天，那一句“向前走，什么都不怕”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不过，他后来也慢慢退居幕后。而这首《向前走》在台湾百大流行歌曲里排名第六，在一向是国语歌统领的流行歌坛里，能得到这种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从这首歌之后，闽南语歌如同灌入活水般有了新风气。
　　现在我也在外地工作了，心情郁闷时就会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推荐大家有机会听一听。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初 中





　　

　　1989年初秋，我进入了初中。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妈妈总是骑着脚踏车载我到学校附近的补习班先预习初中一年级的功课。妈妈跟大多数妇女一样，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比别人更强，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作比较。当时我不了解，为什么她们这些妇女都喜欢这样比来比去。后来更大一点儿时，我才明白，原来她们那一代人，成长在台湾最穷困的时代，成长过程中不一定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现在有些钱了，总是希望儿女好，去完成一些他们以前无法做的事。一方面，看着儿女有成就，她们会有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心中的缺憾。
　　在妈妈载我去过几次后，就换我自己天天骑着那辆买菜用的淑女车，穿梭于家和补习班之间。后来，初中也办了入学前辅导班，妈妈很自然地把我送去读，提早感受初中的生活。这一年，我终于不再想弹钢琴了，妈妈似乎也放弃让我继续学了，转而逼着妹妹继续学下去。在传统台湾人的心目中，如果有点儿经济能力，家里的女孩子都应该送去学钢琴，而娶媳妇若能娶到一个会弹钢琴的，那似乎就是幸福家庭的保证。
　　九月，正式入了学，许多女孩子不得不把漂亮的长发剪短。我也剪了一个比较好整理的平头，感觉很蠢。我们这个学校还好，是男女合班的，有些学校是男女分班，甚至还有纯男生或纯女生的初中。
　　同学们都来自学区内的不同小学，但也有几个同学是以前就认识的，幸运地被分在同一班。比较特别的是一对双胞胎，张忠仁和张忠义，因为是台湾成功分割的第一对连体婴兄弟，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们都是社会注目的对象。在小学时，他们也跟我同校，但不同班，初中时同班。在小学时，其实大家并不太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对别人有不太礼貌又粗鲁的举动。倒是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家长都能对他们有所理解，并劝小朋友们多多体谅他们。也因为他们，我们班教室从四楼搬到了一楼，方便他们两位行动。不过这样一来，教室就在训导处旁边，我们变成了天天被盯的对象。
　　因为在训导处旁边，所以天天都可以看到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要一听到训导主任广播“某年某班某某人，到训导处报到”，就知道有好戏看了。过了不久，就能传来打屁股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
　　上初中后，可能是认识的人更多了，看得更多了，欲望也就更多了。有一阵子，我偷父母的钱偷得很凶，偷到妈妈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多出财物来。我又喜欢摆阔，这些钱都会拿去买东西请同学吃，因此交了一堆酒肉朋友。但是，后来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偷钱的欲望突然全都消失了。跟几个初中同学不经意间聊起这个话题时，才知道大家几乎都偷过父母的钱，以前都很不懂事，都是大了后才去跟父母道歉。
　　初中的生活不如小学那样快乐，经常都是在考试及体罚中度过，因为老师也有业绩压力。可的确，那时候玩心太重，不受点儿小小的处罚也不会主动去读书。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容易看得出来谁主动谁被动，谁能用功读书谁爱玩。而到底谁未来有出息，等到我们这几年同学聚会时，才发现，这还真没有个定数。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职棒开打



　　

　　这一年，职业棒球赛开打，将台湾已经流行许久的棒球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棒球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最早是日据时代传进，到1945年以后，棒球运动更是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自台东深山里的红叶小学少棒队，击败了来访的日本冠军队，为这支最初只能用木棒和石块练习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而来年的金龙少棒队参加美国少棒联盟于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并夺得冠军，更将全民对棒球的疯狂推上了新高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半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代表队在国外的比赛，是一种共同的回忆。而那些年，青少棒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也是夺冠连连，打遍天下无敌手，拿冠军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当然，那些都有时代因素。事实上，美国的少棒联盟本质是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台湾却处心积虑地营造“台湾人是世界一等”的自我催眠。人家是夏令营杂牌军，台湾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为了求胜硬是土法炼钢式地练习。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成棒也是扬威世界，历次打败如古巴等世界超强队伍。可以说，当时的棒球选手都是从小就参加世界赛事。但是，当时并没有良好的职业队伍制度，只有类似联赛的赛制，所以当初也使得不少球员离开台湾去外国打球。
　　1990年，为了避免甲组成棒联赛观众日益减少以及优秀球员流失，“中华职棒联赛”终于开打了。成立之初，共有统一狮、兄弟象、味全龙、三商虎（排名不分先后，否则就会知道球迷是很可怕的）这四家企业成立了球团，投身职棒运动。当年上半季和下半季总冠军分别是三商虎和味全龙。翌年，中华台北奥运棒球代表队更在巴塞罗那奥运上拿到银牌，让全民为之疯狂。在各种媒体以及亲朋好友间的推波助澜和口耳相传下，从此，棒球不再只是参加世界比赛拿冠军这样的意义，而是真正成为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后来职棒队伍增加为六队，但职棒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几年后发生了职棒签赌案等事，职棒陷入黑暗期。在这期间，就连创始的味全龙及三商虎队都解散了，伤了许多球迷的心。而许多一流的好手，也相继被美日等棒球强国挖走，以至于我许多朋友在很多年后，看到中华台北队赢球，全场的蓝彩带（三商虎的颜色是蓝色的），会感动得哭着喊:“三商虎终于夺冠了，呜呜……”另一个朋友，在康师傅回台并购味全龙之后，裁掉棒球队，他跑到顶新的办公室前大喊：“康师傅，还我味全龙！”一直到2000年后，热潮才重新回来了。
　　总之，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全家出游，在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大陆人









　　1990年夏天，爸爸到肯尼亚开会，因为要与一些人同去，索性组了一个团。在开会之前先到一些地方旅行，同行的当然还有与会者家属。全家托爸爸的福，也跟着去了。
　　第一站是以色列。这一行程很符合当初台湾基督教徒喜欢“圣地游”的习惯，但因为衔接问题，必须转机很多次，因此先经香港转机到罗马。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爸爸认识了一位从大陆来、要去非洲某地做生意的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跟大陆人接触。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以及用词与我们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同样是说中文，但总觉得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认识之初，大家的对话好像都有些试探的意思，但后来也越聊越开，什么话题都开始说了。像爸爸这种爱传教的人，当然也会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向这位先生传福音，送了他很多书。因为这位先生一点儿都不懂外文，因此到罗马机场后，也是我们的同行团员帮助他办理了所有转机相关手续。总之，这次的接触，对我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本只能在画面或书本里看到的平面的大陆人，一下子都变得立体起来。这其实跟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转变一样，从文字到画面，再从画面变为实体。
　　我们到罗马后待了约5个小时，接着要飞到希腊雅典转机。降落雅典前，我第一次由空中看到爱琴海那湛蓝的海水。在雅典过境大约要6个小时，大家在机场里觉得无聊，干脆跟那些海关去争取，没想到还真的争取到了落地签证。于是，全团约20个人，从机场包了几辆出租车直奔雅典市区。同行的一个牧师，特别问了当地导游亚略巴谷（圣经使徒行传里，保罗在雅典的传教地）在哪里，原来就在卫城旁边的一个小谷地，那位牧师走过去一看，竟泪流满面。接下去看了柏拉图的“学院”遗址。当然，那时候很笨，并不在意，多年以后我读大学哲学系，才理解到那个地方意义多么重大，只恨当时没能多看几眼，多拍几张照片。
　　晚上，飞机由雅典直飞以色列台拉维夫。因为那阵子东欧集团陆续瓦解，犹太人掀起了返国潮，因此机上有四分之三的乘客都是犹太人。当飞机降落在台拉维夫机场，机轮触地的一刹那，整个机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等到下机时，发现还有不少人眼眶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
　　台拉维夫机场安检极其严格，导致出海关的时间非常久。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个知识渊博的老头，不过他是个巴勒斯坦人，以至于在后来几天，他一抓到机会就骂以色列ZF，幸好司机听不懂英语。在以色列的几天，大概就去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加利利等几个《圣经》里比较常出现的地方。以色列虽然是个犹太教国家，倒也挺会操作这种以宗教为卖点的行程，这些与《圣经.新约》有关的景点也大多数都有东正教会。看来，世界各地有一堆来“圣地游”的游客。
　　在某天的夜里，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寂静的远方传来一声枪响，响彻整个夜空。当时就心想：“该不会开战了吧！”然后又昏睡过去。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新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整个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街上军人比前两天增多，连战车都直接停在重要的街口。当然，这也给观光客更多的机会找荷枪女兵合影。
　　在以色列待了几天，就从陆路往埃及走，在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与其说严格，不如说刁难。有经验的导游拿了一些钱出来塞在海关手里，结果海关连检查都不检查就让过了。过安检后回头再看，好像所有旅行团都是这样做的。
　　过边境后，各旅行团的班车都已经在等，但要等这一批旅行团全部都过关上车后，整个车队才会前后都有军车保护着前往开罗。这段路要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沿途看到不少废弃的战车遗骸，都是当年以埃战争时留下的。行驶大约七小时后，到了苏伊士运河，连人带车都上渡轮，过运河后再次上路。这时离开罗已经不远了。
　　这段路大约走了九个小时。因为行程的关系，只在埃及停留了三天，只在开罗玩而已，能想得到的景点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也去过了。第四天清晨坐飞机至沙特的吉达转机至肯尼亚。当时正值战争爆发，沙特又是在最前线，机上每个乘客表情都很凝重，生怕飞机就这么被飞弹射下去。顺利到了吉达机场，安检又是严格到极点。虽然只是转机，但前前后后被安检了七次，连爸爸那本厚厚的《圣经》都被拿起来翻，大概是怕里面藏枪吧！
　　那一年的前不久，刚好沙特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当地人对台湾还是熟悉的。在机场里的商店乱逛，说是台湾来的都还挺吃得开，再加上我们几个小朋友……嗯……应该还算可爱啦！所以那边的免税店店员，一直塞糖果给我们吃，还一直叫人来看。原来台湾来的小朋友那么稀奇啊！
　　顺利到了肯尼亚首都奈洛比，爸爸与同行人员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家属们则参加大会组织的游览行程。每天都有许多不同行程可以参加，不过在肯尼亚就是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去看野生动物。大会安排的餐厅是会场楼下，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广东老头开的。这个老头已经在肯尼亚住几十年了，虽然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几乎都是他儿子代为翻译的，不过看得出，老头看见同样是黑头发的中国人后，非常激动。
　　从肯尼亚回来后，顺路又飞到罗马玩了三天。当然，对小孩子来说，什么千年之都呀，不是重要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在那些街边或百货公司，用羡慕崇敬的眼神仰望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神奇华丽的各类商品。此外，也忘记了因为什么事被妈妈处罚，在餐厅吃饭时被叫出去大骂一顿，并在一群洋人面前罚站，原来这就叫“出洋相”。
　　我一直非常感谢父母给我这次机会，带我们出去玩。大概就是因为这次经历，培养了我对旅行的爱好，我比较喜欢自助游的习惯大概也是那时确立的。因为当初不能脱团到处乱跑去看想看的，让我觉得很痛苦。现在一赚到钱，有机会就往外跑，游山玩水的，结果导致一事无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初中课程



　　

　　1990年暑假过后，我上了二年级，原来的班级没有被打散，倒是换了个杀手级的班导师（班主任），比较年轻，教数学的。教得好是有口皆碑的，但同样的，体罚起来也毫不手软。初中二年级的学习科目有国文、数学、英文、理化、地理、历史、生物，上了三年级还多加一科地球科学。每天早上都会来一次考试，老师会给每个同学设标准。本人资质较差，数学只要考60分就好，偏偏我又常考不到这个分。其实大多数同学都考不到标准分数，所以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就成为大家心惊胆战的时刻。老师一边狡猾地笑着，一边念名字发考卷。同学们一个个到台前领考卷，若是没考到标准，就自己乖乖伸出手来，该打几下打几下，最多20下。不过说来也怪，虽然大家都害怕考不好被处罚，但就是不懂去努力读书考得再好一些，而是一次次心存侥幸。
　　说起体罚，每个老师有不同的风格，就连教鞭用的都不一样。有些喜欢拿热融胶棒，有些喜欢拿长长扁扁的木棒，有些喜欢用细细的藤条。所以，最后大家也养成一个习惯，新老师一进来，我们就看他手上有没有拿教鞭。有些老师把教鞭带进教室，就让人感觉寒光四射。
　　后来，同学们也发现了被打时的反制方法，比如说先在手上涂酒精或红花油，跟老师硬碰硬。另外也有一个以柔克刚的方法，就是每次被打到的一瞬间，手掌顺势往下掉，减低冲击力。但终极方法是一个很聪明的同学用物理学的原理发现的，就是双手不要合拢，尽量张开一点；并且靠近老师手腕的那一边要比较高一点，如此一来，打到的部位是手掌肉多的地方；而且根据杠杆原理，越靠近持鞭处力气越小，打下来碰到另一只手掌时已经没什么力道了。从此，我们根本不怕藤条棍子了，但还是要装得很痛的样子。
　　处罚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打手外，有些老师还会捏眼皮，捏嘴角，捏耳朵，而且可以把耳朵扯到整个人都抬起来（隔天都会淤青），拉完以后还真怀疑耳朵还在不在，或者有些老师喜欢罚半蹲，双手抬椅子罚站。更狠一点儿的会叫你去操场跳上几圈青蛙跳，这时你就会恨不得被鞭子抽，早死早超生。不过老师处罚学生，似乎要看对象，好学生偶尔犯错不会被处罚。当然了，在老师心目中，学业成绩优秀的，当然就是好学生。
　　其他课程，还有音乐、美术、家政、工艺等副科，后面这两科比较特别一点儿，当时是男生上工艺课，女生上家政课。工艺课有专门的工艺教室，会教学生做一些木工或简单的铁工。家政课则是女生学习做菜烧饭、缝纫之类的课程。但是到了妹妹上初中时，这两科已经变成男女都要上了，大概和那时候妇女团体强烈要求男女平等有关。总之，初中的学习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升学，一切以升学为导向。一切与学业无关的课程都尽可能被忽略，那些课程时间也都尽量被拿来上主科课。
　　我比较了数理化及英文等课程，发现，其实大陆与台湾的课程内容都差不多；而在国文方面，当时台湾的国文教科书，则几乎都是文言文，一册里大概只有两三课是白话文，占全部的二成而已。并且，文言文几乎是每课必背。其实，并不是所有老师都那么喜欢文言文。初中三年遇到不同的国文老师，有些要求能写出简单的古文，有些则抱持着古文无用论，要求能写出词义通顺的白话文即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与地理课程。历史教学，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朝一代慢慢教下来的。几百年以前的事还好，但到了近代，可能是时代近了吧，烦琐的事越提越多，比如清末的一大堆条约，每个条约签订的年代、为何要签订、签订后的影响等，都要求填鸭式地背下来。这时候你就会特别咬牙切齿地深深叹息，恨铁不成钢，哀叹为何我国到了近代是如此的羸弱不振，搞得条约一大堆。其实背到最后，除非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大都会搞混淆。在当时初中的填鸭教育环境下，不只是文科要求背，更极端者连理科也会要求背一些定理公式，老师也没有太多时间告诉你这些定理公式是怎么推演出来的。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地理课的教学。初中三年的地理课，四分之三是中国地理，其余是世界地理及概论。在中国地理方面，是一省或直辖市为一课。当时台湾教的还是沿用国民党时代的地图，所以东北还是“九省”，北京还是“北平”，乌鲁木齐还是“迪化”，“首都”还是南京。其实地理课让我看尽各地的图片，是挺好玩的。当时教到山东省一课，一张青岛的图片——红瓦的德式洋房，隐藏在海岸边的绿树丛中。我可完全被雷到了，从此爱上了青岛。那几年，两岸比较开放了，妈妈也买了一整套《放眼中国》的画册，这套书及地理课本算是我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初步认识。
　　地理课程看似有趣，但真的为了考试来教就很极端了。学生被要求牢记各省的城市、山系、水系、铁路、气候、天然资源及农作物，所以要背地图。考试时，常常是一个空白的某省地图，要学生们填出题目要求的东西。
　　比如说，漠南四大盐区是哪里？答案是：乌珠穆沁旗的乌盐，苏尼特旗苏尼特盐池的苏盐，阿拉善和硕特旗吉兰泰盐池的吉盐，鄂尔多斯的鄂盐。当我看到这种题目时，脑袋神经就好像“啪”的一声突然断掉，瞬间大暴走，一头撞死的念头都有了。
　　还好，那时我地理还算不错，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深刻记得大陆各地的山系、水系分部。比如现在问我，湖南省的四条重要河川是什么，并从南到北依次排列，我还记得是湘、资、沅、澧。江西省主要水系顺时针排列，是昌、信、赣、修……
　　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间开始有些交流了，许多以前不让百姓知道的事也渐渐藏不住了，编课本的单位不得已，只好在课本后加了几句：“此种划分，殊不合理，将待‘光复’后，予以调整。”真是一种让人尴尬的鸵鸟心态。
　　以中学课程的编排来说，重理科而轻文史，着眼主科而忽略副科，当然这跟升学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多少也跟台湾的环境有关。因为台湾是个海岛，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并非是百工备俱的社会，也就是说台湾是靠制造业和海外贸易起家。台湾地狭人稠，土地不足以养活人口，制造业及贸易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因此，与制造业、贸易业息息相关的理工科和商科是被台湾人选择最多的科目，进而因为工作导向的关系，无形中也影响到台湾人的价值观。
　　台湾各大学里不同专业的热门程度，往往是反映就业市场的风向标，往下就反映到了中学课程中重实用的理科而轻文史，因为没有人愿意拿饭碗开玩笑，家长也不愿意。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91，“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


　　

　　1991年，台湾当局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运行了四十几年的奇怪法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有这条暧昧不清的法令，当局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解释它，以利自己的统治。几十年来的政治及社会发展历程，都处在这条法令的阴影之下。
　　所以，我们仿佛昨天都还在那片“秋海棠”上度过，突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只是在一个番薯小岛上。
　　举些例子，比如过去有许多的所谓“义士”，他们只要驾机或劫机投奔台湾，当局马上赏一个官位，还可以领黄金。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废止，大陆人劫机来台，叫劫机犯，依法判刑，刑满还要遣送回大陆。在1990年初，一直不断有大陆民航机被劫持来台湾，无形中造成了很多次直航。
　　离题了，总之，这条法令的废除是相当有意义的，不但表明政治发展慢慢回到“宪法”正轨，连带的许多不符合体制的组织处、室和黑机关都一并废除了。
　　那两年，警备总部和“人二室”都相继废除。警备总部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边就提提“人二室”吧！关于“人二室”，以前的大学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某校，老师在讲台上讲美国总统大选，写了一个“民”代表民主党，写了一个“共”代表共和党，老师指讲台上的“共”说他赢了，指着“民”说他输了，刚好窗外走过的一个人听到，第二天这位老师就消失了。
　　这样也就想到小学时的一件事。1987年以前，学校都会有些“爱国”教育课程。在这类课程里，比如说作文课，就要写一些关于政治的题目。当然，不管什么类型的作文题目，文末都会来一句“拯救水深火热同胞”这类的制式结尾。
　　当然，那时候比较小，不识相，竟然就举手问了老师：既然大陆武器这么烂，那为什么我们还不快“反攻”呢？那是一定会成功的啊！
　　“呃……因为我们都是同胞，所以不能用武器攻打他们，这样会伤害到同胞啊……”
　　老师讲了一堆道理，其实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以为很有道理所以才听不懂。那时候老师心中应该是捏了把冷汗吧！如果回答有个闪失，隔天可能就看不到他了！
　　当初，不仅学校里的教职员工有言论的压力，一般公务员也会有。过去，台湾的各级行政机关或校园里有一个特殊的处室，就是刚才谈到的人二室。对公务员来说，这是个让人印象不太好的单位，表面上“人二”里的人也是公务员，也有正式编制，但实际上，他们又不归工作单位的首长管，人员都是调查局空降下来的。这个处室的工作，就是负责行政机关或校内师生的政治侦防、思想检查考核工作。因此，可以说，当初每个人都会有份“档案”，伴随着你一生，你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人二”把老师分成三人一组，组长要监督组员的言行举止是否“正确”，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除此之外，教师还要不定期去听“演讲”，简单点说，就是洗脑，然后还要写心得报告。老师也有作业——有一次我打扫时，在垃圾堆里捡到老师的剪报作业，上面贴了一堆内容和谐无比的新闻及长官讲话，加上老师的心得报告。捡回家后让爸爸看到了，还被耻笑了一顿。
　　还有一次，我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见几个老师正在聊着八卦。聊得正开心，突然间话题一转，变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国泰民安、如沐春风之类的，桌上的《自立晚报》（当初比较开明的报纸）也被他们赶紧收了起来。原来是“维安秘书”走过来了。
　　所以啦，在校园里负责人二的“维安秘书”，可以说是大家都不喜欢、但又不敢得罪的人。人人都怕被记上一笔，对考核及升迁产生影响。因此，人二室的废除，可以说是对校园内思想自由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警备总部，那更是动员戡乱时代下的产物。它的任务包山包海，从前线支援到后方维安都包办，其实任务有点儿像JC，但又有侦防的功能。由于国民党当局非常害怕所谓的“思想渗透”，对于“可疑”的言论，一向采取“宁可错杀一百”的毁灭性扑杀手法，因此，管理最广泛深入、任务无所不包的警总便成为当局最方便有效的管理工具。
　　警总最令人诟病的业务，就是对台湾地区人民的思想与言论的管制。前面也曾说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就是指台湾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思想言论都会先“自我检查”一番，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些压力。因此，随着“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除，警总这种不符合台湾法律规定的黑机关也跟着一并撤除。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不仅代表台湾当局未来再也不能依自己好恶来对民众任意进行拘捕，也代表体制慢慢回到正常的道路。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92，“四大天王”抢滩台湾流行歌坛



　　
　　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歌坛，掀起了港星大举入侵的新高潮。主要原因是台湾本地唱片市场开始萎缩，而像国际唱片品牌如宝丽金，开始推出刘德华、黎明等人的专辑，其外形和包装都是台湾本地歌星无法比拟的。事实上，有许多港星如刘德华、张国荣、张学友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试着抢滩台湾，但当时他们的曲风不对路，对台湾市场的敏锐度也不够，因此就铩羽而归。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再度抢滩时，可真非昔日“吴下阿蒙”，一下就席卷了整个台湾市场，引领风骚。
　　在这期间，香港娱乐媒体首次将“四大天王”称谓给予了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人。此举突然将四个人的地位推向高点，无形中也将其他歌手贬了下来，而当时当红歌手还不少。这种封法虽然多少有些玩笑成分，但被封的人却是幸运的。在当时香港歌坛，前三位都已是畅销歌手，只有郭富城是前一年才突然蹿红的。
　　郭富城是怎么一夜爆红的呢？在1990年台湾的一个摩托车广告中，当时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舞者郭富城，在广告中被女主角泼了一杯水后，开始骑着那辆小速克达追女主角。唯美的广告画面，配上高明骏与陈艾湄合唱的《谁说我不在乎》，大家纷纷开始讨论那个被泼水、一脸无辜的帅哥是谁。郭富城就这样一夕成名了，不久，他便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对你爱不完》。郭富城那个如同一个M字形的麦当劳头型，成为年轻男生模仿的典范。“对你爱爱爱不完……”那个挥手三下再转一圈的手势，也成为大家喜欢乱学的动作，尽管大家都只会唱这一句而已。所以说，郭富城是从台湾红回香港的。
　　所以，可以说，虽然港星抢攻台湾市场，但也表示台湾是华语流行歌坛的重镇，能在台湾大红就能在各华语地区大红。如郭富城，在台湾大红后也红回香港去，瞬间成为四大天王的一员。另一个红回香港的歌星是杜德伟，他在台湾由滚石唱片推出的《钟爱一生》，是由著名制作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深情而有点儿灵魂乐的歌声，销售成绩成为所有港星中的第一名。当然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很会跳舞。在那几年，会跳舞的歌星特别受欢迎。
　　在台湾本土歌坛方面，“小虎队”的成功带动了许多男孩团体纷纷成立，但大多是昙花一现。在男孩三人组方面，只有香港来的“草蜢”大有接班的声势，而“小虎队”队员们免不了也会遇到兵役问题。兵役问题一直是许多未服役，尤其是偶像型男艺人心中的痛。一旦服役，就意味着接近两年的时间从舞台上消失，马上会被观众忘掉，因此许多台湾男艺人纷纷以拖待变，延后服役，或想尽办法不要服役。反正，“小虎队”的陈志朋是乖乖去当兵了。为了抢攻“小虎队”留下来的这个偶像市场，各家公司纷纷推出偶像型新人，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小旋风”林志颖。他唇红齿白，目送秋波，全身如会发光一样，让少女极其疯狂，号称“志颖之后，再无志颖”。当时，初中班上曾有女生一天之内把林志颖专辑听坏的纪录。
　　但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有一阵子，好像很多人突然开始讨厌他，喜欢林志颖的都会被排挤。几年后，林志颖也要去当兵了。入伍当天，从电视上看到大批歌迷把火车站给挤爆，甚至有疯狂的歌迷不惜跳轨挡住火车，搞得林志颖只好自己改搭出租车到营区去。
　　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对所谓“文艺青年”来说，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优克李林。这个合唱团体——李冀和林志炫，一人演唱，一人伴奏。当年他们第一张专辑里的那首《认错》，林志炫那悠扬的假音犹如天籁般惊艳歌坛，技压群雄，也让这张专辑大卖。后来他们推出了《少年游》专辑，这首歌几乎成为每次郊外活动大家必唱的歌曲之一。
　　也不是所有的歌曲形象都那么正面。当时有位歌星叫李明依，总是以一副叛逆形象出现。他出了一首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也成为一个口号在广告里大肆播放，成为当年的流行术语，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为了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相关广告歌曲即遭禁播。到了现在，每次一讨论到青少年的叛逆问题，还总是会引用这句话。
　　从那几年开始，KTV在台湾大为流行。KTV的原型是MTV，名字是取自美国MTV音乐台，即影片放映厅，是一个一个包间的，许多朋友可以在里面一起看影片。后来KTV也采取这个方法，加上卡拉OK，就变成这种包间唱歌的形式，唱歌开始成为全民运动。KTV也带动了“口水歌”的流行。所谓口水歌，即沾别人口水的翻唱歌曲，所以有许多歌星也推出那种包含一堆过去的畅销歌曲的专辑，大杂烩般集中在一起。因为每一首歌都是耳熟能详的，这让民众买来一次听个够，颇适合用来练歌。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初中能力分班



　　

　　上了初中三年级，我就读的学校也如同大多数学校一样，以学生的学习能力来分班，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是分为A段班、B段班。说好听一点儿是因材施教，其实就是一切以升学率为导向，将一切资源都集中在A段班升学上。B段班呢？就是所谓的“放牛班”，放牛吃草去也。
　　所以，到了初二升初三的暑假，学校在决定分班时，台面下就会暗潮汹涌，各种请托送礼的事不断，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儿女送进A段班去学习。老师受了拜托，学生资质又不怎么样，那该怎么办呢？因此，又出现了所谓的“人情班”，其实大家心照不宣，都是这种原因被集中到这个班来的。本人资质驽钝，又不太好学，因此，虽然妈妈也千方百计打点，不幸还是被丢进B段班了。
　　学校大概是怕A段班学生被干扰，因此以中庭走廊为界，将A段班跟B段班分开。每次走到A段班教室区，都会感受到所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当然还有教鞭的鞭打声、被处罚时的哀号声。反正，走到这里都会觉得环境特别美好和谐，草木似乎也特别青翠。而一走到B段班教室，就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就算是上课时间，也常传来吵闹及音乐声，走廊好像也比较破旧，偶尔还会有窗户被打破的凄厉清脆之声传来。两边反差之大，令人恍惚。
　　以当时一般的社会价值观来说，A段班就是爱读书的好孩子，B段班就是不爱读书的坏孩子。B段班也真的是这样，鱼龙混杂，老师也不太管，不出太大乱子就好。身在其中，就算有心念书，也会被不爱念书的影响及嘲笑。
　　初中的能力分班制，的确造成当时大家的“族群对立”（好班与坏班的对立），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有种奇怪的现象：好班学生不屑与坏班学生为友，觉得自己层次高人一等；坏班学生也不爽与好班学生为友，觉得他们态度太跩。就算学生本身单纯，心里没有这个分别，老师也会提出警告。当初班际篮球赛，B段班的赢了A段班的学生，就听到A段班的一个老师放了一句话：
　　“哼！让我来做教练，我把A段班所有最聪明的学生集合起来，照战术打一次，肯定打赢你们。”
　　就是这种心态，让A段班与B段班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开！但不止B段班里有不爱读书的问题，A段班里也存在着同学情感疏离的问题。因为自己班上同学实力过于接近，所以竞争更为激烈；一旦竞争太过，每个人都自顾自的，恨不得少一个敌人而自己考上好的高中。
　　当然，也有许多热情的老师抱着不放弃B段班的心理认真教学，这些大多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老师。但我们也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老师的热情理想被硬生生打碎，一个接一个黯然地，甚至是哭着离开。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鬼冢英吉或金八老师，于是最后只留下学生们继续嘻嘻哈哈。当然同学们也不是没有自觉，常常组织起来自我检讨，但不久又萌发故态。所以啦！聪明老练的教师被派来教B段班，都懂得先跟学生称兄道弟，然后再约法三章，说明上课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此，不但能得到学生的尊重，上课过程也会比较顺利。
　　当时不太爱读书，在B段班挺开心的，但又看到父母忧心忡忡，所以心里真是有些矛盾，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回头来看，那些所谓不爱读书的坏小孩，其实都是比较缺少理解和关心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这个样子，谁来体会他们嘻嘻哈哈背后的焦虑呢？几年后，台湾的社会掀起了一股要求废除能力分班制的声浪，认为凡是学生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学习能力而有所区别。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资质都一样，能力分班是必要的。对于B段班来说，主要还是看老师的教学态度，是真的让学生放牛吃草呢，还是有技巧地引导学生。
　　后来，台湾当局明令禁止能力分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象还是一直存在于台湾的初中里。
　　当时，学校还有另一个比较特殊的技艺班，即面包班，也是一些不爱读书但想学一些技艺的学生组成的。现在来看，可能最聪明的就是这些人了。虽然当时许多家长很BS这些人，认为读书才有用，但若以目前社会价值观来论成败，当时读面包班或学习汽机车修理的许多同学，现在的收入都远远超过后来一路读大学上研究所、进公司上班的人。而且，生活又悠闲，他们在同学会时一度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所以，人生真的是很难说。

廖信忠

　　1993
　　我们台湾这些年：迈克尔.杰克逊台北演唱会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事情的发生，对台湾来说都是第一次。1993年，有一件让台湾社会及无处发泄的青春为之疯狂的大事，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台北演唱会。作为国际流行乐界的超级巨星，他要来台办演唱会的消息也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公布了，所以前一年时，他那长达11分钟的MV《BlackAndWhite》便在台湾引起一阵轰动。那一年，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秀也在台湾流行到最高点，从综艺节目到小朋友的游戏，大家都在学月球漫步及倾斜45度（不过根本学不来）。
　　从迈克尔.杰克逊刚下飞机的那一刻，他就无时无刻不被媒体及歌迷紧盯，载着他的车子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歌迷骑着摩托车疯狂追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个歌迷带着一条小狗，追着迈克尔的车子，追上后拍打着车窗，要将小狗送给他，没想到迈克尔真的开窗把小狗给收下了。此外，当时他所住的晶华酒店，楼下时时刻刻都有大批歌迷守着，每当迈克尔出现在窗前挥手，总会引发歌迷们仪式性的尖叫及哭泣。
　　迈克尔在台的生活花絮也是媒体所关注的。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要求洗澡都用矿泉水，这引起了许多非议。当然，那时候该牌矿泉水也热卖了一时。而在1993年的台北市，市区里仍然混杂着一些老旧眷村小区，当时晶华酒店背后就是一个旧眷村。说是眷村，其实那里已经是个贫民区了，当时拆或不拆一直悬而未决。所以，当迈克尔住进五星级的晶华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时，社会上就有一种声音出现：非要把那片棚户区拆掉不可，不然以后国外重要人士来访，住在这里看到台北破旧的一面，那真是丢脸。这个地区等到几年后陈水*当台北市长时才开始拆除，变成了一个都市公园。
　　演唱会当晚涌入了4万观众，到现在一直都是台湾演唱会人次最多的。虽然门票一张5000元，在当时已经算超高价，但大家就算用抢也要买到。早在开唱前48小时，就已经有人在露宿排队了。
　　我们同学几个，不管是前几个月就开始打工挣钱还是死缠烂打地跟家里要钱，都好不容易抢到了票。所以这48个小时，我们也排班轮流在那边排队，因为毕竟摇滚区那么大，大家都想最先冲到前面一点的位置。
　　虽然连夜排队累得要死，但到进场这一刻，大家都好像又活了过来。在舞台正前方的摇滚区非常拥挤，天气又热，那么多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是非常可怕的，几乎要让人窒息，真是又HIHG又痛苦。
　　等到演唱会正式开始，迈克尔那爆炸性的出场后就在舞台中央定格了3分钟不动。现场尖叫与哭声不断，每个人都用尽全身力量喧泄般大吼大叫。这个时刻，他的确是流行音乐之神，如同在接受现场数万信徒宗教狂热式的顶礼膜拜。观众也在这种狂热的迷幻兴奋中得到了无比的释放。不过，也有人光是在这3分钟间就已经晕倒被送出去了，搞得整场演唱会都没看到。
　　整场演唱会，时而震撼人心，时而又让人感到温馨，这种交错的感觉都加深了迈克尔神秘又危险的感觉。观众是如此的狂热，导致现场温度越来越高，因此水柱也不停地洒向观众。我以前以为演唱会上喷水柱只是一种效果，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在降温上是真的有很大作用。可真实情况是，观众被喷到后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更亢奋。
　　现场是如此的闷热，所以也不断有人晕倒——说是晕倒，其实人已经挤到你连倒下去的地方都没有，就像一具软棉棉的肉体被人夹立着而已。工作人员也挤不进来把他们送出去，那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只好三人一组，踩在一个又一个观众的肩膀上慢慢走进去。到了晕倒者旁边时，因为他是被挤着，所以工作人员只能如同“拔萝卜”一样，蹲下去慢慢把那个人给“拔”出来，然后再一起踩在观众肩膀上把他给抬出去。
　　当晚，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还是台下观众的种种反应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对台湾人来说，不管是迈克尔的演唱会还是他的排场，都让人见了世面。
　　从他来台湾前到离开台湾后，台湾的舆论界、教育界、文化界、流行乐界爆发了一阵阵的大论战，或者说是大混战更恰当，三个多月后才平息。
　　现在想想，全世界应该只有迈克尔.杰克逊穿黑裤白袜而不会被时尚界嘲笑。过了三年，他的“历史之旅”全球巡回演唱会，再度来台演唱，把什么航天飞机、战车都开上了舞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欧美流行乐界的天王天后们相继来台湾演出。我至少看了惠特妮.休斯顿及玛丽亚.凯莉的演唱会，这些都是那几年令人难忘的回忆。但到了现在，迈克尔永远和我们告别了，惠特妮吸毒废了，花蝴蝶凯莉也过气了，等了十几年，台湾还是没等到麦当娜的演唱会，这实在是个遗憾……